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弃“铁饭碗”的抉择

    公职人员选择离开体制内，走向市场。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放弃稳定而“相对安逸”的生活？

　　辞去公职后的廖曜中依然表现得痛恨腐败，他在微信签名上甚至将自己形容为“反腐英雄，拼命三郎”。

　　2015年5月4日，因在微信上转发对衡阳市某医院副院长的举报材料而被警方调查，廖曜中对此很气愤，认为这是公权力对私人空间的侵犯，但警方称依法有据。

　　“即使被指控违反社会治安管理法，或者犯罪，也要把这件事揭露出去。”廖曜中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以前在担任公职的时候，对于这样的事情也会关注和转发，如今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他会继续关注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

　　但面对现实，廖曜中难免也会感到落魄，“辞去公职之后，就好像站在了权力的对立面一样。”

　　年逾不惑之年的廖曜中，曾先后担任湖南省衡阳县副县长、衡阳市司法局副局长等职务。2011年10月10日，在衡阳市司法局副局长任上和局长万春生打了一架，廖曜中受到舆论的热捧，但这一架也直接导致他后来的辞职。

　　“我一点都不后悔，反而有一种鱼儿回到水里自由自在的感觉，感觉天地很宽广，在体制内特别压抑的感觉已经没有了。”谈及当年作出的辞职决定，廖曜中这样形容现下的生活。

　　与廖曜中一样，近年来不少公职人员选择离开体制，走向市场。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放弃“铁饭碗”的生活？

体制“异类”

　　“为了山区的贫困百姓，为了揪出国家药监局那些腐败分子，辞职是值得的。”2015年4月28日，中共湖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一条状态，暗示他将辞去公职，这一举动再次引发了舆论对公务员辞职的讨论。

　　此前，陆群因声讨长沙县警方拘留殴打讨薪民工、揭发泰格林纸怀化基地恶意排污等事件而名噪一时，他本人也被喻为湖南官员群体中的异类。

　　如今，他更是声称，“将以一人之力调查‘金银花更名事件’背后的腐败问题。”

　　“为什么要辞职？在省纪委查处贪官，仗义执言不是更加方便吗？”对于社会上这样的疑问，有着同样“体制异类”之称的廖曜中说，“如果体制允许我们说话，当然更好，不允许，只能辞职了。”

　　廖曜中坦承，当初选择离开体制也是身不由己，“大家都把你当做异类来看，这种感觉是很压抑的。”

　　2003年9月，廖曜中通过干部选拔考试，当上了衡阳县副县长，对于有着明确从政目标的廖曜中来说，这本来是一个大展身手的机会，但如今他却把这段从政经历称为“梦魇”。

　　在媒体的眼里，廖曜中是一个“穷官”，而他自己也称，当时他的工资加上各种补贴一年是3万元左右，送礼就得花掉一大半。

　　对仕途有所期待的廖曜中，由于“舍不得”花钱，看着能力不如自己的人都被提拔，心里很不痛快。

　　而廖曜中也是有机会的，他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曾经有人愿意出钱“资助他”，但他没有接受。

　　“很压抑，像浮在水面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能力发挥不出来，专业体现不出来，整天无所事事，对官场的事情很多都看不惯。”廖曜中评价他在衡阳县4年的为官生涯时说。

　　2007年10月，廖曜中被调到衡阳市司法局出任副局长职务。2011年10月10日，在一次局领导班子会议上，因进人问题和局长万春生意见不合，产生争吵。

　　据廖曜中描述，吵的时候，万春生指手画脚，手指点到了自己的头发。“我以为他要打我，顺手把他一推，他就倒在地上了。”

　　万春生爬起来，当头就给廖曜中一拳。在这场冲突中，廖曜中称自己吃亏了，当时一个科长抱住他，万春生趁机拳如鼓点，招招直取头部，打得他的眼睛肿起来老高，好几天都闪个不停。万春生还踢了他好几脚，他被人抱住，只还了一脚。“还好这家伙没什么力气，否则我该被打瞎了。”

　　如今回忆起那场正、副局长打架事件，对于廖曜中来说，一方面看起来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冲突的话就感觉自己太窝囊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大丈夫能屈能伸，如果不冲突也可能过得去。“我的心情还是很复杂的。”廖曜中说。

　　在廖曜中“一打成名”后，对组织拉偏架的行为非常委屈，随后只能以超越组织的形式密集接受媒体采访，但这也令他在衡阳官场上成为为官者敬而远之的人物。

　　在身心备受煎熬之后，2013年12月10日，廖曜中离开了盘桓20余年的官场。

另一种出走

　　与廖曜中不同，许多公务员选择离开并不是因为被体制当做异类，而是现实的因素使他们不得不带着留恋之情离开从事多年的公务员岗位，而对于法官、检察官这个群体来说，更多的则是，职业荣誉在日益消退。

　　2005年进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时，吴文学的想法是好好干，从普通法官干到副庭长、庭长。

