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那些有名的“临时工”

    “临时工”之所以特别，可以说都是编制惹的祸。这些和公务员等“有身份的人”一起工作却没有“身份”的人，往往感觉低人一等。但是历史总有奇迹，不是所有的临时工都是悲剧的化身，其中不乏“有识之士”。

处世需谨慎

最富哲学的临时工

    临时工之所以不能入编，一般都认为是水平不够，但是往往也有例外。堪称三国时代的两大谋士之一的贾诩最爱做临时工，并总结出一套自己的“临时工”哲学。

    贾诩早年投奔凉州（今甘肃）老乡董卓是为了好有照应，一直默默无闻地跟随其身边。即便日后董卓入京肆意妄为，他也没吭气，因为他自知是个临时工，安分守己。

    直到吕布杀掉董卓、牛辅死于乱军，李漼、郭汜、樊稠等董卓旧将六神无主、纷纷想逃离时，贾诩才站出来建议杀向长安，为董卓报仇。他的分析很务实：眼前处于劣势，一作鸟兽散，就毫无生机，不如联合起来搏一把。成了，就可号令天下，败了再逃也不晚。

    此时的贾诩身为临时工，自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反正主子死了也没事可做，还不如拼一下试试。

    果然，李傕、郭汜等人同意了，联络西凉诸将，率几千残军昼夜兼程奔赴长安。沿途招兵买马，兵临长安城下时已达十余万之众，一时间京城腥风血雨、朝野大乱。更可悲的是，之后李傕、郭汜争权夺利、自相残杀，长安城生灵涂炭，从数十万人到几乎沦为空城。

    贾诩的一句话引发了一场灾难，也是其被称作“毒士”的一大依据。其实，贾诩只是为了保住临时工饭碗，没想掌权，这点从他之后推辞李傕、郭汜的封侯就可以证明。

    一般谁都不想一直做临时工，成了临时工就会琢磨着如何能转正。可无奈时运不济，遇不着正主，还得盘算着伺机跳槽。贾诩就是这么背，后来又跳槽投靠了段煨。

    尽管段煨对贾诩和他的家人很不错，但他考虑到段煨生性多疑、善妒，不是可靠之人，日后定遭算计。而张绣身边缺乏谋士，需要他的加盟，于是暗自和张绣联系想投靠过去。

    后来贾诩参与谋划张绣与曹操的冲突，成效不错。可到此，贾诩还自觉未觅得正主，没跟着张绣转正。不过这些经历为贾诩挣下一流谋士的地位，备受各方诸侯的瞩目。

    袁绍和曹操决战前想与张绣结盟，贾诩力谏只能投靠曹操。要知道，当时袁绍兵力可是数倍于曹操，而且双方还有血海深仇。

    可贾诩自有道理：曹操奉天子以令诸侯，名正言顺；曹操较之袁绍势单力薄，能得到帮助就会重视；曹操怀抱霸志，必然会抛弃私怨，向世人展现他的胸襟。

    棋走险招，一旦失败贾诩不仅会因送了主子的命背负骂名，还得落得从此无工可打的惨状。

    不过事实胜于雄辩，曹操对来降的张绣设宴款待，后来张绣和贾诩都为曹操立下汗马功劳。贾诩真可谓神机妙算。

    至此，贾诩终于稳定地成为曹操的正式工，可他心里明白得很：自己跟过好几个老板，不是本土培养，始终抱着临时工的心态谨言慎行，防人之心不可无，方得善终，享年77岁。

    纵观贾诩的一生，他的临时工哲学关键在于会选择，善于把握转机，懂得保护自己。这也是其一直身为临时工却能逃脱替罪羊命运，甚至能风生水起的关键，值得后人借鉴。

敢拼才会赢

临时工逆袭成“闯王”

    即便临时工没有编制，更不是公务员，但好歹也是一份工作。大多数人会去做临时工也是无奈之举，如果能安安稳稳地捧着这个不是铁饭碗的饭碗也是不错的。但如果被迫下岗了，还是得另寻出路。

