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破冰区”的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必须抹去个人的感情色彩，秉持一种客观理性的心态、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去查明案情，然后与法官一道作出裁决”。

　　不久前，在河南省荥阳市做了近10年人民陪审员（简称陪审员）的李金顺，像往常一样走进法庭，准备参加一个案件的庭审。但庭审还没开始，被告却提出要求李金顺回避，理由是：“原告和他是亲戚。” 

　　李金顺定睛看了一下被告，又转眼望了下原告，确认这两人他都不认识后，说道：“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可被告仍不罢休。无奈，审判长只能宣布休庭。

　　“我也要求法院，必须落实清楚这事，拿出真实证据才可以。”李金顺说。

　　李金顺还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以前他参加一个庭审时，被告甚至要求审判长回避，说是原告请审判长吃了一碗烩面。

　　暂时休庭之后，审判长询问李金顺该怎么办，李金顺称：“如果有，就得回避，如果没有，坚决不能背这黑锅。”此后，经多方调查证实，被告在说谎。李金顺是河南荥阳市人民法院的陪审员，从2005年3月至今，已遇到过许多类似之事。

　　在李金顺看来，陪审员最重要的作用是调和。“我们在基层法院，参与的多是经济纠纷、婚姻问题等，法官讲法，我们讲情，最后达到法中有情。”

　　经过多年参审，李金顺还发现，中国的陪审制度越来越趋于民主化。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推行陪审员“倍增计划”，如今仅荥阳市人民法院就增补了224名人民陪审员。

　　“我觉得这项举措挺好，但要规范队伍，选拔也一定要严格，如果没任何法律基础，怎么做这项工作？”李金顺反问道。

　　李金顺称，他之所以做了这么多年陪审员，是觉得法律工作更务实。“有时候从早上7点就开庭，一直到夜里11点半，车补和餐补加起来才给20元，如果对法律没信仰，谁愿意去干？”

“老中青三代”话陪审

　　早些年，李金顺于当地检察系统工作，后来在发改委系统退居二线，然后成为荥阳市人民法院陪审员，而他谈及对10年陪审工作的感悟时，用了一个词：实在。

　　“以前在政府工作时，天天除了开会就是开会，当了陪审员后，几乎都在庭审现场，还能学习更多的法律知识。”李金顺告诉记者。

　　另外，同为荥阳市人民法院陪审员的赵锡正，从2010年开始参与陪审工作，回想起第一次参加庭审，他还是记忆犹新。“之前觉得审判工作很神秘，可坐到陪审员位置上后，最大的感觉就是法律知识欠缺。”

　　当时，赵锡正只能不停地问审判员：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那样？后来，赵锡正需要陪审的案件越来越多，倒逼之下，他只能不断学习。现在，赵锡正已能完全应付自己每年百余次的陪审。

　　在赵锡正眼中，早些年陪审员队伍存在很多缺陷，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议而不决”的情况引起不少非议，甚至不少群众抱怨：“中国陪审员多是形同虚设。”

　　以四川某中级法院为例，在实施“倍增计划”之前，该院有110名陪审员，可真正每次出庭陪审的，都集中在固定的20人左右，其他陪审员，并没有效参审。

　　赵锡正称，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陪审员个人素质的问题”。荥阳市人民法院“80后”陪审员朱元锋觉得：“制度上也有问题，因为国家对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没有细化，应该像‘八项规定’一样，具体到每一条。”

　　值得一提的是，李金顺和赵锡正成为陪审员前，几乎没有法学背景，朱元锋大学期间学习的法学专业：“我2013年才成为陪审员，参与的多是行政案件，不少是群众告政府的。”

　　“政府输掉官司很多，有时候政府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好的，但行政程序上有瑕疵，现在老百姓法律意识提高了，他觉得有问题，就一定会起诉政府。”朱元锋说。

　　相比于李金顺和赵锡正，朱元锋成为陪审员时，赶上了我国司法环境改善的快车道：“我参与的案件，都挺正常，也很透明，审判长很尊重陪审员。”

　　尽管如此，赵锡正觉得目前的陪审制度还存在欠缺：“比如说，陪审员一届是5年，其实陪审员需要很多经历和付出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或者说优秀的陪审员，建议对陪审员的队伍要加大培训力度。”

　　“总的来说，现在国家对我们陪审员赋予的职责，更加透明了，当下依旧在不断完善，我想最终会达到完美的结果。”赵锡正说。

中国“陪审大妈”

　　今年58周岁的杜昕，是葛洲坝集团一名退休人员。2005年，作为单位工会职工，她被推选为宜昌市第一届人民陪审员。

　　杜昕告诉记者，每次开庭前，法院都会提前三天通知她做好准备工作，而出任陪审员之初，自己还在单位上班，每次都得提前请假将时间腾出来。直到2012年退休后，杜昕才有更加充足的时间，参与案件审理。

　　记者获悉，仅今年元月份以来，杜昕已经参与审理了8个案件：“最近一次，是3月11日，一个相邻关系纠纷再审案开庭。”

