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员的苦与乐

    鲜为人知的“涉少”司法审前社会调查员，承受着不被社会认可的巨大心理压力，常年奔波在外，在一次次访谈、调查中，将爱心撒播在大街小巷、穷乡僻壤，也收获了感动与温暖。

　　 “我是老宋，你宋哥，赶快回来一趟。”

　　“这事怎么能这么干呢？你缺心眼啊！”

　　这是留着浓密大胡子的老宋在工作中不经意间用到的两句话。也正是这两句话让河南籍夫妇总是惦记着要找机会答谢老宋、让常人难以亲近的“狼孩”亲切地叫老宋“叔”。

　　老宋，原名宋广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2012年，应聘加盟北京市东城区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成为一名鲜为人知的“涉少”司法审前社会调查员。

　　在这里，宋广耀和其他20多名社会调查员一样，让“心理咨询”走出心理咨询室，将爱心撒播在大街小巷、穷乡僻壤。

　　然而，他们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这压力有的来自不被学校或涉罪未成年人父母认可，有的来自对帮教孩子“救急难救根”的无奈与心痛。

　　正如北京市东城区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主任谢京所言，“没有丰富生活阅历、心理素质不够平稳的人，干不了这个工作。”

不可言说的“精神苦”

　　“大学毕业以后，再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地道的北京女孩钟洁，2014年参与社会调查11起，曾被司法机关评为先进模范，回忆从心理咨询师向社会调查员的转变，她称“精神上苦”。

　　“10年前在无锡上大学时，家里已给我买卧铺车票往返南北两地了，但做社会调查员后，偶尔还会火车硬座票都买不到，只能买站票去外地。最主要的是精神上苦。一上火车，人就开始焦虑。你不知道下一刻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很多时候，当事人家属告诉你，20分钟就到了，但往往坐车要一两个小时。”出差次数多了，钟洁总结出一个“四部曲”：先乘火车或高铁到省会城市，再坐大巴车到县城，然后租黑车到乡镇，最后坐三轮车到目的地。

　　这一点李敬华感同身受。一次，他和程燕予按照当事人家属提供的地址乘车赶到宁夏银川某地。当事人姐姐告诉他们，“这是我婆家，弟弟是娘家人，到娘家还有‘十里地’。”这“十里地”他们坐车3个多小时到了内蒙古，“后来才知道‘十里地’是当地的口头禅。”

　　但“这不算什么，更苦的是不被人理解”。有一次，在河南商丘，邱玉和同事找到村支书，话还没出口。村支书大烟锅在地上“咣咣”磕两下，黑着脸说：“我说句你们不爱听的话，这年头啥人都有，尤其是骗子太多。”当时，邱玉的心“咯噔”一下，“像被人使劲拍了一砖头，但转念一想‘人家也是为了保护孩子’。” 

　　类似事情，甘劼在北京也遇到过。甘劼在对一名涉嫌寻衅滋事罪的未成年人审前调查时，费尽周折联系上对方家长，“对方不愿在家中接受访谈，预约在公园见面，聊到最后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警察，戒备心极强。” 

　　“最难办的是对方不拒绝你，但蒙你。”李敬华在北京门头沟某学校调查时，事前联系好涉罪少年的班主任，并向其出示了调查员证、检察院委托调查函等手续。“起初，班主任也愿意配合调查，并表示可以在周末接受访谈。”

　　然而，周末李敬华打电话、发短信过去，对方一直不理不睬，“我每隔半小时打一次，并发短信告诉他‘我知道您可能面临一些压力，但我们走访不涉及学校本身，只想了解孩子的表现’。”但对方自始至终没有任何消息，既不拒绝，也不回复。

　　还有一次，李敬华和同事前往北京海淀区某学校调查时，涉罪少年告诉他们“学校就在家门口，可到了一打听，当地村民说‘学校黄了’”。原来该学校系民工子弟学校，早已因政策调整被撤销了办学资质。

　　除被误解、拒绝外，社会调查员内心世界还常会被“调查对象”深深触动与震撼。平扬在西安对一名涉嫌盗窃罪的少年走访中，孩子说“我最基本的要求是有一个三口之家”。这让平扬差点落泪。

　　原来该少年父母离异，且各自已重新组建家庭。“这个孩子特别好。我一开门，他很有礼貌地说阿姨好！我离开时，他还帮我去和出租车司机砍价。但孩子告诉我每年春节，都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过年。”