    明朝末年，许多政府官员利用驿站为亲戚朋友谋福利，类似现在的“公车私用”，这样就使得驿站的开销庞大，甚至无力支付，于是就通过摊派和无偿使用的方式，把费用转嫁到驿站民夫和周边普通百姓的身上。驿站成为政府职能部门腐败的重灾区，虽然谏官们多次上疏弹劾、崇祯皇帝也多次下旨严格管理，但是驿站多年来的腐败积弊始终没得到解决。

    明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刑科给事中（七品）刘懋上疏，建议皇帝裁撤驿站，这样做既惩治腐败，又减少财政开支，还可以减少百姓的负担。崇祯皇帝对刘懋的建议极为赞赏：“裁之一字甚有理。”

    当时这些所谓驿站，就是如同今天的招待所，站长（驿丞）虽说是公务员，论级别，还不到九品，算是不入流，底下干活的驿卒也就只能算是临时工了。

    在皇帝的支持下，刘懋大刀阔斧地开始整顿驿站。主要措施有三项：其一撤销多余的驿站，其二，裁减富余的人员，其三，严格使用权限。除了公事和军情之外，私人一律禁止使用驿站。

    一年下来，刘懋裁掉了200余处驿站，为政府每年节省白银68万余两，这个数字相当于崇祯元年全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数量相当可观。

    驿站裁减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数万名驿卒下岗，自然包括银川驿站。

    临时工们被迫下岗，无奈地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为了养活自己只能自谋出路。

    可是谁也没想到，其中一个被迫下岗的临时工李自成组建农民起义军，按今天的说法就是自主创业，本着勇于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努力打拼，做大了之后甚至炒了自己前老板崇祯的鱿鱼，直至逼死了崇祯。在为自己争取到“闯王”称号的同时，也结束了大明王朝，让历史迈进新阶段。

兵权最硬气

最有权势的临时工

    县太爷身边一般有“典史”“巡检”之类公务员编制的助手，但仅凭这几个人无法维持县衙运作，于是招了大量的“临时工”，这些人被称为胥吏（也称“贱役”）。这些人属于县衙自行招募，不在国家行政体制内，没有“公务员”编制。

    可别小看了这些“临时工”，清代的胥吏多为本地人，所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科条令甲，文书册籍，吏皆掌之”，位不在高、管事就好，以至于县太爷也不得不每事必咨询之，凡事都听胥吏指使，对基层日常政务影响极大。

    此外，县官还数年一换，“临时工”却多年不换，对业务了如指掌，专业化程度颇高，于是体制内的官僚执政能力越来越弱。很多胥吏还世袭，子承父业更是权倾一方。

    临时工的工作就是政府权力的外包。可随着体制内人员执政能力的日益弱化，权力外包愈演愈烈，甚至蔓延到军队这一国家暴力机器。

    清代的国防军主要由“绿营”和“八旗”构成，除了正规军队外，各地还有数量不同的“乡勇”“民团”用于维持地方秩序。娇怠堕落的“八旗”“绿营”战斗力之衰败，到了乾隆阅兵时已经到了“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这般令人不忍目睹的境地。

    随着太平天国的暴发，作为国家正规军的“八旗”“绿营”屡战屡败，简直形同虚设。清政府只能寻求军事权力的外包，个人拥有了政府委托的组建武装与动用武力的权力，于是替政府军打仗的“临时军”——“湘军”应运而生。

    曾国藩的“湘军”由团练大臣编练，多选书生士子担任管带、统领，其知晓纲常礼教且“忠义血性”。这支血性的“湘军”不仅挽救了大清朝，更取代“八旗”“绿营”成为体制内的正规部队。由此，“八旗”则退出了历史，“绿营”在民国初年被改编成了类似警察的地方卫戍部队。可见，这“临时工”干得好还是能受到政府的垂青，成功逆袭至正位。

    兵权是政权的稳定器，割据局势都是军阀拥兵自重的恶果。不论“湘淮军阀”还是后来的“北洋军阀”，都是政府兵权外包的后遗症。所以，“军阀”堪称最有权势的临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