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的“基层民主”试验

    从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鼓励下，积极争取民主权利，再到重回“专制”，山东A庄成为中国农村治理的一个缩影。

 

    山东省村级“两委”换届选举将在2014年12月进行，但从9月开始，山东聊城A庄的村委会副主任张强就开始忐忑起来。

    不仅张强，A庄村的其他村委成员也都因这次选举而开始变得不安。如何才能继续“掌权”、巩固延续了15年的“民主选举”果实，成为这届村委的头等大事。

    在聊城，人们对“A庄”的名字并不熟悉，但提起“床子”（即机床），人们则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个村啊，有钱！”

    A庄有一个在当地知名的二手机床交易市场。据村民介绍，A庄的旧机床来自全国各地，经过A庄人“倒腾”，又回流到了各地。二手机床交易是A庄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因为机床，2014年4月辞职的原A庄村委会主任李长江，在15年前挨了一顿打。后来这顿“毒打”成为引子，使当时的A庄掀起了一场要求民主选举村委会的“村民运动”。

    “运动”持续了一年，之后，李长江成为A庄第一届民选村委会的主任。

    A庄因这次“运动”成名，“运动”结束后，吸引了国内多名专家学者、民间人士前去调研。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社团——农民之子，也曾多次来A庄支教，A庄一度被当成了践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并施行民主自治的榜样。

    但15年后，当初被A庄村民寄予厚望的“民主选举”“民主治理”已偏离了最初的轨道，如今，“民主”已沦为口号和“保权”的武器。

被延续的“阶级斗争”

    “那一年，‘村组法’让我看到了希望。”李长江说。

    “1999年之前，A庄存在的问题是阶级问题。”李长江表示。

    新中国成立之后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村民自治的思潮兴起之前，乡村权利长期集中在党支部，支部书记一人独大，“强人政治”在当时的农村蔚然成风。

    A庄原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牛力即是基层“强人”中的一员。牛力好“武斗”，1971年，在“文革”中成功“夺权”，成为A庄的党支部书记，并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坐到了1999年。

    李长江所指的阶级问题，即“特殊”阶层的牛家人与身为“鱼肉”的A庄村民之间的问题，这被他形容为“阶级压迫”。

    牛上台后，牛家的宗族势力迅速在A庄扩展，牛力的亲属在他的安排下，悉数入党。牛的儿子、侄子则被培养成骨干。

    A庄共有16个姓氏，牛、王、李三个姓氏的家族是其中的大户，其中牛家势力最大，占全村人口的近四分之一。

    从1971年到1999年期间，牛力用强势的铁腕手段管控着整个村庄。时至今日，再次提起牛力，村里的老人仍会小心叮嘱：“不要问了，小心让牛天、牛明（均为牛力的侄子）知道。”

    据李长江介绍，在A庄，有村民以卖豆腐谋生，但卖豆腐的同时必须向牛力交管理费，否则就会挨打，之后连买卖都做不成。在A庄，20多年中，村民做任何生意都要先向牛力交钱。

    1985年，A庄部分村民开始做二手机床的生意，并挣了钱。据介绍，在这之后，牛力盯上了这部分人。“他让人把机器摆在他家门口，要管理费、市场费、地皮费，要多少村民就得给多少，否则就会挨打。”A庄村委会的会计李黄河（李长江的堂弟）向记者表示。

    据村民反映，牛力每年还会强制向村民收取“村庄管理费”，拿不出钱，则会强行收走村民家中的牛、羊、粮食等值钱的东西作为抵押。那些年，通过这种敛财手段，牛力成为了村里最富有的人。

    当时的A庄，其他姓氏的村民大多数被牛家人打过，而村民们由于没有“主心骨”，长时间处于敢怒不敢言的状态。

    牛力称霸A庄时，李长江正在山西谋生，很少回A庄。李长江家早年很穷，为求生，全家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去山西寻找机会。在山西，李的两个弟弟开始做煤炭生意，而李长江则通过搞运输，迅速发家致富，成为A庄仅次于牛力家的富户。

    1998年，李长江回A庄探亲时，李家的大门一度被村民们堵住，“他们不让我走，非要我留下来，帮助他们。”李长江说。

    李的这种说法得到了A庄村村民的认同，“李长江家共三个兄弟，都当过兵，还都很有钱，家大势大，村里只有他能和牛力抗衡。”

    1999年，李长江从山西回到A庄，也开始做当地日渐兴旺的二手机床生意。在牛力向其收取高于其他村民一倍的管理费时，两家的矛盾爆发，李长江被打。

    在这之前，1998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9年开始在农村实行直选。而李长江在被打后，则产生了罢免牛力、民选产生新的村主任的想法。