　　“开庭前一天，我先是查阅卷宗，对当事人的诉请、双方提供的证据、第一次开庭的开庭笔录都看了一遍，然后，对双方矛盾的焦点和双方当事人的情况进行梳理，开庭前，协助主审法官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并进行庭前调解，第二天再向当事人送达调解书。”杜昕说，10年来，她已经能从容面对每一个案件。

　　而这种从容，杜昕早些年是没有的。2005年7月，杜昕第一次参与陪审工作时，坐在庭上一言不发，审判长询问她是否有发问时，杜昕说：“没有。”到合议案件时，杜昕也就说一句：“同意承办人的意见。”

　　“对法律程序不懂、法律知识的欠缺，是当初我当陪审员的最大障碍。”杜昕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

　　后来通过学习法律知识，参审的案件多了，杜昕逐渐进入角色，也经历了从被动参审到谨慎问审，再到大胆议审，最后到积极参审的一个过程。

　　“作为陪审员，一是要知晓法律，起码要熟知法律；二是要知晓法律程序；三是要认真参审，对收集的证据要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四是要出于公心参审，维护司法公正。”杜昕感慨道。

　　面对外界“陪审员形同虚设”的说法，杜昕表示：“主要是对陪审工作不了解，或是陪审员在实际工作中不积极主动造成的，若参加的陪审案件从不发问，也不发表有见地的意见，那就是形同虚设。”另外，杜昕也发现，前些年，我国的陪审员制度的确有缺陷。

　　“一是对陪审员制度和陪审员的作用宣传力度不够；二是对陪审员工作的考核机制不完善；三是陪审员的作用在民众中知晓不多，难以显现；四是司法改革，法官实行终身负责制，但普通程序中陪审员参与案件负什么责？怎么负责？尤其是大案、要案。”杜昕说。

　　除了制度层面问题外，杜昕觉得陪审员和法官自身，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是陪审员自身综合素质不够，只能跟着庭审程序走过场，充个人数，在参审中不能发挥作用；二是法官对陪审员不够尊重，只想陪审员参审符合法律程序，不想陪审员在参审中影响自己的裁量权。”

　　采访中，杜昕还向记者讲述了她难忘的一次开庭经历：“那时刚接触刑事案件审理，由于定性错误，引起检察院抗诉，那一次影响很大。事后，院领导和我谈陪审员在审判中要发挥作用，不能没有自己的主见。”

　　“陪审员有监督职能，对程序上有瑕疵，或参审中法官不公正的情况，陪审员可以将自己的意见写进合议庭笔录，还可以向审判委员会反映。除非陪审员不作为或完全不懂法律程序。”杜昕如是说。

　　“目前司法环境有改变，给陪审员工作营造了好的外部环境，司法也正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杜昕坦言，“但我认为目前陪审制度还存在发展不均衡的现象。” 

“特殊身份”的陪审员

　　记者采访发现，近两年，一些有着特殊身份的人士也加入了陪审员队伍。例如，去年7月30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一件诉讼标的2万元的专利侵权官司时，让宗庆后担任了此次庭审的陪审员，而他在庭审现场的表现，也征服了所有参加庭审的人员。

　　今年4月1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在一个工作会上，还直接喊话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年，你们要争取请‘宗庆后’们多来参与审理。”

　　另外，今年3月17日，在广州南沙法院，香港籍居民赖亚力以陪审员的身份坐在审判席上，这也是港澳籍陪审员在全国开庭审理的第一宗案件。

　　赖亚力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其身份为一家香港公司的副总经理，由于分公司在广州南沙，所以长期在南沙工作和生活。而他参与审理的这起案件是一起涉港的厂房租赁合同纠纷。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南沙新区条例》等规定，经推荐审核等程序，2014年11月，赖亚力被南沙区人大常委会任命为陪审员，一同被任命的还有王明焱等5名港澳籍居民。依照规定，港澳籍人民陪审员主要参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任期为5年。

　　还有今年2月16日，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特大车祸索赔案时，《法治周末》记者刘希平作为该案一名陪审员全程参与了案件审判。

　　“这是我担任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后参审的第一桩案件，这也是天心区法院在全省首次采取7人制大合议庭审理的第一桩民事案件”。刘希平说。

　　刘希平还说：“就在案件开庭前3天，审判长谭任平召集合议庭成员，开始了连续3天的案情通气和庭审准备工作。看着会议桌上摆放的一大堆案卷，我才知道办案法官此前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 

　　“中午在法院办公室休息时，几位媒体朋友聚在一起聊起了这起索赔案，有媒体朋友问我对此案的看法。要是平时，我可能会毫不犹豫地说出自己的个人看法，但当天我没参加此话题的讨论。”刘希平说，“因为我是合议庭成员，案件没有判决前，我对此案不能发表任何看法。”

　　不久后，当近两万字的民事判决书出来后，刘希平发现，他的意见和他查找到的一条法律依据被法官写进了判决书，“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

　　“人民陪审员，必须抹去个人的感情色彩，秉持一种客观理性的心态、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去查明案情，然后与法官一道作出裁判。”刘希平称。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李慧、荥阳市人民法院徐文娟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