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共产党人的历史功绩

——纪念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红二十七军成立80周年（四）

过硬的干部队伍

    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以党的事业为重，无条件地服从党的纪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谢子长先后两次被陕西省委错误地剥夺军权，赶出部队。他毫无怨言，反而劝说其他同志，顾全大局，服从党的纪律。后来在陕甘游击队和陕北根据地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他又两次临危受命，义无反顾返回陕甘游击队和陕北根据地。

    为了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谢子长“败不丧志”。红军时期，他全家共有17人参加了革命，9名烈士。他父亲为了革命，不光耗尽苦心经营一生的家业，甚至将自己心爱的小女儿谢玉香卖掉，将所得的50块大洋彩礼全部交给谢子长，用作部队经费。土地革命大爆发之后，敌人在许多村庄制造无人区，把梨果树砍光，把所过之村的门窗拆光烧光，把所入之村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屠杀，把粮食猪狗鸡犬抢光杀光。面对敌人的残酷镇压，谢子长坚定地鼓励大家说：革命“能成功，一定能成功。我们这代搞不成，你们那代接着搞；你们搞不成，你儿子接着搞；儿子搞不成，孙子接着搞。革命一定能成功，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这一条到啥时候也不能动摇。”“共产党人就像毛脑柳树一样，割了这茬，那一茬还会长出来。二哥和同志们虽然有的被白军杀害了，有的被关进监牢，我还活着，咱们家，整个陕北还有这么多共产党员。白军杀人越凶，恨他们的人就越多，当红军和参加共产党的就越多。共产党是杀不绝的，红军会更强大。”

    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陕北红军的领导人都有坚定的革命信仰。战斗中，他们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勇于奉献，敢于牺牲。所以，陕北红军主要领导人谢子长、杨重远、杨琪都在战斗中牺牲或负伤不治，而且大多数是在胜仗中牺牲或负伤。一支队政委杨重远战斗中负伤后，为了不拖累部队，留下掩护，为不做俘虏，把最后一颗子弹给了自己。焦维炽被捕后，敌人割去了他的舌头，剜了他的眼睛，打坏了他的前额和双颧，仍宁死不屈，明确向敌人宣告：“你们什么也动摇不了我，我早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我们的人民。你们在我身上得到的只能是对你们反动本质的暴露！”英勇就义。任广盛为了群众的利益，毅然选择死亡。他女儿——西北第一个女红军、陕北一支队一分队指导员任志贞被俘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毫不动摇。“你们要取得我生命很容易，要我改变信仰是万万不能的！”在敌人的刑场上高喊道：“共产党杀不完，红军杀不完，我任志贞只要共产不要头!”和丈夫白得胜慷慨就义！白明善在敌人绞架前，自豪地说：“杀我白明善不算什么，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英勇就义。强世卿、强世光兄弟及毕维舟、王兆卿等无定河六勇士也都慷慨赴死！他们的壮烈牺牲，鼓励了陕北人民的斗志，前仆后继，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另外，陕北的主要军事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吴岱峰、贺晋年、李仲英等都在西北军搞过兵运，谢子长、刘志丹、吴岱峰都是正规中学毕业后到正规军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军事素质高。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陕北培养出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马明方、马文瑞、崔田夫、郭洪涛、杨琪、贺晋年、吴岱峰、张达志、崔田民、刘澜涛、白如冰、王兆相、高朗亭、马万里、马丕勋、杨和亭等一批党政军的革命骨干，逐渐锻炼出了一支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比较成熟的根据地干部队伍，为陕北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组织基础。