    “那一年，‘村组法’让我看到了希望。”李长江说。

A庄的抗争

    对于A庄这次轰轰烈烈的选举“运动”，清水镇政府并不满意，村民的多次集体上访，俨然在给镇政府的脸上抹黑。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A庄包括李长江在内的几个相对有势力的人，凑到了一起，开始研究，并商量对策。

    1999年，A庄第一次选举日期定在3月17日，但A庄所在的清水镇却突然通知A庄不选了，对于什么时候选举也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当时牛家给了在任的镇长很多好处，镇上故意不让选。”李长江表示。对于李长江的说法，清水镇相关人员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只是向记者表示，事情过去多年了，他们对当年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

    选举日过去两天后，几十位A庄村民来到镇上询问A庄不选举的原因，镇上没有理睬村民。随后，村民们在几个德高望重的族长带领下，推选李长江为带头人，号召大家募捐，走上了上访之路。

    自3月20日至5月下旬，村民们到清水镇、冠县、聊城、济南上访了几十次，有时两个人，有时十几个人，直到镇上通知6月4日在清水镇中学进行选举。

    而在选举当天，牛力派人砸了票箱，并殴打了李长江等人。A庄人这次被激怒了，集体放弃收割麦子，到聊城上访。

    据李长江回忆，当时去了十几辆三轮车，100多人。在市信访局，聊城市委副秘书长，宣布基本同意选民的要求，开除了牛力的党籍，并撤销了党支部，由村民直选村委会，澄清家族党，并澄清家族专政的危害。

    但在A庄，牛力的势力依旧，上访结束后，不少村民被暗地里算计。

    在村里经过几次比较大的冲突后，村民再次到聊城集体上访，在市政府门前静坐、绝食，这时已经到了2000年3月。这次信访局局长接见了村民代表，但没有给出任何答复，只是劝说村民回村。据李长江回忆，当天村民夜间仍坚持静坐，但半夜12点以后，冠县政法委出动了多辆警车，将村民抓了回去，并把其中的7名领头人送进了拘留所。

    而此时清水镇镇长则打算委派人到A庄，去管理村里的事务。得知信息后，村民们这次拿起了铁锨、木棍，站在大街上，与镇政府的人对抗。

    经过这一系列的抗争，A庄成为远近闻名的“上访村”，之后冠县县政府派人来调查情况，并决定将2000年4月9日定为正式选举日。而且在村民的要求下，县信访、公安、民政、司法、法院、检察、审计8个部门派人监督了这次选举。

    4月9日正式选举的当天，李长江被选为A庄村委会主任。

    对于A庄这次轰轰烈烈的选举“运动”，清水镇政府并不满意，村民的多次集体上访，俨然在给镇政府的脸上抹黑。

    李黄河说，“我们是民选出来的村委，一切从零开始，没钱送礼。而且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管理A庄，不受他们控制，镇里自然不高兴。”

    “民选的村委，镇里一直是瞧不起的，我们只拥有来自老百姓的支持。”A庄村委会副主任张强补充到。

双层夹击下的自治

    在村务管理方面，只有乡村精英而无体制内政治精英的尴尬处境，使其成为地方政府的负担。

    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施行，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以李长江为代表的乡村精英开始接近政府，并帮政府“分忧”，开启了部分地区的以开明威权治理农村的时期。

    在新的村委会班子成立后，A庄村的村民近30年来第一次挺直了腰杆。李长江表示，上任第二天，他们就开始积极整治A庄，“我们不能辜负村民们的信任。”

    2001年，李长江将村里的机床市场搬到了村边的临冠路边，一次性批了60亩地，每家每户拥有将近100平方米的位置用来摆放机床。

    A庄目前有400多户人家，大约1800人。其中，有25户人家年收入在百万元以上，四分之一的村民拥有私家车。当年在村里经济实力排名第二的李长江家，现在已无法和周围的村民们相比了。“李长江干了很多实事，把我们村给带富裕了。”一位村民表示。

    村民富了，但A庄村委与清水镇政府的矛盾并没有因此化解。在村务管理方面，只有乡村精英而无体制内政治精英的尴尬处境，使其成为地方政府的负担。

    “我们村在我们县里是相当富裕的，但清水镇从来没有表彰过，也没奖励过。”张强说。

    而为了安抚牛家人，2002年，时任清水镇镇长指派牛天担任A庄的党支部书记。

    2002年，李长江准备振兴机床市场，但以牛天为主的党支部却和村委矛盾不断，“他们就是故意找事！”村委会的工作也因此步履艰难。

    之后李长江再次走上了上访之路，这次他直接来到北京，找到了《乡镇论坛》的总编辑徐付群，把A庄村委、党委“两张皮”的状况反映给他，并结识了北京很多研究基层民主的专家和民间人士，其中便有自称为“民间活动家”的吕邦列。

