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应体现时代特征

    如果说，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一部19世纪风车水墨时代的民法典代表，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是20世纪工业社会的民法典代表，那么我们的民法典应该是21世纪民法典的代表之作。

    2014年12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对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作了上述展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在加强重点领域立法里面强调，要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

    制定什么样的民法典，这样的民法典应该具有什么样的风格、特征，随即成为民法学界研究和思考的课题。

    王利明认为，我们要制定的民法典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和时代特征的民法典。

“还需高度体系化”

    “我们需要这样一部民法典，它应当立足于基本国情，回应中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王利明始终坚持民法典的编纂要坚持中国风格。

    编纂民法典，除了中国特色外，王利明认为“还需高度体系化”。

    我国现在有242部法律，大部分都是民事立法，可是每颁布一部新的法律都要对旧的法律进行修改。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并不清楚新的法律修改了原有法律的哪一些规定。就像物权法从颁布到现在已经七八年时间，但是很多法官依然对抵押、质押的案件，使用担保法和担保法的司法解释。法官们认为“担保法已经用惯了” 。

    王利明觉得这不能完全怪法官，因为法官毕竟不能像学者那样清楚法律修改的细节。

    在这种情况下，王利明强调，“民法典编纂应该高度体系化”。任何条文的修改，法典都应该注明，哪条被删除，上面也要反映清楚。由此一来，分析案例时，才便于从整个民法的体系着手和思考，找到最恰当的裁判依据。

    王利明认为一个简单案例也能体现民法的体系化。“我把手机借给一位同学，结果他把手机卖掉了，这么简单的案例，便涉及到民法各个方面的制度，各方面规则的使用。”

    王利明分析，首先它涉及合同问题，你没有经过我的许可就卖掉了我的手机，违约了；涉及侵权问题，侵害我的财产权；涉及不当得利的问题，因为你卖掉以后，获取的利益是不正当的；涉及物权请求权的行使问题；涉及物权代理问题等等。

    “要是真正分析透了的话，应该是一个民法全方位的制度思考，这样的思维方式，必须在一个体系化的时代它才能做到，这些就是法典化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好处。”王利明说。

民法典的人文主义精神

    19世纪的民法典主要坚持形式正义，20世纪的民法典，则是在坚持形式正义的前提下注重实质正义，21世纪的民法典，应该体现一种什么样的时代精神？

    “我觉得应该是人文主义精神。”王利明认为，民法典的价值体系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经过十多年的思考，王利明认为，21世纪的民法虽然仍以私法自治作为它的基本价值理念，但是民法的价值实际上已经多元了。人文关怀精神已经成为民法中和私法自治同等重要的价值。

    王利明解释：“比如代孕，代孕人生了孩子之后，又不想给委托人了，要把孩子留下来，但是委托人已经付了钱了，这怎么办？绝大多数国家的判决结果都是一致的，宣告合同无效。为什么宣告合同无效？因为它侵害了人格尊严。”

    在法国，冬天房客交不起房租，房东也不能把这个房客赶到大街上。如果官司打到法院，法院也一定会保护房客，房东把房客扫地出门，有损他人人格尊严，当然也侵害了他基本的生存权。

    分析我国和外国经验，王利明说：“民法典应该具备人文关怀这一时代精神。” 

体现时代特征

    法国民法典历经两百多年，为什么还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关键是体现时代特征。

    为适应社会需要，法国民法典在两百年间不断地修改、补充、完善，并通过法律解释来使其尽量符合时代特征。比如，法国民法典曾专门在第九条增加隐私保护的原则，并将其放在了基本原则的位置。

    “它准确地把握了高科技时代隐私权的重要性，反映出了时代特征。”王利明说。

    目前，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世界进入到一个信息爆炸时代，互联网已经深刻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互联网时代的特点应该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体现。”

    互联网时代对隐私的保护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如此，无字化证券的大量产生，无字化交易的日益频繁，都改变了有价证券的概念；电子商务的日益发展使得电子合同的使用日益广泛，同时电子政务的普及也改变了一些登记注册的样态，这些怎么在民法中得到反映，都是民法典编纂中要注意的问题。

    与互联网时代相伴而来的，还有严重的生态危机，“民法必须要反映资源环境逐渐恶化的社会特点”。

    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不断受到严峻挑战。我们国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以及市场发展，形成了尖锐冲突和矛盾。在这种局面下，民法应当担负起如何促进物的有效利用、强化环境和生态保护的职责。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风险无处不在，事故层出不穷，在这样的背景下，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救济问题，也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由此而来，民法典也必须要反映风险社会的特点。

    王利明认为，在这样的时代特点下，民法要从加害人保护向受害人保护倾斜。

    他举了一个例子，“某人开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突然打了个盹，造成了车毁人亡。”以传统民法而言，首要的是找到并确定开车人过错，而现在的侵权责任法则以受害人保护为中心，并不需要考虑加害人的主观过错有多大，重点考虑的是怎样为不幸且无辜的受害人表示救济。

    为了对受害人提供救济，侵权责任法在补救方式上把损害赔偿、保险和社会救助等多种救济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有效的衔接。从而，采用多种救济方式对受害人进行多渠道的救济。

而在现代社会，侵权责任法还有一个重大任务：需要应对大规模侵权。食品安全、环境等经常出现大规模的侵权问题。这都是当今社会面临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需要的民法典，应该是一部反映21世纪时代精神和时代特征的民法典。”王利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