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外交”义与利

“智库里面有好书万册，却不可能有银山万座”

    “智库外交”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形态，日益被世界各国政府高度重视。

　　察哈尔牧场距北京296公里，闻名中外的民间智库察哈尔学会总部位于此。如果仅从名称上看，其根本不像智囊机构，也看不出是面向世界的NGO。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虽然该学会总部设在察哈尔故地，但它并不研究蒙古历史文化和民族地域文化，而是一个专注于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的非官方、无党派的独立智库。自2009年10月份成立以来，已成为“全球公共外交的核心机构之一”。

　　众所周知，智库最重要的工作是生产“思想产品”。察哈尔学会的“思想产品”则集中在公共外交领域。

　　1月29日，察哈尔学会在北京举行了一场“微博外交理念及实践策略圆桌会”，参会人员共同研究了使馆、外企、外媒等国际行为主体的新浪微博账号都发布什么，他们的共同传播特点，以及对公共外交都起到了哪些作用，而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有可能成为“思想产品”。

　　据察哈尔学会一位代表透露：“公共外交领域的思想产品在中国政府涉外部门存在很大的需求。”但察哈尔学会的资源和能力还非常有限，所专注的领域相对狭窄。

　　“首先，这是一个新兴领域，对许多人而言是从零开始；第二，公共外交理论客观上适合这些政府部门的现实需要；第三，由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大力推动，这些政府部门的需求从潜在转化为现实，从局部扩展到总体。”这位代表说。

　　遗憾的是，在我国类似察哈尔学会这样的外交智库建设，还不尽如人意。前不久，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与中国网联合发布了《2014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简称《报告》），其中，专门针对外交、国际问题、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类的智库排名并不高。

　　另外，《报告》对中国智库影响力的评价指标有一个为“国际影响力”，主要包含：智库与国际机构合作的频次和方式，与智库合作的国外智库的数量，智库主要研究人员在国际论坛上发言的数量，国外媒体对智库的报道量和智库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的数量。

　　基于此，我国专门的外交、国际关系类智库在国际影响力方面的国内排名未进入前五。

　　实际上，早在2014年10月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表示中国“尤其是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

孤独的民间智库外交

　　上述《报告》针对我国智库外交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智库在国际事务上除了扮演咨政的角色外，还需要成为舆论战场的主力军。智库不但要为政府就外交事务提出建议，而且要能直接参与到外交事务中，比如与国外智库沟通、对话和交流，非正式地替官方处理部分外交事务，或者通过传播渠道为政府赢得国际舆论。”

　　现实情况如何？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永辉表示，能称得上是中国智库的机构大约2500多家，其中民间智库只有5%左右，且以研究经济领域居多，而民间外交智库基于研究领域的特殊性，更是少之又少。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孙哲，还从分工层面将外交智库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外交部及新华社等涉外系统的智库，其特点是密切联系当前外交斗争，虽离不开长远的战略考虑，但主要着眼于当前动态的国际形势研究，具有相当强的针对性。

　　第二种为军队系统或对外交流单位的智库，工作特点是除了关注现实问题、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之外，也聚焦对中长期国际形势的研究，即注意收集富有综合性、回顾性、全局性、战略性和展望性的外交信息和情报。

　　最后一种则是高等院校和社科部门的研究所，其工作特点是更为学术化，更具备理论色彩，这些单位在外交方面的研究课题一般不受太大的限制，主要由研究人员的个人兴趣决定，研究视角更为宏观。

　　另有长期关注中国智库建设的人士，将广义上的民间外交智库归到“高等院校和社科部门的研究所”，以及一些挂靠在国家行政部门、实由民间筹款的智库组织。

　　例如察哈尔学会的赞助单位，就包括南方报业传媒集团、TCL、长安汽车等。察哈尔学会创会主席韩方明称：“专门针对民间群体的公共外交是增进互信、消除误解的一个重要渠道，它是对传统政府外交的有力补充。”

　　韩方明还觉得：“民间智库作为一种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可以主动通过自己专业的第三方调查、客观中立的报告为政府决策提供很好的参考意见。”

　　多位智库专家表示，“智库外交”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形态，日益被世界各国政府高度重视。

期待“中国好声音”

