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共产党人的历史功绩

编者按：

  2015年1月，恰逢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十七军成立80周年，重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的历史，回顾红二十七军和陕北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深切缅怀李子洲、谢子长、刘志丹、马明方、马文瑞、阎红彦、郭洪涛、杨琪、贺晋年、张达志、吴岱峰、崔田夫、崔田民、王兆相、霍维德等革命先辈的卓越功勋，对于我们继承发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精神，更加奋发有为地开拓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报特刊登禹贡学社西北根据地研究室主任张化民，本报总编辑、禹贡学社秘书长蔡功文撰写的纪念文章，分4期编发，以飨读者。

——纪念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红二十七军成立80周年（一）

从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陕北的共产党人就在革命实践中艰苦探索在近代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地区，如何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以李子洲、谢子长、马明方为代表的陕北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陕北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党的领导下，科学分析陕北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党的建设结合起来，逐步探索解决了在陕北实际条件下党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地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并和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合并组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在西北根据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部分，陕北革命根据地同样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西北革命的播火者李子洲、魏野畴等人的影响和教育下，谢子长、刘志丹、马明方、马文瑞、贾拓夫、刘澜涛、安子文、阎揆要、霍世杰、郭洪涛、白如冰、张德生、贺晋年、张达志、白明善等上百名有志青年加入党团组织，走上革命道路。陕北的共产党人和创建其他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样，经过十余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在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过程中，除了和其他根据地一样，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之外，陕北还具有以下突出的特点：

实事求是、

一切从陕北实际情况出发

由于陕北交通不方便，陕北的共产党人从党团组织创立以来，就一直注意坚持实事求是，采取马列主义原理和陕北具体的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和政策。所以虽然一直保持着和中央及北方局的联系，但是陕北的党团组织及领导人从实际出发，由被动到主动，由自发到自觉地抵制了“左”“右”倾错误，这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得以创建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1925年，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就从自己过去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认识到抓枪杆子的重要性：“国共这种合作迟早会破裂，共产党应该抓枪杆子，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当时全国受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我党普遍没有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在部队中，基本上都是搞政治工作。谢子长一入党，就在李子洲和中共陕北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紧抓枪杆子。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石谦旅秘密创建党组织，在该旅发展共产党员100余人，使该旅的大多数连、排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1927年10月12日，当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向中国共产党人实行大屠杀的紧要关头，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唐澍、谢子长、白明善、李象九等领导该旅在清涧发动起义，打响了北方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8年5月，在唐澍、刘志丹和谢子长等人的领导下，又发动了渭华起义。虽然，这两次起义，因种种原因归于失败，但这两次起义是在革命转入低潮，斗争处于严重困难的时期举行的，它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教育和锻炼了陕西党和人民，培养了阎红彦、阎揆要、白乐亭、雷恩俊、史唯然、李维俊、白锡林、王泰吉等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对西北地区后来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建立根据地和开展武装斗争，起到重大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

在大革命中，陕西（关中和陕北）一跃成为全国仅次于湖南、湖北，北方农运最发达的省份。陕北的绥德、榆林、安定等地，工会、农会、脚户自保会、天足会和小学教师教习会等各种群众组织相继成立。绥德反掉了骡柜税收制，谢子长领导建立了安定县各级农民协会，他和李象九两个共产党员以连长的名义出了几次布告，展开了反对拉夫、拉差、抗粮、抗捐税、抗高利贷的斗争，狠狠地打击了地主豪绅、贪官污吏，关押了民愤极大的县城的王伯阳、南区的宋运昌、西区的“狼儿子”等恶霸地主，赶走了伪县长王干候、东区官膏局高利贷者王玉书。

陕北的党组织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中，在无力量掌握当地政权的情况下，尽量不搞左倾盲动，不暴露党的组织，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坚持以地下形式领导农民与土豪劣绅及官府进行合法斗争，不以暴烈的行动搞农运。各地农民协会在同土豪劣绅的斗争中，在政策上注意采取区别对待，取得了好的影响和效果。领导农民分义仓粮时，能打死区长的场合不打区长，能围攻县长的场合不围攻县长。将土豪劣绅和一般地主富农区别开来，对前者实行严厉政策，对后者实行温和政策。只要后者不与共产党作对，就不搞戴高帽、捆绑游街等侮辱人格的行为，不破坏合理的乡规民俗。只要能保证农民经济利益的实现，就不激化矛盾，防止官府血腥镇压没有武装的农民，因而深得各界民心。

南方和关中的农运，疾风暴雨行为激烈，很快发展到了失控状态，国共合作中的两党领导人均感头痛，社会各界反应强烈，遭到敌军镇压后烟消云散，直到1949年解放，再没有兴起。而陕北农运比较温和理性，不脱离传统文化的善恶观，所以能在大革命后继续持久发展，一旦力量够了，1934年游击队、赤卫队和苏维埃政权，如同地下冒出来一样，突然一下全红了！而且红得特别彻底，在所有的根据地里最稳固，从建立以后一直到解放，从来没有出现过反水和还乡团一类的事情。特别令人震撼！这种情况，就全国而言，只有在陕北才出现过。

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西川苗家坪（今属子洲县)成立，恢复和发展被破坏的各级党团组织。陕北的党组织密切联系陕北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相关政策。陕北的党团组织由公开、半公开，转为地下秘密活动，由城市转入农村，恢复和发展组织，积蓄力量。领导人由知识分子逐渐转为工农分子为主，展开了以农村为中心的党的活动。陕北党组织及时派党团员到各学校担任教员，进行秘密和合法的斗争。所以一直到1933年以前，陕北的教育界基本上是共产党的革命势力所掌控，青年学生接受的基本上是进步的革命思想，这就为以后陕北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良好的干部基础，这种现象在全国也是仅陕北才有的！

1929年冬，陕北特委和陕西省委失去联系。1930年4月，陕北特委与北方局及顺直省委正式建立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到1930年10月党团员发展到2000余人。

1930年10月，受立三左倾盲动错误影响，把陕北党、团特委合并，成立了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使陕北各县党、团组织损失很大，并且损失了我党精心经营的武装力量神木高志清部。分别任行动委员会下属军事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的谢子长、刘志丹感到在陕北实行暴动的条件并不具备，没有在陕北实行总暴动，避免了革命力量遭受更大的损失。（未完待续）

  (作者张化民，禹贡学社西北根据地研究室主任；蔡功文，本报总编辑、禹贡学社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