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OPO就没有器官移植

器官捐献与分配信息可视化 促中国器官移植趋于正规化

    当器官捐献志愿者成为潜在捐献人后，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开始登场，处理一系列事关器官捐献的棘手问题。

　　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来源。

　　当器官捐献志愿者成为潜在捐献人后，OPO负责组织医学专家对捐献者进行医学评估，与家属签订合法文件，将相关信息录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COTRS）”,并由该系统按照等待者病情严重程度等相关信息，进行自动分配和获取器官。

　　OPO是公民自愿捐献器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这意味着从2015年起，没有OPO，就没有器官移植。

捐献与分配信息可视化

　　2015年1月13日, 广东省中山市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治医师邓德成主刀做了两例肾移植手术，手术从下午3点持续到深夜两点。

　　邓德成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为了等待肾源，这两位接受移植的患者，一位等待了几个月，而另一个更长——两年。

　　按照器官捐献中的伦理要求，医护人员遵守“双盲原则”，邓德成没有告诉两位患者，器官来自何处。记者问起时，邓德成只是透露，这两例肾脏来自一位脑死亡的捐献者。

　　这名捐献者原本属于市中医院的重症患者，在他的家属表达了自愿捐献器官的意愿之后，器官捐献协调员马上介入，查看捐献者的家属身份证明以及确定家庭关系。

　　家属签署同意书后，患者由中医院转院到市医院继续进行抢救治疗。11日晚9点多，医生判定脑死亡，隔12个小时后再次判断脑死亡无误。12点开始器官摘取及评估，与此同时，器官的信息已经录入COTRS系统进行自动匹配。

　　而每当COTRS系统有肾源分配到了中山市人民医院，邓德成的手机就会收到短信提示。他必须在一小时之内登录器官捐献与分配系统查看肾源信息，并按照患者的排序进行沟通。“有的可能身体状况不好做不了，那就推到下一位。”邓德成告诉记者。

　　曾经，媒体报道下的中国器官移植乱象丛生。比如，对于移植的器官，患者和家属都用二分法判断器官来源：不是自己找的活体器官，就是死刑犯的。

　　邓德成也坦陈：“2012年之前，我们也会用死刑犯器官。他们的器官信息是不会录入到系统中分配的，能不能拿到完全靠医院的关系。”

　　2013年10月，广东省卫生厅官网发布《关于做好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公布了6家OPO名单，以及首批通过考核的55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名单。

　　《通知》明确了各OPO的服务范围，规定严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向指定的OPO以外的机构、组织和个人转介潜在人体器官捐献人。

　　当时，广东共有16家医院具有器官移植资质，而这6家OPO囊括了全部16家有资质的医院。

　　中山市人民医院也成为6家OPO之一，并且它是广东首批获得心肝肾移植资格的唯一一家地级市医院。目前，中山市人民医院OPO的服务范围包括中山和珠海两个城市。

　　如今，有了OPO，人体器官移植有了正规的来源渠道。COTRS系统的匹配采取属地优先原则，邓德成解释说：“也就是说先考虑本院，如果本院不能匹配那就扩大到广东，再不行就扩大到全国。”

　　但这一匹配和运输转运过程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否则捐献的器官就会浪费。器官储存采用冷藏保存，其中肾脏的保存时间为24小时，心脏为5个小时。

　　目前，COTRS系统由医院的龚医生负责管理，他告诉记者：“这个系统的后台在深圳，每家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都会得到一个特定的验证码，登录一次系统，手机就会收到提示。”

　　他给记者演示了COTRS系统的操作流程，记者从系统中看到，每一个器官都带有标号，器官捐献者的死亡原因也都有说明，器官的去向亦清晰可见。

    “难以启齿”的管床医生

　　虽然ICU病房的管床医生并不属于OPO，但在OPO正式介入之前，他们在发现和转介潜在的器官捐献者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ICU病房的管床医生杨医生介绍，病人进入ICU病房后，所有的身体指标，管床医生最为了解。刚进入ICU病房时，医生第一时间全力抢救，一旦病人无法生还，他便成为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我们要在第一时间跟家属讲病情，试图让他们接受。因为几乎没有家属能够接受病人已经没救这样一种现实。”但杨医生也会选择时机跟病人家属讲有器官捐献这样一种渠道。

　　据她介绍，患者会不会成为潜在的器官捐献者，最重要的是看他昏迷指数（3-15分，正常人为15分）的评分。“一般来讲，昏迷指数达到3分，瞳孔放大，病人本身没有任何的生理反射和病理反射，再加上他完全没有自主呼吸，全部都是依靠机控呼吸，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就大体可以判定为脑死亡。”

　　但脑死亡的判断还有很多复杂的程序，杨医生作为管床医生只能从临床观察的角度判断他可能处在脑死亡的状态。

　　“当病人处在脑死亡状态时，如果家属有器官捐献的意愿，我们必须要请相关的专家来进行进一步的判断，他们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客观的指标。”杨医生介绍说，“目前，医院能做到的是给病人做脑电图、脑血流图和四肢诱发电位。这三项中至少要完成两项，如果两项的检测结果都支持脑死亡的诊断的话，我们会把这个结果送给两位有资质评估脑死亡的专家进行最终判定。”