陕北和陕甘边的相互支持

    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都是陕北人，两家相距不过几十公里，都是在榆林中学读书期间，受校长杜斌丞和陕北共产党奠基人李子洲影响，走上革命道路，分别在1925、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都在从事军事斗争。1928年春天，他们一起领导渭华起义，起义失败以后，又都在1928年返回陕北，谢子长在返回陕北的途中住在刘志丹家养伤。他们都先后担任过陕北特委军委负责人，从事武装斗争。1929年到1930年，他们一起在甘肃、宁夏搞兵运。1931年他们又一起创建了西北抗日同盟军和陕甘游击队。谢子长曾经深情回忆：“我和志丹同志一块工作和战斗好几年，在重大问题上，我们意见投合，步调一致。1932年陕甘游击队时期，杜衡(后来被捕叛变)等人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同志和我更是团结战斗，与杜衡等人作了坚决的斗争。在我们相处时，有时组织决定他领导我，有时又决定我领导他。我对他的领导没有过不服气，他对我的领导也没有过不尊重。”谢子长逝世后，刘志丹深情地说：“子长是个好同志，革命意志坚强，决心很大，办法也多。我们两个是亲密战友，没有高低之分，我们是互相尊重的。清涧起义我没参加，从渭华起义、宁夏兵运，一直到西北反帝同盟军和陕甘游击队，我们都在一起，并肩战斗，互为左右手。即使在不得不分开的时候，我们也还是互相鼓舞的。现在，他离开了我们，我们就像缺了一条胳膊，这在咱西北是个很大的损失！”

    1932年底，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时，杜衡推行“左”倾错误，对原游击队的干部一律不用，干部全部从班长、战士中产生，同时要将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谢子长调离部队。谢子长与王世泰等坚决要求将刘志丹留在部队，由于熟悉部队、懂军事指挥的刘志丹等人留在部队，才使红二十六军不断壮大，陕甘边根据地不断发展、巩固。

    1935年2月，周家硷会议前，在谢子长与刘志丹商谈统一两支红军，反第二次“围剿”时，刘志丹提议由谢子长担任军委主席，在子长养伤期间，他负责指挥。但是，谢子长一再坚持让刘志丹担任西北军委主席，领导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充分体现了两个西北革命领袖毫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的高风亮节和“子长志丹一家亲”的革命情谊。

    1931年9月2日，晋西游击队在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率领下，东渡黄河来到陕北。陕北特委委员、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动员马云泽、强龙光、强世卿、白雪山等50多名党团员和农民充实游击队。晋西游击队和一起联合作战的肖永胜、杨琪、杨鼎、师储杰几股押运武装（土客）改编的陕北支队大小60余，来到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地方武装会合，部队统一归谢子长领导。1932年1月，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李杰夫为政委。2月12日，又以晋西游击队为骨干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为总指挥，李杰夫为政委，在西北第一次打出了红旗。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担任总指挥，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成为西北第一支正规的红军。红二十六军在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的领导下，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在陕北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陕甘边一直给了大量的支持：陕北一支队成立以后，在支队长强世卿的率领下，于1933年5月和9月两次南下陕甘边学习。两次，陕甘边都给一支队补充了枪支和弹药，并且先后委派杨重远、魏武担任政委。在1934年初，谢子长刚返回陕北恢复红一支队的时候，刘志丹知道后马上给谢子长送去200大洋；8月，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又到陕北作战，支援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反“围剿”。

    同时，陕北特委也给予陕甘边大量的支持：1935年9月，陕北一支队到照金苏区，正赶上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失败之际。一支队成了保卫苏区中心薛家寨的主要力量，并且在攻打张洪镇、合水县城战斗中起到重要作用。1932年夏，陕北特委派王兆卿、王兆相、杨文谟到陕甘游击队，参加武装斗争，学习军事。

    陕北陕甘两不分！陕甘边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张秀山、吴岱峰、杨琪、高岗等人都是陕北人，都曾经在陕北特委的领导下工作；而陕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谢子长、杨重远、杨琪、强世卿、魏武、白雪山、马佩勋、王兆卿、王兆相、杨文谟又都曾经参加过陕甘边根据地的工作。如同马明方指出的一样：“如果没有二十六军的北上，陕北的局面就不会发展得那样大，那样快。同样的，没有陕北党长期的工作基础和当时的根据地和游击队，红二十六军也不会发展得那样大，那样快。”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已经成为我们党的历史和近代中国革命斗争历史重要的一页，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我们要不断从中得到教益，受到启迪，获得力量，像创建陕北省苏维埃和红二十七军的革命先辈那样：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共产主义信仰；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弘扬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为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完）

  （作者张化民，长沙税务干部学院高级工程师、禹贡学社西北根据地研究室主任；蔡功文，民主与法制时报总编辑、禹贡学社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