　　甘劼在北京走访的一个“累犯”孩子，更让他揪心。孩子父母离异，从小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第一次犯事从看守所出来后，他在某小区一个废弃屋子住了1个多月。”

奔波路上的感动与温暖

　　然而，在奔波的路上，社会调查员也遇到过感动与温暖。李敬华2009年开始专职从事“涉少”司法审前社会调查活动。在他眼里，社会调查“让心理咨询师获得了自我成长，以及自尊上的认可。很多时候，当自己被感动后，再去审视整个事件，会感觉特别温暖。”

　　时隔多年，李敬华依然常常想起，他和宋广耀前往甘肃平凉农村走访的一个场景，“一个光着屁股的小孩拉着狗说‘你们赶快过’。那种感觉特别生动，这是我们在城市永远难以看到的。”还有一次，李敬华在辽宁抚顺完成走访任务离开时，村支书特别嘱咐,“等这个事情过去了，记得来东北，我请你们吃铁锅炖大鹅。”

　　“当时，我们已经离开村庄有一段距离了，但还能听到当地村民在议论‘这两个人真是好人啊’！人家这么认可你，心里就特别感动。”事后，宋广耀再次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那种感觉特别不一样，说明我们做的是有良知的慈善事情。”

　　这次走访让宋广耀受益匪浅，也使他在帮教河北“狼孩”时，获得了更多力量与经验。2014年，北京市东城公安预审部门将一名多次犯案的未成年人交给宋广耀，希望他能帮其打开心扉，进行系统帮教工作。

　　该少年自小父母离异，父亲失踪多年，母亲已重新建立家庭，且“拒不承认是她的孩子”，家里没有人认他，他也不知道自己出生年月日，常年在外漂泊流浪。他平时住北京某公园，把去看守所叫回“姥姥家”，简直就是一个“狼孩”。

　　经走访，宋广耀得知，少年家庭关系复杂，父母离婚后，他被父亲送到亲戚家暂住，后因无人看管，流落街头，仅上过小学一年级。接到帮教任务后，宋广耀多次探望少年，用少年熟悉的语言、思维与其沟通，不断放大其身上优点。少年终于开口说话，“叔，我出去以后，想去看看我奶奶。”原来在家庭支离破碎情况下，少年儿时曾被奶奶照顾多年。

　　看守所司法鉴定结束后，少年因没有任何亲人不能保释，宋广耀又以长辈身份将其担保保释。两人分开时，宋广耀发现，初冬已至，“孩子还穿着夏天进看守所时的衬衣，于是又给了300元，让他买身衣服。”

　　“那孩子后来管老宋叫叔叔，偶尔也会打电话过来问候两句”。谢京没有想到，“狼孩”和宋广耀成了忘年交，北京市东城公安预审部门更没有想到“狼孩”会主动前往说明情况。

　　“（犯案的）大部分孩子都值得我喜欢。”平扬发现，孩子在本质上都挺好的。他们有自己的困惑，也有自己的梦想。有一次，平扬和李敬华风尘仆仆赶到涉罪少年老家，将带在路上充饥的巧克力、面包留给当事人的妹妹，“孩子单纯、稀奇的眼神让人险些落泪。”

　　“我们不能改变孩子犯罪的事实，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去还原真相，包括孩子犯事前曾经获得过的荣誉、奖励，家里经济困难等。”谢京要求，每个社会调查员在对涉罪未成年人调查时，要最大限度将相关证据带回来，以便司法机关公正裁判。

　　谢京的这种“尽力而为”也常得到许多陌生人的支持。一次，她在联系河南许昌籍涉罪少年家属时，被当地派出所一名民警知悉。该民警没顾上吃午饭，专门开车将他们送到当事人家里，后因公事离开前，还特意嘱咐少年家属要设法将谢京等送到县城。

　　每每这时，谢京都格外感动，“就想着不管有多大困难，一定要将社会调查坚持下去。”也正是这种力量，谢京把这支最初只有6人的队伍带到20多人，从最初的单方面服务于北京市东城区法院扩充到检察院、公安局等整个司法系统，将审前司法调查触角由北京延伸到外省市，成为北京市唯一一家兼顾“内外调”的独立“涉少”审前司法调查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