　　2014年夏天，杨医生接到一位病人，他才20多岁，在中山打工时突然晕倒被送进ICU病房。医生抢救未果，被判定为脑死亡。家属赶到后第三天，杨医生开始跟病人的父亲提出器官捐献的事情。

　　“根本不要跟我提这件事儿！”病人父亲当时在办公室大发雷霆。

　　杨医生很理解病人家属做出的反应，她说：“（家属）他们会在乎医生说的每一句话，提供的每一条路，虽然他们当时不接受，但是他们会考虑的。”

　　几天以后，病人父亲主动问杨医生器官捐献有哪些程序。杨医生得知家属的想法后，联系器官捐献协调员让他们跟进。最终，这位病人捐献了两个肾脏和一个肝脏。

　　虽然在中山市人民医院工作才两年，杨医生遇到很多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况，这些病人家属愿意捐献孩子的器官，他们只是想：“孩子没有了，我只希望孩子还有器官在这个世上存活。”

　　“（器官捐献）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不管，协调员直接介入的话，病人家属是非常排斥的。”杨医生告诉记者，“当发现没有生还希望的病人时，我们会跟家属做好预后，告诉家属接下来该怎么做，有几条路可选。如果家属同意捐献器官，那后面的事情就由器官捐献小组去跟进，我们不管。”

　　但对于器官捐献这件事儿，如何选择时机跟家属开口讲，如何用词，对每一位管床医生都是挑战。

    职业器官捐献协调员

　　患者家属有器官捐献的意愿，器官捐献协调员会马上介入。

　　“一般是病人家属给我们打电话。”器官捐献协调员谢熙说，“但也有ICU病房的医生发现潜在的捐献者跟我们说，这种情况是在病人家属不排斥我们去沟通的情况下，我们也会主动找家属做工作。”因为前期不管是病人家属还是医护人员都还是比较敏感的，都不想越雷池一步。“所以我们的工作目前还是比较保守地去开展，我们不会主动在人家不愿意的情况下去劝说。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原则。”

　　谢熙是中山市人民医院OPO的协调员，她个子高挑，说话声音很细。瘦瘦的身子上套着一件标有“中山市人民医院OPO”字样的深蓝色工作马甲。谢熙2010年底成为协调员，2011年初介入第一例案例，成为中山市人民医院8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之一。

　　协调员的管理规定中要求，协调员必须有一定的医学背景，取得国家职业医师或职业护士资格的人。“所以我们的协调员全部都是临床一线，或者在临床相关的科室工作，并且考取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证书。”谢熙说。

　　作为协调员，谢熙每年都会参加两到三次广东省组织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培训，培训中他们不仅要学习与器官捐献相关的专业评估，死亡的判定，善后慰问，还要在所在OPO服务的范围内进行宣传。“虽然死亡的判定不是由我们协调员来做，但这也是培训内容，我们都要知道。”谢熙说。

　　在患者家属同意器官捐献后，协调员的工作就是到现场核对家属的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及死亡证明等一系列证件。然后在OPO办公室的监控区域内进行沟通和签字，这些影像资料会被工作人员录制下来，永久地保留在患者的捐献档案中。

　　人体器官捐献同意书上包括捐献者的信息、直系亲属的信息以及捐献意愿的表达和亲属的签名，最后就需要两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共同见证签名。

　　记者通过表格发现，目前中国患者可捐献的器官包括肾脏、肝脏、心脏、肺脏、胰腺、小肠及其他（组织、遗体）。“遗体捐献不属于我们工作的范畴，因为我们是器官捐献协调员，但是如果患者家属有捐献遗体的意愿，我们会帮助他们去完成。”谢熙说。

　　OPO办公室位于中山市人民医院新五栋办公楼二楼。里面除了办公室和会议室，还有一间爱心室。这里三面墙上都贴满了照片，“这一面墙是捐献者的信息，这一面是已经得到器官移植康复了的患者照片。”谢熙介绍说，“你看这整个是一个大树的形状，他们彼此相连，是这些捐献者延续了他们的生命。”

　　据统计，中山市人民医院2012年自愿捐献器官8例，2013年16例，2014年为33例。其中，2014年中山市人民医院器官捐献成功的案例和器官捐献协调员实际介入案例的比例为80%。

　　“这在全国来讲比例是比较高的。”谢熙补充道，对于捐献失败的原因，她总结为三点，“第一是身份没有办法取证，第二是家属的意见不一致，第三就是没法告知父母。比如说40多岁正当年的患者，他们没有办法去告诉自己年迈的父母。”

　　谢熙做过统计，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一传统因素的影响，在器官捐献协调工作中，母亲的反对意见是最大的。

　　从整个中国来看，2003年到2009年8月，中国内地仅有130位公民逝世后成功捐献器官。2014年中国器官移植大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3年3年的时间内，公民死后捐献器官的数量为1448例。虽然这一数字有明显增长，但从供需关系来看，器官捐献数量仍是杯水车薪。

　　器官移植中心的主治医师邓德成告诉记者，2012年中山市人民医院就已经开始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即使停止使用死囚器官的规定正式出台，也不会影响到本院器官移植的供需关系。”但他又补充道，“对于还没有开展好器官移植捐献的医院来说，肯定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