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援藏二十年用牺牲换取法治进步

自从1995年第一批援藏干部进藏以来，中央实施援藏政策正式走过了20年。在政法系统领域，已有近千名政法工作者奔赴西藏，用自己的牺牲换来雪域高原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的进步。

2015年2月10日，参加援藏工作550多天，41岁的秦海威依然没能完全适应西藏的高原环境：失眠、胸闷、掉头发、低血压偏高等症状还时常困扰着他，甚至为了舒缓低血压偏高引起的不舒服，他不得不每天都服用药物。

这一切都是秦海威始料未及的。2012年，秦海威从部队转业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工作，不到一年，即申请参加援藏工作。

2013年7月31日，当秦海威随中央机关企事业单位第七批援藏干部一起到达拉萨后才发现，将要面对的困难，远非“缺点氧”那么简单。

由于西藏地区海拔高、空气稀薄，仅是缺氧、低温、干燥等高原气候特征对于来自低海拔的人来说，身体能否适应就是一个挑战。

和秦海威一样，援藏干部第一关要过的就是身体关。但是，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支援西藏的建设和发展，为了给西藏“留下点什么”，秦海威们选择了克服“万难”。

“为西藏的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是秦海威申请参加援藏工作的初衷，也是政法系统援藏干部的心声。

艰难转型

转型，对于每一个援藏干部来说都是一场考验，也是一段苦涩的过程。

与秦海威同一批次进藏的西藏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旺林，原来在司法部工作。据他回忆，到达西藏时，看着头上的蓝天白云，因为害怕高原反应，都不敢表现得过分兴奋，而是尽量让自己呼吸均匀。

“即使这样，晚上依然睡不踏实，当晚住的宾馆提供了预防、减缓高原反应的药品，吃了也不管用。”王旺林说。

而秦海威直到如今，睡眠依然不好，“流鼻血、失眠、胸闷是经常发生的事。”

初到西藏时，王旺林也感到周身不舒服，“每天早上醒来时一摸鼻子，都是血，如今也会偶尔流鼻血，因为空气太干燥了。”

同时，王旺林曾经患过胃溃疡，但是所在单位的食堂做的都是川菜，拉萨的饮食也偏辛辣，对于他来说，那时连吃饭都是个问题。

得知这个消息后，王旺林单位的保安老徐和他爱人胡姐，每天晚上吃饭时都会叫上他一起吃，这让他很受感动。

除了需要尽快适应当地的高原环境以及生活习惯，工作上的转型对于援藏干部来说也刻不容缓。

进藏后，秦海威挂职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对于这个工作，他的第一感觉是“事多人少，千头万绪，很困难”。

而在去西藏工作之前，秦海威在部队时做的是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进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后从事检察系统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此刻，不管是工作思路、工作程序，还是业务开展，对于秦海威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除了在短时间内适应工作，他还必须将工作从千头万绪中梳理出来，“我之前对这个工作是没有专项从事过的，所以，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压力很大。”

压力更多来源于秦海威的责任心以及不希望辜负组织对他的信任。“检察院里的领导会认为，我是最高检政治部过来的，应该具备这个工作岗位需要的能力，而且作为援藏干部，能力素质理应比当地的干部要强。”

“既然放在这个位子上了，就必须得干好，只有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了。”这是采访中秦海威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随后，为了尽快完成角色转换，投入工作，秦海威开启了自己的“加班模式”。“我开始从新整理头绪，通过加班加点对近几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的工作总结、报告都梳理研究了一遍，对检察系统的人员情况也进行了摸底。”

而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只有7个人，这对于一个省级检察院政治部来说，工作量显而易见，秦海威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加班加点。

但由于人员匮乏，如今，即使在休假的时候，秦海威也经常处于加班状态。

选择就是一种牺牲

“今年即使回家也是大年三十了。”2015年2月11日，正在基层慰问的西藏自治区司法厅副厅长孙中平在电话里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因为工作繁忙，今年尚不确定能不能回家过年。而之前和记者约好了采访时间，但是工作临时安排，他也没能接受记者的采访。

孙中平是第六批援藏干部，本来到2013年，3年的援藏工作已结束，但他选择了留下，成了为数不多的“六转七”干部之一。

而按照惯例，援藏干部每年有60天的假期，大多数援藏干部会选择在冬季休假，以方便在春节期间与家人团聚。但是，许多援藏干部都与孙中平一样，因需要坚守工作岗位而无法回内地休假。

