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弊病”调查

过去几年，中国的这些智囊机构都经历了什么

    多数官方智库还存在大而不强的情况，民间智库更是艰难求生。但横行在社会上的伪智库专家，却凭着高超的“演技”，日益刷新自己的财富值。

　　1月2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简称“重阳研究院”）承办的“重阳论坛”，请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前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做了一场题为“‘一带一路’与金融走出去”的演讲，从现场听众反应来看，效果不错。

　　近两年，声名鹊起的“重阳论坛”，是一个主要邀请前国际政要来主讲的智库论坛。他的承办单位重阳研究院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办公地点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的文化大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陈雨露担任院长。 

　　尽管重阳研究院成立时间短，但成长速度惊人。1月22日《全球智库报告2014》在北京及全球54座城市同时发布，我国有7家智库入围“全球顶级智库前150位”，除了老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重阳研究院也位列其中。

　　重阳研究院号称要打造一所“现代化智库”，资金主要靠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资助。事实上，类似智库机构，近几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新的建设高潮。

　　与此同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等。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简称《意见》），提出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

　　尽管如此，我国智库建设仍存在一些弊病，《意见》中也做了特别说明：“随着形势发展，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主要表现有：智库的重要地位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缺乏，提供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够多，参与决策咨询缺乏制度性安排，智库建设缺乏整体规划，资源配置不够科学，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创新，领军人物和杰出人才缺乏。

　　但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调查发现，近几年，中国智库“弊病”远不止此。

　　部分高校智库成“钱库”

　　记者经过对多个智库专家采访得知，这两年国内饱受诟病的是高校智库。

　　在此需要提出的是“2011计划”。“2011计划”全称“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是继“985工程”“211工程”之后，国务院在高等教育系统又一项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战略举措。

　　有教育界人士告诉记者：“‘2011计划’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协同创新中心又分为面向科学前沿、面向文化传承创新、面向行业产业和面向区域发展四种类型。”

　　2013年4月11日，由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天津大学等校牵头的首批14家国家协同创新中心通过“2011计划”认定，成为首批“2011计划”建设体。

　　2014年2月10日，教育部印发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指出：“以2011协同创新中心和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为抓手，重点打造一批国家级智库。”

  在此背景下，高校智库开展协同创新工作，逐步进入主流化。但国内某高校L教授称：“表面上看起来高校智库风平浪静，其实是存在困境的。”

　　这种困境首先来自于“缺乏主导者，很多不愿意被协同。” L专家说，“参与进来的单位和老师都有自己的关注领域，而且他们在这些领域基本上是顶尖了，都觉得唯我独大，没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做主导，很多事情基本上难以推动。”

　　L教授还透露，利益失衡问题也是制约高校智库协同创新的瓶颈之一。如果大家共同做一个项目，但因缺少平衡各方利益的机制，后期利益分割标准又非常随意，每个人都觉得是主角，久而久之，内部分歧和矛盾就会凸显出来，直接影响项目质量。

　　“最麻烦的是，各个协调单位存在条块分割，这些单位来自不同体系、单位，所有人员的工作、人事、薪酬关系，都是各自为政。”L教授说。

　　“国家投入巨资建立的重点实验室只能自己部门用，兄弟单位就不能用，交叉学科的研究群体调动不了其他学科的教师参与，这些问题都造成了许多科研人员有协同创新之心、无协同创新之实的局面。”另有教育界人士透露。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T专家看来，很多高校还存在对“协同创新”概念认识不清，对“2011”计划理解有误差。

　　对方表示，“‘2011计划’提出了‘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要求，希望高校能够瞄准‘科学前沿和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开展协同创新。”

　　“然而，仍有不少高校延续了传统科研项目申报逻辑，未能对当前的国际科学前沿问题以及国家、行业产业、区域实际需求进行关注。”T专家称，“另外，一些高校好大喜功，提出要在短时之内培育十几个乃至数十个协同创新中心，这显然不现实。”

　　“同时，还有个别高校，尤其是综合实力相对薄弱的高校认为，只有类似于人类基因组计划、大型强子对撞机计划或者‘两弹一星’‘三峡工程’之类的重大专项、工程才符合‘国家急需’要求。”T专家觉得很无奈。

　　更有高校人士透指出：“不少大学的协同创新中心，打着建设国家智库名义圈地敛财，还有的高校智库，售卖职务。”

　　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联系了北京两所高校智库，要想成为他们的顾问委员会委员，需交纳不菲的费用，且需可靠人员推荐。

　　“交钱后，你就是我们的委员、智库专家，有一些国家项目资金，可以适当给你些，主要是你用这名头可以做很多事。”北京某知名高校智库人员说。

　　伪智库专家横行

　　实际上，这种花钱买“智库专家”头衔的现象不仅存在于部分高校，记者采访发现，一些挂靠在国家部委的智库，也存在类似行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含金量不高的“智库专家”扰乱中国智库声誉。

