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卖儿童“一律死刑”引争议

    呼吁贩卖儿童死刑是否是解决失踪儿童问题的关键之门，在儿童失踪后的关键时期，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寻找？或许国外的儿童报警系统能带给我们以启示。

　　我国刑法规定，拐卖儿童罪的起刑点是5年，最高可以判处死刑。

　　然而在6月17日，一条内容为“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拐卖儿童死刑！买孩子的判无期”的网帖，在朋友圈快速发酵并成刷屏之势。

　　尽管后来，某婚恋网站承认“贩卖儿童判死刑”系员工擅自启动的“营销”，但帖子除法理争议外，也引发了人们对上述议题的更深层次思索：什么才是解决失踪儿童问题的关键之门？

死刑能根治贩卖问题吗？

　　“是中国人就转”“是妈妈就转”，人贩子全部死刑的帖子瞬间点燃了一大群父母的激愤。

　　“作为一名妈妈，我理解当父母的感受，人贩子穷凶极恶确实不值得同情，但是人贩子也有父母亲人，如果判处他死刑，不是又多了一个破碎的家庭吗？所以我呼吁对于人贩子可以诛九族，让他们一家团聚。”支持人贩子全部死刑，一名网友略带调侃的话，基本代表了普通网民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台上的观点。

　　拐卖儿童应该一律判死刑吗？

　　在这个问题上，法律界人士通过不同渠道表达出来的声音，则显得更为理性。“刑法的威慑力实际上是有限的，杀人要偿命，但自古以来杀人的事从来没有断过。关键是作案的人没想到犯案后就会被追究。刑法的威慑力不是没有，而是不要把它神化了，它不是万能的。”知名刑诉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院长顾永忠教授认为，对于非暴力犯罪判处死刑，要尽早争取废除。

　　学程序法的法学博士姜晓妍的观点是，不管多么罪大恶极的嫌疑人都要给予辩护的机会，不能一律判死刑。而且把人贩一律判死刑，更可能是把被拐的孩子陷入危险境地，也增加警察抓捕的困难。

　　广州律师张慧表示，犯罪分子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应该遵循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应该根据具体的犯罪情节来做判断。而且，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通过严刑峻法来震慑犯罪，不是最好的办法，死刑未必能根治人贩子问题。

　　虽然国家对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一直都是从重处罚，但作为业内人士，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所说的话，还是让人听出了言外之意。

　　陈士渠说他赞成今后在处罚罪行特别严重的人贩子时应多使用死刑，否则不足以震慑此类犯罪。    

中国被拐儿童回家率低

　　“执着的父亲寻子，人贩子的妻子执着地爱着不属于她的孩子。”2014年9月25日，一部“打拐题材”电影《亲爱的》在全国上映，根据媒体报道，失子之痛引发共鸣，几乎每个人都是哭着离开电影院的。

　　尽管公众可以通过媒体看到公安机关解救被拐卖儿童的信息，但关于中国儿童拐卖的权威完整数据缺乏，中国官方的说法是每年一万人左右，但是有第三方机构估计则有7万人之多。

　　被拐卖的小孩，主要流出地为云南、广西、河南，主要流入地为福建、广东、山东、河南。被拐卖的儿童中流动儿童居第一位，留守儿童居第二位。拐卖男童的目的，一般是以非法领养为目的。拐卖女童则是以性剥削目的为主。

　　拐卖儿童的主要方式有四种，其中诈骗和欺骗最多占37%，其他的拐卖方式分别是绑架、滥用权力或利用弱势、使用暴力。

　　值得一提的是，被解救的儿童仅有不到十分之一能够回到父母身边。

　　据中国最大的寻子网站“宝贝回家”统计，从2007年成立至2013年5月，该网站共收到全国寻子登记5000多条，其中90%是因为监管缺失导致孩子被拐走，一半被拐家庭属于农民工家庭。

　　实际上，人贩子被判处死刑，在我国并不鲜见。2012年6月，公安部督办的云南蒋开枝重特大拐卖婴儿犯罪案在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法庭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蒋开枝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1988年至2008年间，广西蓝树山犯罪团伙先后将30多名3至10岁男童拐卖，其拐卖妇女儿童非法获利50余万元，因时间长，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危害极大，目前已被依法执行死刑。

