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批权“割肉”

政府职能转变“刀刀见血”

    扭转我国经济下行趋势、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都需要政府简政放权。但政府职能转变是“割肉，而且刀刀见血”，比如取消律师执业证年检、“木材搬运工”资格认定等。

　　“现在西安也不用排队了。” 近日，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会计小刘回陕西老家发现，西安税务系统一改过去上门“介质报税”传统，实行网上报税。

　　小刘曾就读于西安财经学院会计专业。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西安、成都、上海、浙江等地从事过财会工作。在他印象中，过去西安企业财会人员一直“上门报税”。

　　“原来办理税务登记，到办税大厅申请后，需经过税务机关办税厅前台受理、税收管理员实地核查等流程，至少需5个以上工作日，现在当天就可以办完。”

　　小刘感受的变化源于一个决定。2013年5月15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下放、取消117项行政审批。其中，税务系统取消了“对纳税人申报方式核准”“对办理税务登记证的核准”等行政审批项目。

　　这是本届政府简政放权、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缩影。今年两会甫一结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带领14名部委主要负责人考察了国家工商总局，并要求“‘三证合一、单一号码’改革年内务必实现！”

“激活社会活力”之需

    “给企业、给社会更多自主权，社会才能充满活力”

　　“有实权的处长和没有实权的处长，社会地位都不一样。”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王青斌表示，“处长”的处罚权和许可权，让企业家有了“老板再大，一个处长都能把你搞死”的担忧。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综合司司长李章泽在一次演讲中透露，他在调研中得知，“三一重工”收购德国企业时，德方政府审批程序耗时一周，而我国的审批手续仅在一名处长手中就卡了3个月。

　　一位不愿具名的浙江纺织机械制造企业高管表示，他们公司在收购全球针织机械前三强瑞士某品牌及旗下全资子公司时，也遇到过类似问题。“瑞士方面很快完成了相关手续，但我们用了近1年时间。”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部门在审批程序上存在诸多‘潜规则’。”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褚宸舸认为，我国企业在跨国收购中之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与一些政府部门审批权捆绑着一系列利益关系密切。

　　 “企业为了一个资质或报告，来回折腾几个月，最后发现真正决策的是一个处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赵鹏表示，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权力不受控制，“当前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审批制度改革？关键在于许多审批是没有必要的，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企业要不要设立，要不要上新项目、合并，是企业老板的事情。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干涉。”在赵鹏看来，政府要做的是事中审查及事后监管，比如：企业投资项目是否符合环保要求，企业合并是否触及垄断法等。

　　赵鹏认为，本届政府将行政审批改革作为简政放权“马前卒”，是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桥头堡，继续优化市场配置的需要。“这次改革一开始就进入了深水区。2008年金融危机后，民营资本投资活力大大降低了”。

　　“给企业、给社会更多自主权，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在褚宸舸看来，扭转当前我国经济下行趋势、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世界经济接轨，都需要政府简政放权。“我们和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只有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才能让企业更好地走出去，让国际企业走进来。”

　　王青斌认为，此次改革不过是过去简政放权的延续。1997年，国家开始在深圳试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2001年，国务院正式成立行政审批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监察部被确定为改革牵头部门。

向不合理利益集团开战

    “只有敢啃硬骨头，向不合理利益集团开战，敢于割肉……这样才能把改革推进下去”

　　“实施多年的企业年检制度正式停止，让广大企业振奋，令中国律师眼红。”北京闻道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峻岩称，2014年2月19日，国家工商总局宣布取消企业年检后，法律界也出现了取消律师行业年检的强烈呼声，甚至有律师联名写信向上级反映情况。

　　“企业年审年检应该取消，针对个人执业资格的年审年检更应该取消。”全国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委员纪佃澎认为，司法系统应该放开对律师执业证和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的年检。

　　“律师缴纳的个人会费由数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律所缴纳的团体会费则往往达上万元。”王峻岩称，每年春夏之交，我国律师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都要通过当地司法局的年度考核方能继续执业，“与年检‘绑定’在一起的是，强制性被要求向当地律协缴纳会费”。

　　“律师执业证年检缴费2000元，律所执业许可证年检缴费一般1万元左右。”王青斌据此推算，北京律协每年仅收律师执业证年检费一项达6000万元左右。

　　“在目前管理体制下，律师年检在短期内取消的可能性并不大。” 尽管国务院在大力推进行政审批权改革，但王峻岩对取消律师年检制度并不看好，“改革关键要割掉部门利益的‘肉’。”

