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共和国法制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访国务院法制局原局长、中国法学会原副会长孙琬钟

2014年8月30日，在WTO法学会的研讨会上，一位老者坐在主席位，慷慨激昂地回顾着我国在WTO贸易纠纷中涉及的法律问题。他就是中国WTO法学研究会的创始人——孙琬钟。

当然，相比于WTO法学研究会的创始人，孙琬钟还有两个更为引人注目的卸任职务：国务院法制局局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孙琬钟谦虚地说：“我很有幸能与共和国的法制发展进程同步成长，并且在不同时期见证一个领域的侧面，哪怕只是很小的一块，现在看来都是弥足珍贵的回忆。”

书香世家生，难忘教师梦

1930年的夏天，孙琬钟出生在当时察哈尔省怀来县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祖父，是当地有名的私塾先生，父辈的三兄弟都就读于当时察哈尔省的最高学府——宣化师范学校。

父亲和二叔一辈子都在中小学任教，也正是受到祖父和父辈的职业熏陶和观念影响，孙琬钟和两个弟弟从小就立志延续家业，以教书育人为梦想。

当时，读师范学校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级别，孙琬钟从初级的张家口师范学校毕业后，又考入了高级的宣化师范学校。

回忆起这段经历，孙琬钟笑着说：“选择读师范学校，家里的熏陶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实问题。因为当时只有读师范学校才是免学杂费的，还管饭。如果读其他学校，当时家里的条件是读不起的。”

1948年从宣化师范毕业之后，孙琬钟到了察哈尔省革命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察哈尔省的公安处司法科工作。

当时的孙琬钟并没有想到，这一次组织分配的工作，使得他离自己的教师梦越来越远，却与整个中国法制发展的进程结下了不解之缘。

直到多年后，当受邀成为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客座教授时，孙琬钟念念不忘的教师情怀终于得到了满足，可这时距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已经过去了50多载春秋。

下岗再就业，不忘学法律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并没有在基层设立检察机关，所以司法科不仅要承担着公安的预审工作，还负担着代行检察院的起诉工作。

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孙琬钟，从来没有接触过司法工作，“是工作需要，就必须学习。”成了他的座右铭。白天工作，晚上学习，使得他很快掌握了工作中所必需的法律知识。

1952年，国家行政区划发生变更，平原省、热河省、松江省等相继撤销，察哈尔省也未“幸免”，原来的工作人员撤省进京。经历了“下岗再就业”的孙琬钟，调任到了华北公安局工作。

孙琬钟重视学习、努力工作的表现并没有被人忽视，时任华北公安局局长的陈养山看准了这个年轻人的无限潜能。

1954年，国家大区行政架构被取消，陈养山要调任中央司法部任党委副书记兼副部长，这时候的他需要一个“靠谱”的年轻助手来协助工作。就这样，孙琬钟跟随着陈养山也来到中央司法部，开始了20多年的秘书生涯。

从1956年到1963年，孙琬钟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攻读下了中国人民大学函授法学的本科学位，前后历时5年半的时间，孙琬钟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他非常珍惜这段法律学习过程。

“读了几年书对自己有很大帮助，对法有情节了。”孙琬钟说。人大的老师后来告诉孙琬钟，在当期的人大法学函授班中，他是唯一一个来进行毕业答辩的。其余30多个来自高检、高法、司法部的同学，都没有读完就放弃了。

命运三岔路，乱世中坚守

1959年，司法部被撤销，孙琬钟跟随着调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谢邦治来到上海，继续从事秘书工作。学校行政工作、秘书工作和党政工作同时进行，这对孙琬钟而言，无疑是忙碌的一年。第二年，孙琬钟调任到上海市委。

1962年，谢邦治调任保加利亚大使，希望孙琬钟能够一起去。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外交官级别很高，国家对外交事业非常重视。孙琬钟也知道，到保加利亚，生活条件要远远好过国内。

与此同时，上海市委办公厅的挽留与中组部的调任函也接踵而至。

命运的三岔路摆在了他的面前：是去保加利亚当大使秘书，还是在上海市委办公厅留任，还是执行中组部下达的要求其回到最高法任职？

权衡再三，孙琬钟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还是决定回到最高法工作，在他看来，此时最高法正是需要干部的时候，自己回到最高法也更能发挥作用。

调回最高法后，孙琬钟给院长杨秀峰做秘书。那时候工作十分忙碌，尽管已经结婚，可是从周一到周六，孙琬钟都要住在杨秀峰家里，“周六回家一趟，周日晚上前还要赶回去，孩子上幼儿园都送不了。”

“文革”之后，最高法成立了拨乱反正的领导小组，孙琬钟出任党组秘书。

“作为一个对过去历史状况有了解的人，更希望能够尽到一些责任，抓住有利时机把这些问题解决。”他深切知道拨乱反正的意义，很多人遭受了20多年的不公正待遇，需要他解开心里的包袱。

在孙琬钟的推动下，最高法的拨乱反正小组开始主动复查：申诉处理，没申诉的也要复查。这是一项繁琐复杂的工作，孙琬钟不仅承担了最高法人员的复查工作，同时把同最高法有交集的司法部、政法学会、法律出版社等相关机关的档案都过了一遍。

“我当然知道可以推掉，但是我真的不能、也不忍心推。”经过协调，最高法很快就把这些单位受处分人的档案从陕西调回来。经过仔细复查，不到1年时间里，56位被错误处分的干部得到了平反。

孙琬钟精心安排协调，上午召开党委会，审议处以下的干部，下午召开党组会，审议司局级干部。晚上他又变身成为政工组长，修改处分决定打报告，第一时间报中组部。也正是这样科学合理的安排，让平反的工作速度大大提升。

