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贪官回忆录

    逃亡的生活，是光鲜亮丽？还是苦不堪言？外逃贪官的自述解开了这一神秘的面纱。

　　“这是我人生中一段恶梦，是一段不愿回顾却又刻骨铭心的记忆。”

　　曾因外逃而轰动一时的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在自述中写道。

　　王国强在自述中流露内心的恐惧，“又怕中国发现我，又怕美国抓获我。”为此，夫妻两人有护照不敢用，有病不敢就医，与国内亲人不敢联络，与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不敢联系。

　　最终，逃亡两年半的王国强选择了投案自首。

　　自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关于敦促在逃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后，越来越多的外逃贪官选择了自首。

隐藏

　　逃亡之路上，王国强的处境是普遍现象。在已公开的自述中，多数人都选择了隐匿身份。

　　办假证无疑是隐匿身份的首选。一般而言，有的人在逃亡后，开始办理假证；多数人外逃前就已开始准备假身份证和假护照。

　　有的则在办理假证过程中“不幸”被查。比如，浙江省永康市委原常委朱兵，利用他人身份办了假护照后，又试图办港澳通行证，最终被出入境管理处审核时识破，出逃失败。

　　即便是过了“光鲜生活”，这些人也大多不敢以真实身份示人。如，原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负责人陈满雄、陈秋园夫妇，两人涉嫌挪用公款4亿元选择逃亡，几经辗转定居泰国，并成为当地名人。为隐藏身份，陈满雄特意做了整容手术。

　　有的人外逃后难逃黑道追债。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振忠，外逃后在美国加州买了一幢别墅和一辆别克跑车。就在王振忠想在美国过有钱人生活时，国内黑道人物纷纷委托美国的“福清帮”黑道向他追讨被敲诈的钱。遭敲诈后的王振忠出门都要躲警察，昔日同在美国的老朋友也只能低头假装没看见。

　　为了隐匿身份，外逃人员不敢出门，更不敢参加活动。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外逃后，选择放弃之前高价购置的五处豪宅而辗转荷兰，一直不敢抛头露面。

　　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华人的杨秀珠，耐不住孤独，经过化名后，以一个来自杭州的丝绸商人身份出现在一个华人聚会上。无奈期间被一个荷兰籍温州人听出了声音，并向荷兰警方提供了有关杨秀珠的情报，闻风逃跑后的杨秀珠此后更是不敢见人。

　　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逃亡美国后，怕见熟人，就是去外面吃饭，也是处处小心谨慎。

　　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为了隐藏，更是苦不堪言。据王国强自述，在美期间整日不敢出屋，靠面包果腹，白天只能像犯人放风一样，在不足10平方米的斗室里转圈踱步，只有傍晚才敢步行到超市买点吃的，偶尔出门也只能乘坐不使用护照的长途汽车。

　　王国强夫妻外逃期间，虽有病在身，却不敢去医院。在美国，需要持护照才能见到医生，买到处方药，因此夫妻俩连药都买不到。

　　“我们宁愿病死，也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那可真叫一个惨呀。”王国强忏悔道。

煎熬

　　如果说，为了躲避政府缉拿选择“隐身生活”而不与外界交流是意料之中，那么逃亡的艰苦处境则超出了外逃人员的想象。

　　出逃，让许多贪官的生活陷入了窘境。

　　王国强逃美期间，为了避免护照登记和节省租金，只能选择租住合租屋，为了防止被合租人怀疑而报警，还选择了频繁搬家。

　　更惨的是，平时吃的只能捡最便宜的买，在美国期间从来也没有添置衣服，妻子这期间就没有用过化妆品，夫妻俩理发都在家自己完成。

　　杨秀珠出逃时，在新加坡遭故友敲诈，在美国不堪移民局警察搜查，还遇到了官司。万般无奈下，杨秀珠潜逃到荷兰，生活在一间发霉、滴水的地下室。

　　王振忠外逃期间被检查出了肝癌，期间，他的情妇没来看望过他。两年后，在绝症中挣扎的王振忠临终前留下了一句话：“一切都是报应。”

　　重庆一逃亡非洲的嫌犯宁某回忆：“物质紧缺，经常停水停电，吃的很差，蚊虫又多，生活极不适应。”到非洲，遇上流行病，哪儿也不敢去，日子过得像是在坐牢。

　　“原本以为只要离开中国，就可以逃避惩罚，过上安逸的生活，哪知是这样的下场。” 回忆起逃亡非洲的苦日子，宁某懊悔不已。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许国俊逃亡到美国后，因为多数赃款都被冻结，只有存在赌场里的一些钱还能用。为了活命，在国内每天出入豪华餐厅的许国俊，只能在一个小镇的中餐馆里当打工仔，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0到15小时，其间手臂还被热油严重烫伤。

　　长沙市原国土局长左天柱案发后和情妇一起潜逃美国，赃款花完后情妇离他而去，最终只能靠着给殡仪馆背尸首勉强谋生。

　　曾潜逃加拿大、美国13年之久的黑龙江省体改委原主任宋士合，在被遣返回国后受审时在忏悔书中写道，当地华人得知他是一名涉嫌贪污的大陆官员后，对他反感和冷漠。

自首

　　“像我们这样的人出去，老又不老，年轻又不年轻，你要藏到多久。”中行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回忆起逃亡日子，认为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与余振东类似，多数外逃官员在回忆逃亡的日子时，都会发出感慨。

　　“都说美国是天堂，现在我才知道，中国才是自己真正的家。”王国强感慨，“如果在入监和我那段美国偷生的处境两者必选其一，我宁肯入监。”

　　王国强庆幸党和国家的政策：“让我终于迈上了回归祖国向国人谢罪的正确道路。”

　　近年来，国内反腐力度空前。针对外逃官员，有关部门一方面撒下“天网”，另一方面又催促积极投案自首。

　　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徐进辉表示，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检察机关加大对潜逃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重要关系人的政策和心理攻势，动员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主动回国投案自首的超过七成。

　　事实上，从外逃官员的自述来看，“自首”成了一种“救赎”，不少贪官自首后，反倒觉得轻松多了。

　　在“自首”外逃人员中的，既有其他外逃人员“以身试逃”的警戒作用，也有国内追逃政策和办案人员的“劝反”因素，但“走投无路”是迫使外逃官员选择自首的关键。

　　第一个被劝返的外逃贪官，云南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是典型。办案人员取得了新加坡警方的理解和支持后，造成了胡星在英国、中国香港等地被拒绝入境，迫使其在新加坡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之后，办案人员又对其派出劝说小组。劝说中，办案人员用政策打破了胡星的防线。比如，“承诺”其弟弟帮助出逃的事可以放过，如实交代问题，可换取减刑等。

　　浙江省苍南县一村支部书记赵某贪污土地征用补偿金后潜逃缅甸，在走投无路之下，走进缅甸有关部门，申请回中国投案自首。

　　“美国不是天堂。”原黑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宋士合在法庭上如此感叹。宋士合告诫诸多想潜逃的人，不要选择潜逃，并奉劝那些已经逃亡的贪官们早日迷途知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