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邦列的“民主生意”

    农民吕邦列痴迷于民主。这位经商失败，转而投身“政治”，以期寻求自己人生突破口的普通农民，希望用递进式民主，解决农村的基层组织问题。

    吕邦列正在低头缝补一把旧皮椅的靠背，飞针走线，手法娴熟。

    他的手指纤细、灵活，右手中指第二节手指戴着一个金黄色的顶针，午后的阳光通过不大的窗户投射进来，把顶针照得发亮。

    从哪一个角度看，吕邦列都不是一个“强人”。他头发稀疏、面色发黄，身体瘦弱，说话柔声细气有时还会含糊不清。就是这样一个人，2003年至2006年期间，因为替农民维权，在家乡多次遭村民殴打，并数次被打昏住院。

    此时的吕邦列身上罩着一件过时的棕色夹克外套，穿在他身上晃晃荡荡的，脚上趿拉着一双看不出原本颜色的棉拖鞋，穿梭于两室一厅中，换针线和取出满载他“远大抱负”的一沓A4纸。

    自2012年底至现在，在面对媒体、学者和农民时，他总会急急地从黑色提包里拿出5捆码得整整齐齐的筷子，演示递进式的民主，向众人“兜售”他的民主理论，且不容人质疑。这个时候的吕邦列会展现出与外表不相符的强势。

    这位曾被《南方周末》评为中国农村基层民主运动“最有影响力的青年”之一的人，自2006年起，在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农村已经“漂”了整整8年。这期间，他的身份来回变换。在北京，他是落魄的农民精英；在农村，则摇身一变成了高高在上的民间活动家。在角色的互换间，随手操纵着他的“民主生意”。

“农民精英”的转折

    吕邦列开始了他的“政治行动”，第一个行动就是罢免本村原村委会主任。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是吕邦列的哥哥姐姐贴在他身上的标签。

    吕邦列出生在湖北省枝江市百里洲宝月寺村的一个大家庭，兄妹8人中，他最小。吕邦列读高中时，父母均已60多岁，高一那年吕父去世，迫于经济原因，高二只读了半年，吕邦列便辍学回家。

    “不安分”“想干出一番事业”是吕邦列对年轻时候自己的评价。正是基于这种性格原因，吕邦列没有像村里的同龄人一样找个农村姑娘，按时结婚、生子，而是开始了持续了十来年的“瞎折腾”。

    种地，打工，做生意，为农民维权，吕邦列从百里洲起程，“折腾”一圈后最终又回到家乡。

    吕邦列在百里洲重新站稳脚跟离不开《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借助杂志的背景，他在百里洲“折腾”多年后，终于在老百姓心中树立了威望。

    2000年，百里洲248户农民因避水搬迁，开始每户拿到国家补偿款1.3万元。无意中，吕邦列发现了疑点，怀疑镇政府克扣补偿款，遂找人签名，并将事情登在了《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上。回来后发现，镇政府又给每户补发了2000元。

    “那会儿大家开始认可我。”他说。

    2003年，吕邦列赴京参加了《中国改革》杂志举办的一个乡村建设培训班，在那里他认识了姚立法——湖北省潜江市人大代表，曾四次以自荐参选人身份竞选市人大代表，并高票当选，当时姚立法是潜江市一所电大的老师。

    “认识姚立法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吕邦列表示。

    那次会面，他们谈了很多。姚告诉他，竞选村主任、人大代表会有比较好的政治前景，能够为老百姓做更多的事。“在政治上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会更好办事。”他说。

    此后，吕邦列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基层民主。推进基层民主，在他看来是实现老百姓利益最大化的最好途径，“民主，只有民主才能解决老百姓的问题”。

    随后吕邦列开始了他的“政治行动”，第一个行动就是罢免本村原村委会主任。

中途折戟的“吕式民主”

    吕邦列推崇的民主路线半路折戟，宝月寺村再次回到了“专制政权”。

    2003年6月23日，吕邦列提出《对村主任吕万科的罢免动议》。理由是非法收取“一事一议”费；非法任命村组干部；拒绝财务、村务公开；拒绝推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谈及此举的原因，吕邦列称，他主要是想证明：如果老百姓对村干部不满意的话，是可以罢免他的，“我想让老百姓看到民主的力量”。