    而村民也并不认可牛天这位党支部书记，有事只找村委解决。牛天在当了3年摆设后，2005年被新上任的胡姓镇长撤职。

    新任镇长上任后曾视察过A庄的机床市场，并私下向李长江表示要增加管理费，并提高税费，声称：“你们村有的是钱。”

    “他想多给镇上收点税。”会计李黄河说。但李长江并不同意，“我们是民选上来的，如果增加村民负担的话，他们就不会再选我们了。”

    此时的民选村委一直在清水镇政府和宗族斗争所围成的夹缝中艰难生存，“牛家为了在村里争口气，一直在和村委会做斗争。在村里，大家很看重面子。”张强表示。

    李长江从2000年至2014年一直在担任A庄村委会主任，这期间A庄没有党支部书记。李长江早在1970年便入了党，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主任为党员即可同时担任党支部书记。而且镇上开党委会议，A庄村也是由李长江出席，“有实无名，我还差个名分，但胡镇长说你有实权就行了，党支部书记只是一个名称而已。”

    2012年，胡镇长被调走，王霞成为新任镇长。新镇长上任之初，牛家人开始走上上访之路，声称A庄村的财务不透明、有问题，“我们的账目镇里都有，牛家人就是在捣乱。”

    王霞对A庄复杂的斗争史并不了解，但基于维稳的思维，表示解铃还须系铃人，A庄的事务应由A庄村委来解决，要求李长江务必要将事情解决好。

    “王镇长以为是我们村委会无能，其实是她不了解我们村事情的复杂程度。”李长江说。

    迫于各方压力，2014年4月25日，李长江以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为由，辞去了村委会主任的职务。

变异的民主选举

    “只有团结了我们才能继续掌权。”李长江掷地有声，“只有掌权了，我们才能保住全体村民的利益。”

    在中国农村这样的小型熟人社会，谈“民主”颇显奢侈，碍于传统的乡村文化，个人“威望”成功掣肘了民主选举的推进。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后，在大多数农村，“选了白选”成为村民对村委选举的一贯认知。14年前，成功“民选”的A庄现在也难逃“魔咒”。

    李长江辞职后，5月份，A庄村村委会的6名委员与村委会下属组织的四人共同推选村委会成员徐晓春为代理主任。徐晓春的丈夫李明曾于2000年至2011年担任村委会委员，与李长江、李黄河、张强等人一直是村委会的核心成员，而且李明家是A庄村目前机床生意做得最好的人家。

    李长江虽然已经“下台”，但由于之前的影响力，在村民中的威望仍在。

    “我们现在必须要团结。”李长江反复表示，2014年的村民选举开始前夕，李长江继续在为A庄的前程“发光发热”。

    “只有团结了我们才能继续掌权。”李长江掷地有声，“只有掌权了，我们才能保住全体村民的利益。”

村委会的几名成员多以搞运输和机床交易维生，均比较富裕。“继续掌权也是在保住我们自己的利益。”现在他们最担心的是，牛家人万一“上台”了，他们会没有了保障，到时候，大家的利益都会受损。而通过村民选举“保权”是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

    如今，村委会出现了裂缝，让他们颇为忧心。“治保主任张泉头脑太简单，被牛家人拉拢了过去。”

    “牛家人要选张泉，进而可以控制整个村委会。”李长江表示，“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目标，这次我们准备把晓春选成正式的村主任。”

    李长江打算依靠自己的威望，去动员村民选徐晓春，“没有目标的话，大家就会乱选。告诉他们目标，大家一块儿使劲，得票才能超过半数，晓春才能成功当选。”

    对于李长江的这种行事作风，在A庄调研过一年的吕邦列并不赞成，“这么多年来，李主任的斗争思维一直很严重，近年来所有的选举都被村委会把控了，这和真正的基层民主背道而驰。”

    而针对目前的形势，张强则认为：“现在必须要和镇里保持好关系。”此举是为了防止镇里给他们“穿小鞋”。

    现在很多村民在外地打工，他们希望可以通过委托投票、电话投票的方法让这些人行使权力，“我最担心来现场投票的人数不能过半，这样一来，选举就失败了。”选举失败代表着民选村委的失败和能力差，之后A庄也就只能听任镇里指派党支部书记前来管理事务，而这个书记很可能仍然是牛家的人。但目前的村委和镇里搞好了关系后，也许镇里会通融，同意委托投票和电话投票有效。

    而当提及在过去的14年，A庄的村民自治成果时，李长江很自信，“我们村绝对在践行民主选举，但要实现民主决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遇到了太多阻挠，但我们一直在向《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靠拢。”

    但在村民眼里，不管过去几十年谁“上台”，村委一直是权力的斗争中心，且一直与村民绝缘。

    当村委会成员在积极商讨即将到来的选举时，A庄村的村民对这场被谋划的选举并没有太大兴趣。

    在A庄，几位村民表示：“民主就是自由，我们想做什么生意就做什么生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让我们有自由，选谁都可以。”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