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医院能走多远？

    9年里，民营资本参与浙江湖州肛肠医院改制成立的股份制医院所经历的风波，在国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医改的当下，为混合所有制医院路径提供了一个警鉴。

　　临近羊年春节，章军更加焦虑不安。他预计医院又要给职工发年终奖，而他作为院方最大的股东不仅分文没有，还无发言权，只能干着急。

　　这种状况已持续了4年。9年前，章军作为社会股投资入股浙江省湖州肛肠医院，2010年，当地政府要求他退股，遭他拒绝后，从此，他失去了对医院的经营权，成了不受医院欢迎的“局外人”。

　　在这4年里，他没有得到一分钱投资回报。为了解医院的收支情况，他甚至像侦探一样调查取证。他四处反映，尽管国务院有关部门为此督办，但他的境况并未改变。

医改6年又回“原点”

　　章军是广东商人，在湖州拥有湖州市华隆实业有限公司。2004年，湖州市吴兴区推行医改，广泛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卫生领域。

　　章军受到当地政府邀请。他所在的华隆公司投资600万元入股湖州肛肠医院。在这个注册资本1600万元的区级医院，章军的公司持股37.5%，吴兴区政府出资的湖州市吴兴区卫生医疗发展有限公司持股25%，另37.5%股份由医院30多名职工持有，主要是医院中层以上领导、技术骨干包括护士长等。

　　在此前后，改制在吴兴区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相继铺开。

　　改制后的肛肠医院属股份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2005年1月，依照《公司法》制定了章程，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院长沈建中任董事长。此后几年，章军以授权委托沈建中的形式参与医院经营管理并依照章程规定每年都有分红。

　　改制后的肛肠医院盖起了新大楼，达到了二级乙等医院资质，并先后荣膺浙江省级绿色医院和湖州市文明单位称号。

　　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吴兴区推行新医改，由政府回收社会资本。此举遭到章军反对。（本报2011年3月2日以《“医院回购风”背后存在隐忧》作过报道）

　　吴兴区的医改政策是，不对资产评估，一律按11.88%的投资回报率收购股份，但需扣除已发放的每年分红。

　　“我们投资经营医院后，医院资产已大幅度增值，改制不对资产评估，搞一刀切，这样回收社会资本是极不公平的。”章军与当地的主管官员难达共识。

　　由于章军拒绝退出，吴兴区7家医院和卫生院除了肛肠医院外均被政府回收。肛肠医院的职工持有股被湖州吴兴区卫生医疗发展公司“收购”。

　　按照肛肠医院章程，股东之间相互转让出资需经董事会同意，2/3以上的董事可以提议召开股东会，由于章军反对，董事会开不起来，所以股份转让无法变更。

　　表面上，章军“顶住了”改制，但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度日如年。

 “医院把钱分光、用光了”

　　2011年1月，当了15年肛肠医院院长的沈建中被免职，由副院长张金炎全面负责。从此，章军无法参与医院经营管理。

　　吊诡的是，张金炎的职务并非经院董事会决定，系政府指任。迄今4年里，医院董事长、院长、法定代表人在法律层面上仍是沈建中，即使2013年3月沈已退休。

　　在这4年里，医院再未开过董事会。“在未经院董事会讨论决定情况下，免掉沈建中职务是非法的。张金炎擅自购买百万元的设备，建造价值上百万元的房屋，既违反公司章程，又侵犯股东利益。”章军表示。

　　不过，张金炎表示，他所做出的重大决定都是经过上级同意的。在章军看来，肛肠医院实则是吴兴区卫计局领导在代替董事会管理和经营医院，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丧失了法定的权利义务。

　　从2011年以后，章军再也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分红，他也没有工资。他像局外人一样对医院的经营情况毫无所知。他要求对医院审计也未有回应。

　　章军开始上访。

　　他的信访经国务院相关部门督办和浙江省信访局督办，又转到了吴兴区。“2011年底我们接到省信访局从北京转下来的材料，转给了吴兴区政府，吴兴区政府转给了吴兴区卫计局，2012年初，吴兴区卫计局向市信访局报了一个材料，我们将此材料报了上去。”原湖州市信访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

　　据该人员表述，这份材料中称肛肠医院与章军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纠纷未处理好。

　　章军称有关部门都在“踢皮球”。在他的力争下，2014年初，湖州冠民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湖州肛肠医院2010年1月至2013年12月的财务状况进行专项审计。

　　审计表明，医院在这4年里光政府财政补贴就有860多万元，但2011年出现亏损，后2012年和2013年赢利。出现赢利的主要原因是财政补贴。

　　张金炎不同意医院经营不好的说法，他说，2010年医院实际药品零差价，医院调整了结构，增加医疗收入，实际上这几年有赢利。在买了仪器设备，搞大楼基建，工资增长后，钱基本花完。

