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证明”，想说爱你不容易！

    如果简政放权不落实到位、政府监管措施不完善、审批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式审批”离彻底杜绝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深恶痛绝！”

    一贯随和的张星水，在提到社会上不断爆出的“中国式审批”和“奇葩证明”时，非常严肃的用了上述四个字来表述自己的观感。

　　“对于繁琐苛刻的审批，我深有体会。”5月22日，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星水对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聊起了“曾经的经历”。

　　几年前，由于单位变更营业地址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审批，主管部门要求张星水提交一份利害关系业主同意的书面证明。因为当时业委会还没有成立，张星水便让秘书找物业出具了该楼一共多少层多少户的证明，并楼上楼下逐一找业主签字同意。

　　本以为已经做到足够细致，张星水带着材料来到了主管部门，谁知这些“证明”又引出了新一轮的“证明”。

　　材料提交给主管部门，很快收到了答复：签名不能证明是业主本人所为，需要同时提交“证明”来证明是业主本人亲自签署的名字。

　　“连环证明”接踵而来……

　　“面对这无法开具的证明，实在无语。”张星水不禁有些啼笑皆非。幸好没过太长时间，业委会成立，由其出具了同意证明，这才完成了经营地址变更备案的审批手续。

当民众遭遇“官”本位

　　张星水律师遭遇的“连环证明”并非个案，“想结婚要先开未婚证明”“头胎生子需提供未生育证明”“领养老金需拍照证明自己还没死”……各类证明你方唱罢我登场，没有最“奇”只有更“奇”。

　　近日，广受诟病的居民旅游资料需提供“你妈是你妈”的证明，惊动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总理表示“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本应为民提供便捷服务的审批事项，怎么就成了延缓问题解决的“路障”？

　　“这是官僚主义工作作风的体现，不了解实际，不以民为本，而以‘官’为本。” 北京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湛中乐教授一语中的。

　　5月25日，湛中乐在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采访时说，当民众遭遇“官”本位，“奇葩证明”便开始登场。这给老百姓生活和工作带来各种不变，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对行政机关来讲也并没有提高办事效率。

　　从广为“吐槽”的“奇葩证明”可以看出，有些行政机关的审批事项并非全部合理，制定的某些政策存在不切实际的问题，没有真正考虑到群众的需求，“说的不好听一点，可能是为了显示行政权力的权威，还带着计划经济时代管制政府的烙印。”

　　张星水对此深以为然，他表示不少地方不少领域，由于缺乏具体明确的权力清单和程序规定，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僵化呆板，打官腔、甩冷脸、踢皮球、低效率、不作为，甚至“吃拿卡要”等不良现象屡见不鲜。

　　“正常申请办证层层卡壳，不少证明具体办起来复杂繁琐，最后只好通过花点公关费通融一下，或者托关系找熟人帮着办成事，可谓好事多磨。”张律师对权力寻租、利益勾兑等潜规则颇为无奈。

　　在北京一金融公司工作的王政就曾碰上“多磨的好事”。

　　2010年，王政硕士毕业后，顺利找到工作，并获得了北京户口。两年后，王政和妻子准备要孩子，由于爱人是外地户口，孩子如想获得北京户口，需先在老家办理计划生育服务证，凭此证才能换取北京市生育服务证。

　　从怀孕到生子，社区、街道、工作单位要求的初婚证明、初育证明等各项证明材料不一而足，这让王政焦头烂额，最后还是托熟人帮忙才得以解决问题。尽管如此，北京、老家两地跑，拿到家乡所发的计划生育服务证时，这位“爸爸”所行路程“大约绕我国两圈”，孩子1岁时终于落上了北京户口。

审批制度改革

　　提起那个让自己“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想说爱你不容易”的计划生育服务证明，王政至今心有余悸，期待“什么时候取消了才好”。

　　话音刚落，便听到了福建省一胎无需办理准生证的消息。

　　媒体5月22日报道，福建省家庭生育第一个孩子，今后将不需要进行审批，只要备案便可。夫妻双方均未生育过的，怀孕后可持身份证、结婚证到一方户籍地或现居住地村(居)进行登记，自主安排生育，无需申办一孩生育服务证。

　　此前，江苏、黑龙江、上海等省市已取消头胎“准生证”。2014年5月30日起，山东正式施行“单独二孩”政策，同时全面取消头胎“准生证”。但目前大部分省市仍然需要办理。

　　“我认为计划生育领域的一些审批制度就需要改革。”湛中乐教授主张保障民众的生育权，取消“一胎准生证”，把生育审批制变成备案制，还权于民，让老百姓自己决定要不要生，生几个，隔几年生。

　　“国务院要痛下决心，明晰权力清单简政放权，实现权力格局的重建，以提高行政效率，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办事成本，方便民众，服务社会。”张星水如是言。

　　繁琐的行政审批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张星水律师提醒，权力滥用值得关注。

　　他表示，一些确实需要的证明本来可以由公证机构出具，却被强势的政府部门或职能机构滥用，权力寻租，使人民群众为之所累，东奔西走，疲于奔命，苦不堪言；而本来是政府部门的内部职责，却转嫁在人民群众身上，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本来是政府部门或职能机构之间信息共享就可以简单证明的事实，偏偏是“当权的动动嘴，群众跑断腿”，从而给群众制造了不少麻烦、瓶颈与障碍。

　　有鉴于此，我国政府要求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把改革推向纵深。

　　张星水认为，解决“奇葩证明”的关键是打破政府职能部门之间信息“壁垒”，实现信息共享，让信息能够在各职能部门间无阻碍“通行”，这是从根本上破除“奇葩证明”的关键。

　　湛中乐教授则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这才能有效地解决一些奇葩审批频出的不良现象，以遏制行政审批领域里的“瓶颈腐败”现象。

国外审批改革镜鉴

    我国提出简政放权后，2014年、2015年，每年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都研究了简政放权。其中，2014年共开了40次常务会议，有21次部署了“简政放权”。仅2014年，国务院多次发布文件，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200余项，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100多项。

    我国在探索简政放权的同时，一些国家已经或正在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国外多次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减少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

    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内取消管制和审批的呼声越来越高，福特总统任期内，联邦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对管制和审批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取消对经济不必要的管制和审批，大量取消了铁路和电信的管制，加上有线电视、经纪业等领域的改革，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共进行7次之多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审批项目大幅度减少，审批程序进一步简化，并在许多管制领域引入市场机制。目前，其审批权几乎完全让位给了市场和社会，政府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权只是微不足道的少数项目。

    而英国政府在与私人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投融资活动方面，则大多数是通过中介机构完成，这包括各种商会、咨询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从制度上减少了政府部门项目审批人员直接受贿的机会。

   “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也还存在审批制度，只不过主要是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基础上，在市场失效的时候，发挥行政审批的作用。”张星水律师认为，行政审批改革不是完全取消行政审批，而是减少或取消不必要的审批项目，提高必要审批的质量，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审批或管制模式。

    张星水也表示：如果简政放权不落实到位、政府监管措施不完善、审批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得不到解决，“简政放权”只会成为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漂亮口号。“中国式审批”离彻底杜绝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