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新变化背后的新理念

日前，中纪委连续发文谈政治、讲纪律、严监督。文章透露出的信号被一些媒体解读为中纪委正在酝酿更大的动作，而其表现出的种种新变化更是值得关注。

自5月下旬以来，中纪委官方网站连续发表《讲政治 顾大局》《突出执纪特色》《创新监督审查方式》三篇文章。这组系列文章，再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专访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表示，中纪委系列新变化表明其角色定位更加清晰了。

中纪委主要是执行纪律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纪委把“办案”改叫“纪律审查”，把“案件室”改称“纪检监察室”，把“案件线索”规范为“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

任建明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不增加机构不增加编制，就把原来相对二线的机构合并了。这样的合并，可以把更多的力量充实到办案队伍里面。

中纪委网站刊文则指出，这些都不仅仅是称谓的改变，更是内涵的深化，体现了职能的重大转变，是对党章规定的回归。

“纪律审查不是简单的办案，不能搞单打一。纪检监察室深化转职能，就是要守住依‘纪’进行监督执纪问责这个定位。”该文指出。

在中国共产党党纪处分条例里，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社会主义道德等十大类违纪行为，都由纪委来执行。

这意味着，党纪范围比贪污腐败要宽。一些领导干部的行为既是违法行为，又是违反党纪的行为。

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每个时期都有特定任务，腐败没有那么严重。后来，跟腐败相关的违纪现象多起来，中纪委开始主要查办领导干部贪腐案件，这给外界的印象是中纪委在反腐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将关口前移，只要违反党纪，都要查处。

对此，任建明表示，实际上中纪委主要是在执行党的纪律。随着时代的变化和领导干部违纪的变化，执行纪律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自改革开放以来，早先对腐败行为查得不严，一度“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反腐败决心不够。1993年2月，中纪委确定查办案件主要是查办大案要案，那个时候反腐倡廉的格局首要任务是查办大案要案。

在任建明看来，这期间实际上只查了中间，真正的大老虎查不了，小的也不受重视。因为考核体系问题，纪委只有查大案要案，绩效考核得分才会高。

中纪委网站文章也指出，以往纪委以办大案要案论英雄，但对“小问题”视而不见，总是先等等、再看看，“养大了”再办。

为此，党的十八大之后，确定要“老虎苍蝇一起打”“抓早抓小”。

任建明表示，大腐败是小腐败酿成的，等小腐败变成大腐败再查，就会增加反腐成本，“抓早抓小”的思路可以起到更好的反腐效果。

“十八大后有没有收手”

在中纪委近日通报中，多次强调了“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任建明认为，突出强调主要是希望能够对腐败行为起到震慑作用。

十八大之前，有30多年的反腐败教训。这期间，尽管领导很重视，查办了很多案件，但是始终没有遏制腐败势头。

十八大后，通过了新的惩罚体系、工作规划，制定了目标，到2017年要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任建明表示，十八大后，鉴于严峻的反腐败形势，中央不仅决心更大，而且决心更彻底，加大了反腐败力度。“十八大后有没有收手”成为中央巡视组工作的一个重点。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讲话时曾指出，反腐败要“控制增量，清除存量”。

任建明认为，这表现出中央的反腐败决心，实际上是暗示腐败官员，“十八大后，决心这么大了，该收手了。”而事实并不如愿。比如，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的不少违法行为就是发生在十八大后。

任建明认为：“这实际成为双方较量的关键指标。”

“能不能起到震慑，控制腐败蔓延，就要看十八大之后。如果查的都是十八大之前的问题，所有控制是有效的。”任建明说。

解放反腐败生产力

目前，中国共产党共有8600多万党员，纪检监察部门执行纪律并非易事。

2014年初，中纪委在其官方网站刊文《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综述》指出，全国81万名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全部递交了个人会员卡零持有报告。

任建明认为，这就意味着，纪检监察干部占了公务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因此，从人力资源上看，管理8600多万党员是没有问题的，但制度是否充分、独立性是否足够是另一方面。

在任建明看来，过去纪检监察机构缺乏独立性、权威性，机构分散，导致执行纪律方面效率并不高。

为此，任建明提出“要解放反腐败生产力”。在他看来，反腐败生产力并不低，就是制度束缚住了，需要解放出来。

“接到群众举报后，纪委能否雷霆出击，新加坡、香港能够做到，我们就做不到，我们立案要报批。”任建明认为，“这就是我们的问题，造成了‘反腐败很艰难，腐败浩浩荡荡’的局面。”

任建明表示，十八大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实行改革纪检的双重领导体制，就是要提高纪委的独立性、权威性，把反腐败的能量解放出来。

党的十八大后，中纪委通报多次提及“通奸”，引起了很多关注。任建明认为，这说明我们现在更严格地执行党纪，就是想增加惩处力度，起到威慑作用。

通奸在法律上不是犯罪，但是在纪律上是属于严重违纪，可以开除党籍，是党纪处分最严重的处分。任建明认为，现在就是执行了党纪里面规定的内容，原来只是没有执行而已。

纪律与法律并行

党的十八大后，中纪委案件通报一个鲜明的变化是，只通报违反党纪党规的内容，关于违法的部分不轻易下结论，而是交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任建明认为，这是因为违纪行为太多，纪委如果要查所有的案件，工作量太大了，就要耗费更多资源。有所取舍，聚焦中心工作，可以更好地执行纪律。

另一方面，就是要让纪律走在前面。任建明表示，我们国家是党管干部，领导干部违反党纪要由纪检监察部门执行，不能进入司法，涉及纪律和法律的衔接。

“这些变化客观上反映我们的反腐效益提高了，纪委可以更多地进行监督、惩处，也有利于发挥司法机关的积极性，对打击腐败的不正之风是有利的。”任建明说。

现实中，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存在交叉重叠现象，且对领导干部，一般都是纪律优先，由纪检部门来调查惩处，然后再移交。这就出现了一些以党纪代替国法，以党内处分代替法律惩处的行为。

任建明认为，从操作上我们可以做一个大的调整，让纪律和法律并行，不管是检察院发现的问题，还是纪检机关发现的问题，只要一发现，就通知另一方，成立一个小的调查组。

任建明表示，纪律和法律并行，可以解决是否符合法治的问题，且效率一定会更高。

过去，在具体案件中，纪委调查清楚了，移交司法机关，司法机关还要重新调查，转换成法律要求的证据，这是重复劳动。

当前社会上有人认为，纪律和法律并行是不文明办案；也有纪委表示，把案件移交检察院后，就没有结果了。

“纪律与法律并行，可以解决两个部门互不信任问题，使两个部门相互制约，促进文明办案，促进各自合法行使权力。”任建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