干部“能下”之后

    打破传统单一的干部职级体系，既要让肯干的人“上”，还要让不会干不想干的人“下”，要让干部不仅关注其“位”，更要让其谋其“事”，形成新的干部能上能下的竞争激励体制，创造良好健康的干部晋升和淘汰环境已显得尤为重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遵照认真执行。

　　《规定》一经推出，便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

　　一直以来，我国领导岗位的任命一直是能上居多，能下者寥寥无几，这样的任命方式形成了大量的人员机构臃肿，形成部分领导干部作风保守不思进取的思潮。

　　而本次《规定》的实施，通过建立干部“能上能下”机制，真正把“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的干部放下去，把“为官清正、为官敢为、为官有为”的干部选拔上来，有效增强干部队伍的活力。

　　“这样才能让干部制度形成良性循环，让良好的人事机制和用人导向形成风气，对我国的反腐工作以及改革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

“庸官”下不去

“廉吏”就上不来

　　随着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召开，我国依法治国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新的政治形态也正在逐渐形成。

　　正是因为这样的新形态，使得一些官员由原来的乱管事瞎管事转变为不管事不问事。怕担责任、怕惹事端,“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宁可不做、不担风险；组织考核、没有缺点”“只要不犯错，就能熬成婆”成了一些官员信奉的主要信条。

　　长此以往，如果没有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和疏解，不仅会使干部产生精神倦怠和职业惰性，也会让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寒了心，必将阻碍改革事业的快速推进和社会治理的健康发展。

　　竹立家告诉记者，之前，由于我国干部任用的体制问题，这样的干部几乎很难降职，升职完全靠熬日子，而对于很多能干的基层公务员来说，这样的制度就会严重阻碍他们的上升通道。

　　“打破传统单一的干部职级体系，既要让肯干的人‘上’，还要让不会干不想干的人‘下’，要让干部不仅关注其‘位’，更要让其谋其‘事’，形成新的干部能上能下的竞争激励体制，创造良好健康的干部晋升和淘汰环境已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发达国家解决人事制度问题的重要途径。这样不仅可以规避过去过分偏重等级职位体系的弊端，还能让只唯上只唯权而容易导致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得到改变。”竹立家说。

　　因此，如何把能干的人选上来，目前来看不是如何去发现人才，而是如何把不能干的人推下去。而本次规定的出台恰恰是打通了这样的渠道，这样的干部任命潮流可以打破原有的旧的封闭的人事制度，让真正让有能力、敢担当、有本领的干部成为改革事业的主力军。

如何把不能“干”的淘汰

　　其实，中国官员“能上不能下”的风气由来已久，在传统“奖功不罚过”的心理暗示下，“下”成为绝大多数官员难以被触碰的底线。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曾经在干部能下的方面做过诸多次尝试，比如，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废除，干部任期的严格管理等。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领导干部任用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如何退休、如何规定任期等问题，而是如何解决干部不能下、不愿下、下不来、下的渠道不畅、机制不全、缺少氛围等现象。

　　而本次《规定》的出台，将建立起一套可操作的干部能下机制和制度，也为解决干部“能下”问题提供了有效遵循。

　　然而，本次《规定》的改革也面临着诸多难题。

　　竹立家告诉记者，干部“能下”制度是对目前的既得利益者开刀，是要打破他们金饭碗的活动，难度肯定是比其他的改革阻力要大。

　　一直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都知道想升官找组织部，想落马惹纪委，组织部与纪委一个管上一个管下已经成为许多人心中干部任命的固有模式。

　　而本次《规定》的出台，彻底打破了人们对于干部任免的原有观念，也破除了那些想熬年头升官的人的念头，那些在其位不谋其政、能力素质不适应岗位的干部再也不能碌碌无为地靠“懒政”搏上位了。

　　据了解，本次《规定》明确了六种“下”的渠道，分别为到龄免职(退休)、问责处理、健康原因调整、任期届满离任、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违纪违法免职。首次明确的不适宜担任现任职务的具体情形，主要包括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者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等。在调整程序上明确了考察核实、提出调整建议、组织决定、谈话、履行任免程序五个步骤，还明确了干部的调整方式为调离岗位、改任非领导职务、免职、降职等方式。这无疑打破了原有官员“铁饭碗”的保守观念。

　　其实，仔细观察最近我国的领导干部任命与处罚就可以发现，干部“能下”的管理方式早就已经在全国各地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尝试。

　　2014年7月1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和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被开除党籍的同时，均被取消副省级待遇，张田欣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赵智勇降为科员。

　　其中，赵智勇从副省级降为科员，之间的跨度达7级之多，媒体形象地称为其是“断崖式”降级。

　　之后，原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许爱民，原乌鲁木齐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蒙志鹏也均受到“断崖式”降级的处罚。

　　竹立家告诉记者，的确，像赵智勇等遭遇这样的断崖式降级在以往是十分罕见的，表明了我国干部任命体制上的重大突破。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对于新的干部体制改革，干部向下的制度如何操作、如何标准化是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重大课题。

　　“是不是干部一犯错就要面临着断崖式的降级？干部不称职降多少怎么降？我们需要一套完整的标准。只有这样我们淘汰官员的制度才能够更有说服力、生命力。”竹立家说。

　　竹立家认为，要让降级的干部信服，要让降级真正起到作用，给干部队伍形成一种警戒，还要避免有些官员在降级降职后消极怠工、不去上班、变相退休等现象，如果这些现象得不到纠正，只会让降级制度的执行和公信力大打折扣。

　　“降级说到底还是一种处分方式，也不能把受处分的干部一棒子打死，降级说明党和政府对干部留有机会，通过努力工作是否还有正常的上升渠道也应明确。”竹立家说。

干部“能上能下”

杜绝懒政

　　竹立家告诉记者，其实，从近几年的管理经验来看，领导干部乱管事、瞎管事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少见，取而代之的是领导干部的懒政行为。

　　“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我国法治建设的力度逐渐加大，领导干部们的法治意识都在增强，为了怕出事，一些领导干部就会消极怠工，因为不做事就不会出事。而这样的行为在我看来恰恰是另一种隐形的腐败。”竹立家说。

　　因此，本轮的干部任命体制改革就是为这种懒政、怠政的官员们敲响了警钟。

　　竹立家告诉记者，干部“能上能下”机制，能够为我国的干部任命体制树立一个正确的用人导向，明确了什么样的人能上、什么样的人应该下，只有这样的体制建立起来，才能够倒逼干部们的主观能动性，警示那些庸劣者要么让位退出，要么干事增能。

  “因此，只有通过干部能上能下和科学管理，才能真正让想干事、有担当的受到重用，受到激励，慢干的受到鞭策，不想干和乱干事的人受到惩罚，才能把干部的思想和精力凝聚到改革创新发展上来。”竹立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