从1982到1986年，孙琬钟先后出任了最高法民事庭庭长和刑事庭庭长。在民庭期间他执行庭长接待制度，每周1天接待群众来访，了解基层和部门情况。也正是在民庭工作的经历，让他了解到民事审判的重要性，促使他致力于改变重刑轻民观念，解决民事干部、民事审判边缘化问题。

谈到这里，孙琬钟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他埋在心底的一个遗憾：在民庭工作的时候，他跑过很多法院的人民法庭，了解到他们的情况很悲惨。有的借住在别的机关，有的房子没有窗户，有的大树底下立个牌子就办案。

孙琬钟准备策划召开一个人民法庭的工作会议，让地方选派优秀的人民法庭法官，开一个集经验总结和表彰奖励于一体的大会。为此，他特意向财政部申请了专款。但方案还没来得及实施，他就调任刑二庭当庭长了。而这个事情直到三四年后，才重新办了起来。

法制局立法，国务院答辩

1986年4月，中央决定调任孙琬钟出任国务院法制局党委书记兼局长。

“当时郑天翔院长来找我谈话，告诉我调任的事情，我还问能不能不去。我对最高法是有感情的，熟悉工作，对于没有接触过的工作心里忐忑不安。”孙琬钟说。

刚调到法制局，孙琬钟就碰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

全国人大法工委在起草行政诉讼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制定的一步非常重要的法律，来征求国务院法制局的意见。结果在政府各机关内部，关于要不要制定形成了很大争议，行诉是监督规范行政行为的，如何做好官员的工作，保障出台，成了关键。

“有上百个乡镇镇长、书记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暂停行政诉讼法的起草，因为征税和计生已经让他们焦头烂额了，行政诉讼出来恐怕局面难以收拾。”孙琬钟谈到。孙琬钟知道，这是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在立法过程中的博弈，而法律的完善本身就是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最早送到孙琬钟手里的海商法，是80多条的草案。那是人大报送法规司已经审查修改过的了。孙琬钟看了之后，觉得不严谨，有许多重要的情况没有规范。

“有人提出，中央要求立法要简单明了，但是海商法作为涉外法，简单不了。海商法是涉外法律，用于处理国际海事问题，必须参照国际公约条约，这就要求海商法必须与国际条例接轨。”孙琬钟说。

在孙琬钟的建议下，海商法起草小组进行了重新组织，从交通部抽调2人、法制局抽调2人，还有一个老顾问，一同到国际海事组织调查研究。

在此期间，孙琬钟把托运方、承运方都走遍了，又把国际海事协会的主席和美国四任海商法主席都请来咨询经验。他说，美国是海商贸易运输大国，需要广泛听取他们的经验和意见。

最终形成的海商法，从最初的80条，变成300多条。人大讨论一次顺利通过。孙琬钟说：“涉外法律需要有法律的权威性，直接对外执行的规定还是写在法律中更具有效力。”

在法制局任局长的几年间，孙琬钟无数次站到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答辩台上。

因为送到国务院的法律草案每审议一次，他就要在常务会议答辩一次。以汇报制定新法律法规的必要性、重要性、指导思想、有什么争议和怎么处理。

国务院要求，涉及相关部门的问题，要协调好了才能进行报送答辩，期间的工作就非常辛苦。孙琬钟谈到，以前被问答时还能让司局长递条子，后来都不让了，只能全部记在脑子里，这对一位已经60多岁的老人来讲，压力可想而知。“有一次，一个会审议4部法律草案，会议结束，我就住到医院去了。”

法学会工作，坚守法律线

除了在国务院法制局的工作，孙琬钟还兼任了中国法学会的副会长，主要负责联系研究部，管理《中国法学》杂志和年鉴编纂。

作为中国法学界最高等级的核心期刊，《中国法学》每期的十几篇文章都是百里挑一，这都离不开编委会主任孙琬钟的严格审查。

十几年间，《中国法学》从124页小16开，增版到192页大16开，孙琬钟见证了《中国法学》的发展，他建议搞英文版，也是基于他在国务院法制局工作的国际化视野和高度。

“中国法学研究的进步很快，但是对外宣传工作不够，外文核心期刊非常少，语言障碍导致国际法律界、法学界对我们没有了解，就没有话语权。”

1999年，孙琬钟作为领队，带领中国法学会代表团到台湾交流访问，并介绍改革开放后大陆的法制发展情况。台湾评论家评论道：大陆的法制工作“可钦可敬，令人羡慕”。

在孙琬钟任副会长期间，中国法学会十几个研究会进行了重新的拆分合并，学术能力与研究课题更加精专了。在他的协调帮助下，民法经济法研究会一分为三——民法学、经济法学、商法学。诉讼法研究会分为民诉法研究会、刑事诉讼法研究会、行政诉讼法研究会。财税法研究会、信息法研究会等学会的成立，也有孙琬钟尽心尽力的助力。

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央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在入世谈判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关税减让，市场准入。孙琬钟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组织，加强学界与法律实物部门的联系。

“中国法学会有50多个研究会，经过中央批准的研究会只有2个。WTO法学研究会就是其一。”孙琬钟将当年国家领导人批复学会成立的文件拿给民主与法制社记者看。

“关贸协定，关系到中国对外开放和自身利益维护，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还是有制约的，中国企业不能当常任被告人。”十几年来，孙琬钟一直关心着中国WTO的诉讼，就在2个月前，他还亲自参加了WTO涉华案件的研讨会。

高龄和疾病，阻挡不住这位老人对中国法制事业的赤诚之心。如今，在一些重要的法制活动上，我们依旧还能够看到孙琬钟的身影。

孙琬钟说：“法制建设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共和国的法制发展的前途一片大好，正道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