　　与王峻岩等律师不同。湖北襄阳市襄州区苑鑫博雅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委托人孟娇等成了改革的受益者。5月22日，她在该区行政服务大厅三证联办窗口接过了湖北省首张“三证合一”营业执照。

　　在两天前的5月20日，北京嘉利新宏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学岭似乎享受了更高待遇。他从北京市副市长程红手中接过了集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和税务登记三项功能于一体的新款营业执照。

　　但政府职能转变是“割肉，而且刀刀见血”。据农业部办公厅主任毕美家介绍，农业部第一批上报行政审批改革项目时，计划砍掉33%审批权，最终砍掉53%，不但下放了“含金量”较高的“采集农业部管理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审批”，还取消了此前一直对“割草机操作工”进行的资格认定。

　　另外，国家林业局依据1992年制订的中国工种分类目录，对“木材搬运工”进行的资格认定被取消。国土资源部依据2003年的一则通知，对矿泉水跨省销售进行的审批，也被国务院审改办取消。

　　“只有敢啃硬骨头，向不合理利益集团开战，敢于割肉……这样才能把改革推进下去。”褚宸珂认为，“现在改革不是存废问题，而是如何深化的问题。”

　　我国在前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很多利益集团。“他们现在成了改革的阻碍，如果改革继续进行下去，就必然会触动其利益，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敢不敢触动他们的利益’。”

下放权力不能弱化监管

    “行政审批改革是事前放权，事中、事后的监管则要加强、配套”

　　“不能一概否定，有的证明还是有必要的。比如子女在继承父母财产时，有义务向银行证明与其父母的关系。”王青斌认为，改革最重要的是“去掉不必要的审批”。

　　“做慈善、成立慈善机构，登记许可就可以了，没必要有主管部门挂靠才能成立。”王青斌认为，权力没有制约、部分政府职能部门权力过大，导致本应该属于市场优化配置的资源，常常受到政府权力干预。

　　李章泽称，政府也是经济人，也是自利的。在“削权”过程中，肯定有讨价还价，甚至有的取消审批后变相以备案、确认等方式存在。湖南民营企业总经理袁先生就遇到类似问题。

　　2014年1月，国务院取消了由环保部门审批的“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单位甲级资质认定”。同年3月，环保部对省环保部门负责的乙级、临时级资质审批也予以废止。

　　但袁先生发现，在环保部发出通知一个月后，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发出了另一份通知，规定相关评定工作由环保协会负责，“这就叫简政放权吗？”

　　“权力下放要精细化。”赵鹏表示，要警惕改革“割韭菜”，“韭菜割一茬，下一次还会长起来。比如：工商总局放开商标代理机构审批资质后，又出台新规定限制律师事务所参与商标代理业务。”赵鹏认为，工商总局不应该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名称中应含有‘商标代理’‘知识产权代理’或与此类似的表明从事知识产权代理业务的字样”。

　　李克强总理对此早有耳闻。他在2014年2月9日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说：“我到地方调研，听到基层反映，有的审批‘明放暗不放’，名义上取消了，但换了‘马甲’，又以备案的名目出现了。”

　　“我们应该正视这种状况，努力削减政府不合理的权力，恢复政府本应该行使的权力，让政府回归公共性本位。”褚宸珂表示，政府部门相关人员在长期审批工作中积累了大量利益资源，推行简政放权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改革在触及自身利益问题时，政府各部门必须下定决心、坚定信心，才能顺利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赵鹏认为，相对于“取消、下放”，如何让保留下来的行政审批事项规范运行更加不容忽视。“行政审批改革是事前放权，事中、事后的监管则要加强、配套。要制定相应执法标准，让执法工作细水长流。具体到司法领域，法院要公开受案、公正办案。”

　　为有序推进行政审批改革，2014年6月至7月，国务院对27个部门、16个省份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空前督察。但王青斌认为，此轮改革距离“组织机构法定、政府职能职权法定体系完全建立尚早”。

　　赵鹏建议，在食品、药品、环保等对他人活动、健康有重大影响的领域，政府应加强跨行政区划监管。会计小刘及王峻岩等则希望，“政府能少管的就少管，能不管的就不管”。

　　（实习生黄婧雅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