　　审计显示，2012年和2013年医院职工人均工资均比上年增长20%，达到8万余元。这些收入中包括了五花八门的福利费。

　　还有急剧上升的医院招待费，即使中央“八项规定”和“六条禁令”实施后，2012年的招待费仍达到10万余元，2013年也有9.5万余元。

　　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获得了一些发票显示，2013年3月至7月，肛肠医院在吴兴区一家餐馆招待用餐9次，花费8370元。

　　同样在这家餐馆，在2013年2月，由张金炎签字报销的餐费有7600元，招待包括区、乡卫生检查、廉政风险检查等。

　　“医院为了把钱分光、用光，不惜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六条禁令’，而我投资600万元却没有得到一分钱回报。”章军实在是忍无可忍。

　　张金炎对本社记者说，肛肠医院职工收入在同级医院不算高，招待费也算少的。他承认买了购物卡，但是是送给业务部门的。

董事会瘫痪了

　　张金炎似乎也一肚子委屈，“这是两个股东之间的问题，我们医院夹在中间。”他在处理医院事务时，由于董事会瘫痪了，在签业务合同时，由于董事长不肯签字，就用医院公章代替。

　　张金炎承认，他在处理医院大小事务时并没有与章军沟通，日常工作由院领导班子决定，大的事向区卫计局汇报。“这几年发展不快，两个股东不和，大的项目比如CT都不敢买。”

　　吴兴区卫生局副局长李波认为，股东之间矛盾的一个焦点是，非营利医院按2010年国家文件规定不能分红，与医院章程有矛盾。这个矛盾解决不了，董事会也开不起来。

　　对肛肠医院的出路，李波给出两个方案：一是回购社会股，只能按原来的方案，如果另搞方案，以前改制好的医院会不稳定；二是继续合作，但要明确职工股的归属，由公有股回收。但与章军谈不拢。

　　李波表示，混合制医院在湖州市级医院尚未出现，吴兴区只有肛肠医院。混合制最大的问题是人员编制问题，这涉及人才流动等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肛肠医院已解决，由于该院与吴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和道场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三块牌子一套班子。“2013年下半年，吴兴区以解决道场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编制名义批了肛肠医院120个事业编制。”张金炎说，张同时兼任道场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因为我们把肛肠医院当作公立医院，所以解决了编制，如果是混合制是不可能解决编制的。”李波道出了关键。

　　李波强调，肛肠医院目前的状况对医院发展是不利的，应该面对现实，一次性了断。3年前，吴兴区卫计局局长就对本社记者表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只能是公立或者私立，不存在两者混合。

　　据此，股东双方难达共识，而矛盾愈演愈烈。2014年11月28日，肛肠医院一群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以“全体职工名义”拉起了“坚决抵制转制，保护国有资产，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横幅，并发出公告，要求除急诊外的患者到其他医院就诊。后在当地政府的干预下医院恢复正常。

　　据张金炎称，事件起因是章军封了他的办公室和院财务的门。而章军的说法是张不让他查账。

　　参与该事件的一名医生表示：“我们不想为私人老板打工。”

混合制医院能走多远？

　　肛肠医院的经历，折射出社会资本参与医改的窘境：公立医院能不能与社会资本合作？混合所有制医院能走多远？一直在卫生系统、学界有争议。

　　有关人士指出，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在于社会办医，释放“鲶鱼效应”。

　　事实上，新医改启动5年以来，“混合所有制”作为一个新的探索形式已经进入医疗领域。国内广州、湖南、徐州、海南、浙江等多地，也进行了“混合所有制”的探索。

　　但是至今，混合所有制医院成功的范例在国内并不多见。对这一模式，公立医院多持排斥观点，认为混合所有制是在现有形势之下的无奈之举，往往同床异梦。

　　有专家指出，混合制医院作为一个非营利性医院享受免税政策，按国家规定不能分红，但社会资本是逐利的，这就形成矛盾。这都与国家医改政策不配套有关。

　　2015年1月5日，浙江省卫计委等七部门向社会公布《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医疗机构的试点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稿）》。这也是国内首个将“混合所有制医疗机制”政策落实的省份。

　　根据该意见稿，浙江省计划在2015年，探索举办若干家混合所有制医疗机构，试点取得初步成果，到2020年，探索举办一批混合所有制医疗机构。

　　意见稿解决了社会资本投资回报问题，明确提出，兼顾好社会资本投资合理回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群众健康权益保障的关系，努力实现三者的共赢。鼓励社会资本控股。在混合所有制医疗机构实现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国有出资人可逐步降低股权比例直至完全退出，以促进社会办医。

　　这个意见稿引起国内业界关注，在浙江省，业内人士普遍期待该方案尽快出台，以解决实践中的困惑。

　　这也是章军所期待的，也许，他多年的烦愁、焦虑能就此画上句号。（章军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