    但在提出“罢免动议”3天后，吕邦列即遭到棍棒袭击。在他的游说下，村民将他选为新任村委会主任。

    此后，吕邦列的“民主之路”也并不顺畅。他上任后召开的第一次村民代表会议，就因为参加的人没过半数而流产。而因为其他村委会委员是上届班子的遗留成员，吕未能获得任何支持。

    吕“上台”后，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曾多次召开过村民代表会议，想要践行其中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但大多数时候会议以闹剧收场。开会期间他曾多次被上届村委会成员殴打，之后往往是吕擦干嘴角和鼻子里的血后，坐直身子，宣布继续开会。

    而平日在村里，吕也常常遭到身份不明的人殴打。

    孤身一人在村委会奋斗了一段时间后，吕邦列被架空，宝月寺村党支部书记一人独大。吕邦列推崇的民主路线半路折戟，宝月寺村再次回到了“专制政权”。

    随后吕邦列渐渐与自己的偶像姚立法产生了分歧。分歧的原因则在于吕有了越来越多的困惑：我都当上村主任了，但乡村民主还是无法推行，无法让大家真正当家做主。“而且按照‘村组法’的方法做是实现不了民主的，‘村组法’本身就有问题。”

    为了解开困惑，随后，吕邦列再次来到北京，寻找专家学者，期望获得理论层面的指导。

    在北京，吕邦列拜访了很多人，但很多学者压根不理他。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问题，施行效果不好是吕邦列个人的问题。“太多人这样认为，但是我不服。”吕表示。

    他想找到一种新的能够实现“民主”的方法，来证明自己没有错。

    200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吕邦列在北京“圈子”内一位朋友处，接触到了王力雄的《递进民主》一书。

    “这本书把我心中所有的疑惑都解开了，我一口气读了五六遍，觉得这是个好东西”。

    之后，吕邦列动用“圈子”里的人脉找到了王力雄的联系方式，很快两人便在北京市海淀区翠微中里的一栋单元楼里见了面。

发现新的“心灵高地”

    在A庄，吕邦列拥有一个新的身份——北大教授，但这个身份最初来自哪儿，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吕邦列初次与王力雄见面的地方，便是现在他所寄身的两室一厅的单元房。单元房位于一楼，阴暗、潮湿，走进去会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在房间内，即使白天也需要打开灯，才能将周围的东西看真切。

    房间装修简单，屋内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主卧室除了床外，全部是堆得高高的纸箱子。在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采访时，吕邦列只好从角落拿出了一把旧轮椅，那是房屋主人留下的。坐下后，他用手抵住下巴，对着记者侃侃而谈，介绍递进式民主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这套房屋是王力雄免费提供给他的，并且王力雄还为吕找了一份工作：照顾一位独身老太太。吕邦列的工作内容为早上陪她散步、吃早饭，喂宠物猫和狗，这些工作每天大约要花费两个小时，每年能拿到两万元左右的报酬，这笔钱足以让吕在北京生存下来。

    相对清闲的工作，让吕邦列有大把的时间潜心钻研《递进民主》，并琢磨其实现路径。

    说到关键部分，吕邦列拿出了代表村民、村民代表、村民小组的筷子，共5捆。每捆有不同的捆绑方式，他用这种方法演示民主、团结和力量的关系。这套讲解递进民主的方法是他在2012年底悟出来的，“这种方法简单易懂，专家和老百姓们很快就会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吕邦列期望这种方法能够获得更多人的认可，进而可以更好地传播、实践，为此他曾多次在专家、村民面前进行同样的演示，但效果却不理想。

    在吕的思维中，递进式的民主由村民自由结合、推选村民代表、村民代表组成代表小组、小组代表选举村委会成员几个步骤组成，之后则需要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从而实现“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治理、民主监督。

    2013年底，通过“圈子”里的朋友介绍，吕邦列认识了山东聊城A庄村的村主任李长江。李长江当时因村内矛盾，来北京寻求支持，经人介绍认识了王力雄，并在王力雄的引荐下，认识了王口中的“民间活动家”吕邦列。