　　虽然国家近年来已对人贩子加大惩处力度，但却始终没有一个完整的失踪儿童干预系统。一旦发生悲剧，在儿童失踪的关键时期，人们习惯点蜡烛、习惯去“祈福”，习惯悲伤和愤怒；公众也只是被告诫如何防止孩子被拐，如何看护孩子似乎再别无良策。以至每年还是有许多父母疏于防范，导致儿童失踪问题发生。

美国失踪儿童干预系统

　　据了解，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希腊都建立了相似的拯救儿童报警系统。

　　以美国为例，一组数字证明了美国在防止儿童拐卖方面的效果：1990年时，全美只有62%的失踪儿童可以被找回，而如今，这一比例已经变为97.7%。

　　之所以找回失踪儿童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得益于美国有比较完整的失踪儿童干预系统：“Code Adam”和“Amber”系统。

　　“Code Adam”解决了儿童在公共场合失踪的问题。这一系统被全美众多超市、商场、医院、博物馆等公共设施采用。诸如，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在超市走失，可立即求助于此系统，超市所有出入口将全部封闭，工作人员立即进行搜寻，如果10分钟内找不到孩子，将立即由警方接手。

　　“Amber”系统则彻底将失踪儿童和嫌疑犯置于民众的海洋中。这个名为“Amber”的系统所发布的内容由警方决定，通常包含了失踪儿童特征、嫌疑犯特征，以及嫌疑犯的车辆描述和车牌号码。警方通过电台、电视台、电子邮件、交通提示、短信、facebook、google等多种渠道，向全国发布失踪儿童信息。Amber系统自1996年以来已经成功寻回或解救了602名失踪儿童。

　　以2011年为例，在通过Amber系统成功寻回失踪儿童的案例中，有50%是因为公众或警方通过Amber警报发现了嫌疑犯的车辆；39%是因为公众接到警报后，提供了目击线索等关键信息；更有11%的案例，是嫌疑犯收到警报后释放了被绑儿童。

　　不过，彻底改变美国解决儿童失踪问题轨道的却是3名失踪儿童，他们的不幸遭遇直接影响了接下来一系列法律出台与制度更新，挽救了无数美国儿童。

　　1979年5月25日，6岁的纽约小男孩艾坦在短短的上学路上失踪，全城搜寻无果。人们就此发现了学校与家长联系不紧密的漏洞，也暴露了警方低效无能的现状，警方甚至要在孩子失踪24-72小时后才会有所反应。

　　1983年，里根总统宣布艾坦失踪的5月25日为“国家失踪儿童日”，美国开启了为期近10年的“牛奶盒寻人活动”。

　　1981年7月27日，佛罗里达州6岁的亚当在百货商场失踪，警方响应不及时。亚当父母自此走上维护儿童安全的道路。在国会山召开的《失踪儿童法案》听证会上，并不精通法律和政治的亚当父亲，却用一句话打动了众人：“一个能发射航天飞机并让它回到地球的国家，竟然没有一个为失踪儿童设立的信息搜集和服务中心？”

　　随后，《失踪儿童援助法案》通过，该法案呼吁在全美范围内建立一条失踪儿童免费报警热线，以及全美失踪儿童的信息汇总和甄别中心。同年，非营利组织“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打开了解决失踪儿童问题的关键之门。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公共场合启动儿童安全警报系统，并为纪念亚当而将系统命名为“Code Adam”。

　　1996年1月13日，9岁的安伯在骑车时被绑架。她的尖叫引发了邻居的关注，但这起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绑架却依然带来了最悲惨的结局：死亡。当地居民要求当地广播电台比照天气预报，以同样的频率和力度不间断播出失踪儿童的新闻。半年后，“Amber”系统上线。

　　亚当的父亲，后来成为Fox电视台《头号通缉犯》（这个节目帮助警方找回了65名失踪或被绑架的儿童）主持人的John Walsh所言：“记住，你的参与能改变一切!”

　　而在中国，呼吁贩卖儿童死刑刷爆朋友圈后，一位网友表示，除了祈福、除了哀思，我们难道就没有别的可做的了吗？我们是否该好好反思亚当的父亲John Walsh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