　　河北人士M先生，多年前从事“风水八卦”工作，而后他花钱买了一个国家某部委名下智库机构的副秘书长一职，从此，敛财之路正式开始。

　　记者调查发现，M先生先是利用该智库名义，成立了十余个分支机构，涵盖佛教、医学、书画、生命科学、新闻传播、宇宙奥秘等。

　　随即，M还在其制作的网站上宣称，他被聘为联合国某NGO组织智库专家委员。原因是在“和平公益领域做出了特殊贡献和取得了卓越成就”。

　　该网站信息介绍说，联合国某NGO组织，还推选M为“国宝级国术大师”，“将发挥智库作用，引领人类的经济变革”。

　　早些时间，M先生对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说：“我的足迹遍及国家许多大机关、部委、高等院校等，我提出的建议，受益人群上至高级领导人和行业精英，下至布衣百姓，我最近正在关注地球村的发展，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难以想象的是，M先生的确成为国内不少地市政府座上宾。记者联系到一位曾欲让M做城市整体规划建议的地市领导，对方说：“和他一接触，觉得不靠谱，云里雾里什么都能说，就是不懂业务，后来就放弃了，还交了4万元咨询费。”

　　另外，2013年之前，在北京伪智库专家圈里有一个名叫李某某的人士非常出名，直到现在还有人提起他。李曾自称为中国区域战略发展决策委员会专家。

　　该机构是2006年由一批部委机关离退休的老干部联合发起成立的临时机构。李某某以专家身份，自费印刷假内参，并冒充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智囊团成员。

　　李某某坚称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策划起草人之一、新疆喀什被国务院定位经济特区建议人之一，三次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他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国家智囊，还注册了一个高层领导信息网，自认总编。

　　与此同时，李向外界公开说，其写在内参的5个方案得到国家领导批示：一是国家养老体系建设方案；二是整顿地方政府公务员方案；三是审计中央财政扶持资金方案；四是治理城市生活垃圾方案；五是遏制村级干部腐败方案。

　　可李某某的敛财方式，却多是拿着炮制的内参，到全国各地替群众有偿维权。不过，该组织目前已被取缔。

　　湖北省发改委H官员对记者说：“我们每年都会收到很多从北京寄来的各种智库信函，都要为我们城市发展建言献策，名头特别大，顾问很多是退休或在任大领导，我们也不知道真假，智库市场太乱了，国家是不是该定义或认证下，什么才算智库专家？”

　　高手能否在“民间”

　　记者采访得知，我国智库有四种类型，分别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高校智库以及民间智库。

    其中，既公开又神秘的为党政军智库，公开是因为这些机构早为人熟知，隐秘则是因为他们作为智囊机构如何为高层提供决策服务，公众知之甚少。

    那么，这些智库如何为高层决策提供参考？一熟知该项工作的人士介绍称：“因为定位不同，各机构参与的方式也有不同，从宏观层面说，这些机构的影响经常体现在中共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相关决议、五年计划（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的形成中。”

　　“上述文件往往是某段时间的纲领性文件，而智囊机构人员参与其中，并让自己的观点为报告所吸收，也成为其影响决策的最佳手段。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经常成为主要参与机构。”对方还说。

　　无可争议，这些官办智库为国家整体建设做出了巨大努力，但业界普遍认为，“还有一些官办智库大而不强，民间智库又艰难求生。”

　　据有关资料统计，当前国内正常运行，且对公共政策形成和社会公众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活跃智库共有200余家，其中2/5为党政军智库，1/4是社科院智库，民间智库占比1/3。

　　但还有人士并不认同民间智库拥有1/3的比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说：“国内目前没有专门针对智库的统计数据，但大致情况可以从全国软科学机构的相关调查中窥见。”

　　王辉耀在他撰写的《大国智库》一书中估算，目前，中国各类智库机构将近2500家，其中官办智库的数量占据95%，而民营智库仅占5%，后者还包括隶属于官办智库的人员在民营智库兼职的情况。

　　即便如此，民间智库生存起来仍异常艰难。一位曾在河南某民间智库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士告诉记者：“在注册初期就开始遭遇困难，光注册就用了3个月，不仅要挂在官方组织名义下，还得到民政部门备案。”

　　这位前民间智库领导还说，虽然自己是该智库发起人，但注册成功后，有一些退休老领导还是强势加入，并分别担任了主要领导。“开办初期，挂靠单位名义上给我拿了10万元开办费，但这钱其实是自己掏的。”

　　“搞了两年多，给河南几个县区做了规划，也挣了一些钱，但我没见到一分钱，都是那些领导拿走了。”在此压力下，他选择退出智库，另谋出路。

　　“民间智库不好做，党政机关有政研室，企业找智库的意识还没有形成，除非一些民间智库负责人和官方熟悉。”上述人士说。

　　记者在北京一家官办智库也印证了该说法：“国家给的课题多，可本单位人数不够，我们就找一些和我们关系好的民间智库。可另一个问题是，民间智库很多没有人才，水平不高，难形成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