　　但从2012年开始，他就不得不考虑去留的问题，在纠结了半年之后，2013年4月份，在办完最后一个案子后，吴文学提交了辞职申请，选择从事能够给他带来更高收入的律师行业。

　　吴文学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他的辞职并不是对法院的失望，也不是对法官这个职业失去兴趣，而是基于各种各样的生活压力被迫做出的选择。

　　相反，8年的法官生涯已经让吴文学深爱着这个行业，甚至对他来说，法院就是他的家。

　　吴文学来自山东济宁，其爱人也是公务员，家里需要赡养4个老人，对他们来说，生活压力很大，“在北京来说，依靠工资我们只能维持一个温饱的水平，生活确实很难。”

　　2012年，随着他们的女儿来到世上，吴文学才下定决心辞职，“非常纠结，我们当初都有一个法官梦，就是奔着法院来的。”

　　8年的法官生涯，在丰台区人民法院，吴文学几乎审理过所有类型的民事案子，仅独立审理的案子就有2000多件，在这期间，他出过书，写过调研文章，获得过办案能手、优秀法官等称号，即使打算离开法院的2012年，他在院里办结的案子都是数一数二的。

　　受生活压力影响而选择离开公务员系统的，还有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政研室主任关振海。2014年，他选择了辞职。

　　关振海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刚入职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时还做了一个10年的职业规划，但是他想不到，这个规划进行到一半，自己就已决意离开了。

　　“这个决定我也是纠结了两年，因为领导对我很器重，与同事相处得也很开心，但是可能跟个人的经济状况有关系，从职业规划上来说，觉得自己更加适合做律师吧。”辞职后，关振海也选择了从事律师行业。

  而4年前从北京丰台区人民法院某庭副庭长职务上辞职的孙磊，则表示，自己的辞职是更喜欢一种比较自由的生活状态，“我已经这样过了10年了，不希望我下一个10年还是这样过。”

  2011年辞职的孙磊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他辞职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还是对家庭感到亏欠，“因为法官的工作是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把你要干的活都安排好了的，所以你家里有事，你的庭也不能推，那一段时间家里事不断，我也不可能推掉工作，这是我辞职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因为我所在的法院也是基层法院，确实有点太累了。”

　　对于孙磊来说，这种累不仅仅是案子本身的累，因为他是副庭长，还有很多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法院这一块不完全是以审判为主，还有很多维稳等工作。”

　　“保证每个案子都是公正的判决，已经很累了，再加上那么多附加性的工作，虽然也能应付得来，但是长此以往就会感到很疲惫，不管是心理还是身体都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孙磊说。

  2015年4月1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陈特也选择了辞职，他告诉记者，选择辞职的原因是因为现实与理想背道而驰。他的理想是做一名专家型法官，但用人机制的因素却使他从业务庭转向了综合部门的事务性工作。

  但对于从北京通州区某政府部门辞职的洪霞（化名）来说，她的辞职动力还是来自于公务员体制的改革，“我觉得随着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深入，这个职业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多大的吸引了，特别是养老保险的改制，但是对整个公务员队伍的发展是好的。”

体制外的生活

    有着法学博士头衔的廖曜中，离开了官场后做起了律师，每天都在各地奔波。他称，现在才真正感觉到自己在做事。

　　而他主要代理刑事和行政方面的案子，他认为，律师对时下的中国来说太重要了，“现在我能够把能力和专业知识尽情地施展出来，虽然比较辛苦，但感觉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满足感，生活也比较踏实，心情很舒畅。”

　　廖曜中也承认，在体制内虚荣的、官本位的思想，确实让很多人感到满足，他自己也感受到了，“官场文化是很让人满足的，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选择熊掌。”

　　廖曜中把官场上取得的那种满足感比作鱼，辞职后的生活以及广阔自由的奋斗空间比作熊掌，“朋友对我说，如果你早辞职出来，成就可能更大，虽然晚一点，但也不算晚吧。”廖曜中说。

   更多的时候，廖曜中的工作得到人们的认可时，他就会感到很满足，因为他知道，那是发自肺腑的感激，“去年在代理一起行政诉讼案的时候，他们说你是清官啊，我说，我现在又不当官，但他们这么一说，我脸都红了，这说明别人对你的工作认可。”

　　但廖曜中也会感到孤独，有时候他甚至感觉自己就是跑腿的，“当事人把案子委托给你，就什么都不管了，而且对于一些案子，法官不理你，权力部门不理你，按照正常程序就走不下去，当事人还一直催着你问结果，这过程就感觉很孤独。”廖曜中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

　　记者调查发现，许多法官、检察官辞职后，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有着法院、检察院工作经验的优势，他们往往是律所和公司哄抢的人才。

　　接受记者采访的吴文学、孙磊等都表示，辞职后除了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外，时间也能够比较自由地支配，并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关振海则表示，对于辞职从事律师行业的法官和检察官来说，最主要的是角色的转变，从中立者到服务者的转变。

　　而洪霞则选择了经商，“之前担任公职期间积累了一些资源，现在要利用起来。”她告诉记者，辞职一年多的时间里，她的收入已经超过她过去5年的工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