“西藏地区的维稳任务非常繁重，这对政法干部来说也是一种挑战。”秦海威说，在西藏检察系统，至少30%的工作人员需要参与维稳工作，驻村、守卡、护路等维稳任务都需要检察系统的人员参加，而从事主业的人就少了，导致人手紧张。

王旺林也表示，由于工作需要，2014年他也无法休这60天的假期，虽然对妻儿挂念，但他并没有什么怨言，“援藏干部都不容易。”

中央党校张晓燕教授表示，和平年代援藏党员领导干部的牺牲，体现在他们为了祖国和人民的需要服从组织的安排，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一代又一代的“援藏干部”，放弃发达城市舒适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舍小家、为大家，置身家幸福于度外，甚至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的坚守与牺牲，堪称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一面旗帜，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家国情怀。

其实，选择援藏就意味着从前平衡的生活将被打破，而对家庭的亏欠则是许多援藏干部的无奈之举。

2013年8月3日，刚到西藏后不久的秦海威就接到家里的电话，他的爱人需要做手术，而当他赶回北京的时候，手术已经完成了。

这让秦海威倍感愧疚，“因为我之前在部队工作，我们就是聚少离多。”

而2014年秦海威家里发生的家庭变故更是让他倍感无奈。这年5月份，秦海威母亲因脑血栓住院，他也没腾出多少时间来照顾，直到如今，他的母亲都不能自理。

2014年10月份，在西藏的他又接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岳母因肺癌晚期住院，妻子需要前往照顾，问他能不能请假回来照看孩子。由于当时秦海威一方面正在做检察机关的改革方案，另一面又需要下基层调研，实在腾不出时间，只能把孩子寄托在亲戚家里。

“说实话，非常难受，但是工作又非常重要，领导得知情况后也帮我想了很多办法，但是工作实在是太多了，没办法。”秦海威回忆起那段时间，情绪依然有点失控。

记者调查发现，其实，大多数援藏干部都相对年轻，而家里的孩子都比较小，此时，他们只能忍受离别之苦，而他们的爱人则承担起了更多的家庭责任。

同时，一些援藏干部由于长期在高原地区过度劳累，身体也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高原气候对人们的心脏等功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而大多数援藏干部回到原籍单位的时候，又是一个适应的过程。“选择援藏，其实就是选择牺牲。”中央党校张晓燕教授说。

为了法治建设

201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西藏调研，提出“依法治藏、长期建臧、夯实基础、争取人心”的16字方针，确立了依法治藏的战略思想。

事实上，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刚刚结束不久，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顺应形势，提出建设包括“法治西藏”在内的“六个西藏”的新部署。

推进依法治藏，就需要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政法工作队伍。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西藏地区政法队伍整体水平并不是很高，而中央政法系统援藏干部的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带来先进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推动西藏民主与法治事业的发展。

在西藏期间，秦海威通过对基层的调研发现，基层检察队伍存在基础薄弱、师资力量短缺、专项业务培训欠缺、人员流失率高等诸多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秦海威起草了多份文件，以规范检察队伍的管理，并通过聘请外援教授给检察系统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以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以及办案能力。

为了获取一手资料，秦海威和许多中央政法系统的援藏干部一样，到基层调研几乎是必须做的工作，“只有把握真实情况才能推进西藏政法系统的队伍建设，以及西藏地区的司法改革。”秦海威告诉记者。

但是，每一次下基层，对于援藏干部来说都是充满危险的。由于西藏的交通不便，道路险阻，常常会发生车祸。

秦海威记得，一次到西藏墨脱县调研，一路上都能看到翻倒的车辆和滚落的大石头，他和同事们一次次下车参加“救援”，在那一段120公里的路上走了4个半小时，“当时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我要为大家的安全负责。”秦海威谈到当时的感受时说。

2014年，在秦海威所认识的同事中，就发生了两起在调研路上出现车祸的事件，其中一位局长不幸去世，让他倍感难过。

而每次调研的路程很远，不少援藏干部在长途“奔袭”后常常劳累病倒。

据王旺林介绍，2014年3月，他和一位领导一起去林芝地区波密县农村基层单位督导工作。从拉萨到波密，当时交通状况不是很好，路上还下起大雪，到了波密，王旺林就得了比较严重的感冒，咳嗽得比较厉害，但是还是在那里坚持住了20多天，把工作完成。

而有一次到昌都调研，王旺林回到拉萨后就躺进了医院，打了几天点滴才缓过来。

“不因环境找借口，要为使命付辛劳。”王旺林说，援藏工作很难，但是意义重大。

秦海威则希望通过自己和同事们的努力，能够为西藏检察队伍带来改变，为依法治藏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