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WTO“撞墙”之后

    “能从这场‘必败’的上诉中汲取到应对WTO诉讼纠纷的经验，并且推动应诉战略战术改进才是目的。”

    2014年8月7日，WTO争端解决机构对“稀土案”做出了终审裁决——中方的上诉请求没有获得支持。至此，这场前后历时将近两年半的国际贸易纠纷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关于此事的争论，在国内却迟迟没有平息。

WTO争端解决机构发布的争端解决报告，虽然只对争端当事人有约束力，但报告中的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却对WTO规则理解和适用有重大影响。实践中被称为事实上的先例效力，有人形象地称为一道道的“墙”。

中国稀土案措施与中国原材料案措施有类似之处。在原材料案败诉的背景下，中国稀土案专家组裁决中国败诉，中国为何仍然提出上诉，去“撞墙”呢？

    2014年8月30日，中国法学会WTO法研究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专门组织会议进行研讨。

寄希望于审判尺度倾斜

    已经退出WTO贸易纠纷诉讼多年的律师王雪华，在得知“稀土案”败诉的消息时，无奈地笑了笑。

    当他从媒体上看到更多关于“稀土案”的诉讼细节后，终究还是按捺不住自己的气愤与不满。

    “不客气地说，稀土案败的是一塌糊涂。”在8月30日召开的WTO涉华案件研讨会上，王雪华律师表示。他认为，必须要对过去10年涉诉的所有案件进行整理，通过明确诉讼目的，改变上诉和应诉战略，才能得到实际的效果。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朱榄叶的观点与王雪华不谋而合。

    朱榄叶总结了自WTO争端解决机制DSB成立后近20年来所出现过的所有案例。截止到2014年8月25日，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中国作为被诉方被诉31次，成立了12个专家组，10个专家组报告，其中有5个报告被上诉，占比50%。在5个上诉中，中国提出了2个，双方都提出的有3个。

    尽管涉及中国的案例数量和比例总体上略低于WTO的平均值，但随着日益扩大的对外贸易规模和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每一起WTO涉华案件争端解决报告的裁决结果与分析，都提醒着从事国际贸易的律师和学者，纠纷解决并非纸上谈兵的易事。

    王雪华提到的“败的一塌糊涂”，并不是单单说中方败诉的这个结果。“能从这场‘必败’的上诉中汲取到应对WTO诉讼纠纷的经验，并且推动应诉战略战术改进才是目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他曾经多次参与WTO贸易诉讼，由于国内律师不能完全掌握WTO贸易裁判的规则，无法准确给出自我判定，所以只能寄希望于合议庭的个体审判尺度倾斜。交案件材料的先后时间不同，可能受理办案的合议庭法官就不一样，最终的结果也许就会不同了。所以，为了能够挑选最有可能偏向中方的合议庭法官，承接中方诉讼任务后的诉讼律师往往费尽了心思。

    然而，在对抗国际贸易的壁垒中，难道中方真的只能依靠猜测法官倾向等“小技巧”吗？

    事实上，国际话语权至少有两种体现方式：一是参与制定规则过程，二是参与规则的适用过程。参与WTO争端解决就是第二种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研室主任韩立余表示，在争端解决过程中提出自己的主张、理解，进而影响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相关规则的解释，这一作用不是单一案件的输赢可以比拟的。

建立中国WTO争端解决的

“特种部队”

    “现在帮助中国政府在WTO打诉讼纠纷官司的律师一部分是中国律师，一部分是外国律师。”王雪华对这个问题十分敏感，他通过对诸多涉华案件的总结，看到了一个十分令人担忧的现象：在重大案件的申诉过程中，“唱主角的往往是外国律师，而中国律师起的只是辅助作用。”

    外国律师能否在WTO案件中维护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面对中国的核心利益、价值观受到挑战，在WTO申诉和应诉时能否寄托于外国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操守？

    王雪华认为，为了保护国家的核心利益，中国的律师、专家、学者们，应该培养一支能够独立为保护我国核心利益的律师“特种部队”，人员不用很多，但是要求素质精锐，能够以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思维模式去考虑争端问题。

    但是，培养人才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朱榄叶教授指出，培养出能够站到国际争端第一线，与对方律师唇枪舌剑进行对峙的中国律师，要耗费很多的精力、时间，这不是钱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寄希望于更年轻的学者队伍。

    值得庆幸的是，为了培养能够适应新时代、新形势要求的WTO法学专业人才，原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杨国华一直在努力。

    杨国华说，WTO之所以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争端解决机制。这是一套具有强制管辖权和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机制。他更将WTO裁决报告比作“法律研究的宝库”。中国的研究者们，也正在从每一起案件中去总结经验和教训，不仅应用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还可以应用于案例教学。

    在过去几年中，杨国华坚持到清华法学院兼职授课，如今，他是清华大学法学院全职教授。独特的课堂授课形式和培养模式是他的教学特色，与以往填鸭式的授课方式大有不同，开放性的讨论课程给学生以更广阔的空间去探讨所感兴趣的问题。

中国应建立自己的话语权

    商务部条法司WTO处处长陈雨松在研讨会开始时，对与会学者们提出了期望：“希望中国可以越来越主动地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维护自身权益。”

    10多年的抗争之路，中国的WTO专家团队在风雨磨难中前行成长。

    除了“稀土案”，2009年发生的“原材料案”如出一辙。

    美国、欧盟、墨西哥相继就中国限制部分工业原材料出口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三方指责中国：对用于钢铁、铝和化工产品生产的铝土、焦炭等9种原材料进行出口限制，从而推高了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并使得中国相关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了所谓的“不公平优势”。两起案件均以中国败诉告终，且均涉及《中国入世议定书》与WTO现有法律框架下权利义务的关系问题。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最终都裁定中国无权援引GATT1994第20条证明其出口税措施的正当性。

    中方参与律师冯雪薇认为，WTO上诉机构有必要建立完整的判例和纠错制度。原材料案中上诉机构作出的认定，应该在新的证据和论点面前予以纠正，保证条约的正确解释。

    除了加强自身的业务素质和应诉能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WTO法研究会副会长王传丽也提出了对WTO专家组的期望。希望在做条约解释的时候，应探究中方单边承诺的真实意图。传统的国际习惯法应对此要有新的突破。此外，中国应建立自己的话语权，要勇于拿出自己的观点。

    “稀土案”已经了结，但中国在WTO贸易争端的抗争之路还是很远。正如中国法学会原秘书长林中梁在会上要求的：“专家学者们还需要继续理论联系实际，对我国参与世界贸易体制的发展，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

    “我们应该不断摸索、不断深化对WTO规则的理解，制定既解决中国问题又符合WTO规则的具体措施。争端解决团队就好比救火队，既不可能在每一起火灾中完全、迅速地灭火，也不可能阻止火灾的发生。防火仍是一个最基本、效率最高的措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研室主任韩立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