    “我们很尊重文化人，所以当吕老师要来我们村进行递进民主的试验时，我就同意了，况且吕老师对这次试验非常有信心。”李长江表示。

    在A庄，吕邦列拥有一个新的身份——北大教授，但这个身份最初来自哪儿，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去A庄之前，吕在山东还走访了其他几个村子，“别的村都拒绝他了。”李长江透露。

    2014年，吕邦列每月去A庄一至两次，为村民反复演示筷子试验。期间，为让当地村民信服，还请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教师王江松一同前往。但王江松坦承自己去A庄就是“玩票”的，“我主要研究工会党建方面的东西，对基层自治根本就不懂。”

    在A庄进行试验期间，吕邦列与李长江之间也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李长江和A庄村委会的人看来，吕是一个好人，但太固执、爱钻牛角尖，根本不考虑村民和村里的实际情况，一门心思想按照操纵筷子那样来操纵村民，“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人比筷子要复杂得多。”李长江表示。

    “吕老师把筷子操纵得很花哨，但只是看上去很美，现实中根本行不通，那完全是他个人的幻想。”A庄村委会副主任张强说。

    但吕却认为，“现实中，像我这样思想超越的人太少了。”

放弃政治 回归经济

    尽管他不情愿，但还是承认，他在A庄的努力失败了，并打算放弃A庄。

    目前，吕邦列几乎不再去A庄，这意味着他在A庄进行的民主试验无果而终。问及原因，吕邦列表示是因为李长江的斗争思维太严重，“他想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指定下一届村委会主任，这和民主是背道而驰的，他要是能完全放手，让我来操作，试验一定能够成功的。”

    “等大多数农民没有斗争思维了，这件事才能做好。”他同时表示，自己对递进民主仍充满了信心。

    而对于当地老百姓对递进民主的反映，吕邦列很自信：老百姓完全能听懂，而且很支持我。但李长江却在私下表示，A庄村民对那些根本不感兴趣，只是因为吕邦列是从北京去的，为表示对他的尊重而随意附和而已。

    在A庄，提及吕邦列，许多村民并不知道他是谁。一部分村民有时会恍然大悟地说一声：“哦，老吕啊。”而对于他做了什么，大多数村民似乎并不记得。

    不再去A庄后，吕邦列大多数时间“窝”在窗户朝北的小书房里，在昏暗的日光中上网。他最近迷上了曾仕强、空海法师、净空法师等人的讲座，痴迷于易经和佛教。

    尽管他不情愿，但还是承认，他在A庄的努力失败了，并打算放弃A庄。

    “涉及政治就会有斗争，而且政治比较敏感。我现在准备从经济角度切入，继续推进递进民主的施行。”

    11月3日，在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采访的前几天，他兴冲冲地坐了10个小时的火车硬座，从北京赶到河南洛阳，考察了当地的一种水果——沙梨，并打算把沙梨引进他的家乡，用递进民主的思维在当地打造一个生态农业基地。

    “那么多亿万富翁做生态农业都没能成功，主要原因是他们没让农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结合。生态农业的关键是让个体农民之间自主协商调换土地。”吕邦列说，发展生态农业必须也要用民主思维才能成功。

    吕邦列说，他已经与家乡百里洲一位主管农业的副镇长商量好了，对方会支持他的工作。他表示，他会让老百姓自由讨论、自由调换土地，绝对不强加干涉，要用民主的方法推进。而且预计到2015年11月份，会完成土地的调换，并自信地表示成功的概率在八九成，尽管这份计划目前仅停留在书面上。

    而当被问及当地农民是否同意他的生态农业计划时，吕邦列有点生气，提高嗓门说：“我是为他们好，他们没有别的出路，这有什么不同意的！”

    12月底，他现在所住的翠微中里的房子将被出售，他在不久之前收到了逐客令。到时，他将带着他最大的一笔财富——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本记满了电话号码的小本子只身离开北京，回到湖北百里洲。但他在家乡的房子已不复存在，回去后在哪儿安身，他尚未有打算，“说不定我以后还会回北京。”他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