　　记者采访获悉，智库外交主要有两种：一是以智库为主体、智库之间的国际交流；二是以外国智库为对象与目标的国际交流，包括由本国政府官员到外国重要智库进行专题演讲，或向外国智库派出访问学者等。

　　有外交学者坦承：“智库的确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外交舞台，有时甚至还是外交斗争与较量的阵地。”但现实是，中国此前在外交智库方面的声音比较弱。

　　以美国举例，在美国智库中的“中国声音”（即来自中国专家学者或政府官员的声音）就相当有限，与日本、韩国等邻国相比，这一情况更为突出。

　　“所谓来自中国的声音不大、不响、不够，主要指由中国专家学者或政府官员来美国智库做报告、进行主题发言、担任主讲人的非常少。”另有熟知外交事务的人士回应。

　　对方还说：“在关键场合、关键时候、国际与地区热点问题凸显时，难以及时与充分听到中国的声音，这与外界对中国的期待、中国实际发挥的国际作用相比，的确很不相称。”

　　另外，记者发现，中国的智库专家面临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思想产品”才能符合决策需要？

　　就外交而言，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觉得：“好的智库产品应该紧跟当时国家发展需要，能服务于相应的对外政策的需要，应该是现实的和具体的，说白了就是能‘解渴’。”

　　傅莹称，任何时期的外交决策都需要一个比较客观的三维世界政治地图，“看今天的世界，最突出的感觉就是一个‘变’字，似乎一切都在动态中。”

　　“中国智库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思潮的引领上已经在发挥很大的作用，国际评估难免受到语言和渠道的限制，但是在中国智库的国际化上，确实有提高的空间”。傅莹感慨道，“现在是中国智库成长的难得机会。”

　　对于如何加强智库与决策的关系？傅莹说：“一是智库要与决策机构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课题需要贴近外交现实和需求。二是智库要聚焦中国在国际问题上面临的重大课题。三是智库要坚持自己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责任，增强向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和能力。”

　　“外界一方面对中国有信息饥渴，期待听到更多中国的声音，另外一方面关于中国的偏见和误导性资讯很多。”傅莹也承认这些实际存在的问题。

　　“这当然有意识形态分歧的因素，也有中国如何更多更好提供国际信息的问题，需要增强自身形象塑造的能力，中国智库在这方面可以多做多说，多向外界介绍中国的行为模式和原则。”

　　傅莹坦承，目前中国智库在世界上的声音还是比较稚嫩的，实力和人才队伍都在成长的过程中。社会对智库要多几分宽容，对智库的思想产品要给予尊重和价值上的认可。“当然智库不可能走商业化的道路，智库里面有好书万册，却不可能有银山万座。”

智库外交中外差异

　　据《全球智库报告2014》显示，目前全球共有6681家智库，其中美国1830家，中国429家，英国287家，这三个国家是世界智库数量最大的国家，他们有哪些特点？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说：“长期以来，美国和欧洲的智库建设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智库数量多、影响力大，特别是涌现出了一批世界著名的智库。”

　　“比如说，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兰德公司，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比利时智库布勒哲尔，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等等，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魏礼群称。

　　“虽然各国智库的发展和主要特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共同之处主要在于智库与政府之间都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魏礼群强调。

　　对方以美国智库举例：“兰德公司曾完全主导美国的核战略、策划越南战争、谋划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

　　“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是外交关系学会的意见；布鲁金斯学会曾构建具有跨时代影响力的、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成功挽救西欧濒于崩溃的经济，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最成功的例子之一。”魏礼群还透露。

　　魏并介绍：“几年前，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提出‘巧实力’外交思想，最终成为奥巴马政府执政后的外交战略。”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学者冯钺针对中国如何进行智库外交，也提到了美国的经验。

　　其中，他特别提出了美国对智库影响力评价方式：“第一个是每年国会会有多少次请智库去听证；第二个是主要媒体有多少次引用了智库在国会听证的记录，或者是智库发表的一些报告被美国的主要媒体引用了多少。”

　　另外，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总裁曾经表示，美国的政策实际上是由美国的智库来制定的，美国的很多政府部门本身没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很多东西都要通过这些智库来提供。

　　“尽管其他国家在智库外交方面有自己的特点，很多事根据自己的国情决定，不能否认的是，目前中国外交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期，中国智库也正在逐步发展。”一位外交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