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城市病的“海淀路径”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北京市海淀区有越来越多的村民尝到了城乡一体化的甜头。这源于当地政府转变思路，变客为主的一系列新政，以及新政引发的村民思想上的嬗变。

对待大城市病，是施猛药短期见效，还是遵循规律辨证施治？海淀区的经历、思考和实践很是深刻。

私搭乱建的出租房，污水横流的街道，城中村随处可见。

历经20年快速城市化，北京市海淀区与其他大城市一样，享受城乡一体化成果的同时，也一度为城市病所深深困扰。

改造成本惊人，市场化开发困难重重……令主政者忧心忡忡。

是继续坚持市场开发主导，还是转变思路另觅蹊径？在这一点上，北京市海淀区不等不靠，大胆创新，自2008年之后，他们就开启了对新模式的探索之路。

如今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海淀区已然形成由市场开发主导变为政府支持、镇村主导、村民主体的全新开发模式，且收效显著。

创新路径持续6年，现在的海淀，从南部的玉渊潭、中部的“三山五园”到北部的唐家岭，村民们都成为城乡一体化的受益者。

环境好了，过去乱象丛生的城中村，现在变身为城市的“绿肺”和“氧吧”。

变化的不仅仅是村民周遭的环境，还有村民从“要拆我”到“我要改”的思想观念。

海淀区这6年的创新路径在当地被村民广泛赞誉的同时，也得到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的肯定，认为其对全国许多城市具有启示意义。

村民成改造主体

长期以来，海淀区的城市化是以一个个开发建设项目推进的，村民在其中往往成为“被拆迁”的客体。通过城市化，村民变成了居民，但对改造环境，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并不高。

而在这些城市发展中容易被“遗忘”的城市边角里，环境压力大，改造难度大，要求改善的呼声高。

该如何治理城市化进程中遗留下的城市病，2008年北京奥运之后，海淀区委区政府就开始了积极的探索。

最初的探索是由北坞村开始试点的。位于玉泉山麓的北坞村，此前的环境不仅脏乱差，而且私搭乱建的出租房不少，窘事很多，有时村民们每天一早还要和租客抢公厕。村民们形容，过去只能叫艰难地活着。

　　现在村民们早已告别过去的窘态。北坞公园，湖水稻田掩映，一棵大槐树下，三三两两的人们执手叙旧，到处欢声笑语。而过去，大槐树下只有几处破房子，北坞村民亲眼见证了这里的变化，他们说现如今这才是生活。

　　一边积极推进城市化，一边不断思考。6年下来，在海淀区委区政府心中，改革的路径越来越清晰：那就是走“政府支持、镇村主导、村民主体、资源统筹、协作规划”的城乡一体化改造新路。

　　青龙桥古镇位于海淀区颐和园北宫门外，有600年历史，因为十几年来修地铁、建五环路、房地产开发等5次拆迁，被分割成6个城中村。

　　城中村环境堪忧，村民意见很大。对此，海淀区委区政府帮助镇村建立“零盈利、全封闭”方式运作的公司，通过村集体企业确保资源全部用于改造，确保村民成为改造主体，确保村民合理安置，三个“确保”大大提高了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

　　2013年初，青龙桥地区在镇政府主导下，梳理历次搬迁遗留问题，村民代表大会反复讨论确定自主改造方案。

　　巧用各方合力，青龙桥这个十余年改不了、动不得的区域仅用118天就完成拆迁腾退，政府跨区域统筹建设安置房。腾退出的40公顷土地中的30%建设城市配套设施，平衡部分腾退改造资金，剩下70%进行绿化，升级颐和园周边环境。

　　村民成改造主体，变客为主的结果就是村民态度变了，村里的环境由村民自主性改造，城中村前景更加光明。

环境的反作用力

　　推进城市化进程，海淀区委区政府始终坚持不能让农民吃亏。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城乡接合部涌入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房租收入逐渐成为村民收入的重头戏。

　　过去，为了能多收房租，不少村民攒点钱就琢磨把原有民房加盖一层。这种现象在海淀城乡接合部尤为明显。而违建出租房带来的却是重重隐患。

　　随着村民自主式改造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环境好了，收入并未因拆除违建而减少。

　　北坞村村民郭桂英感触尤深。此前，她家私盖的三层小楼租给几十个人，一年收入10万元，但那环境就连她自己都受不了，好些老街坊都搬走了。拆除违建的过程中，她也有着种种担心。

　　但如今郭桂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现在家边就是公园，还住上回迁楼，分了3套房，两套被政府整体趸租做公租房，一年也有10万元进账。”

　　新的开发模式，不仅使村民的房租收入稳中有增，还有利于提前规划产业用地，谋划壮大集体经济。

　　在海淀区东升镇，镇政府巧用发展向心力，把上世纪一些废旧企业厂房，以自我建设、自主经营、只租不售方式升级改造为科技园，实现了“低端经济”向“新型产业经济”的转型升级。建成3年，这块面积仅300亩的科技园年产值已达103亿元，地方税收6.2亿元。

　　建成科技园后，东升镇农民以集体土地、资产入股，还当上了科技园股东。今年初分得1.8万元红利的村民张金虎说：“我们不仅是股东，还在园区上班拿工资，现在城里人都羡慕我们。”

　　事实证明，海淀区这种以农民为主导，将集体土地用于高科技产业发展，以此带动农民融入城市的开发模式，促进了农村、农民可持续发展，在实现村民满意、集体经济壮大、区域经济社会水平提升上达到三赢。

    创新规划方式

　　双泉堡曾是海淀区一个城中村，规模超过“蚁族村”唐家岭。

　　这里原规划为城市楔形绿地，因为资金无法平衡，十几年无法落实，环境持续恶化，当地政府每年要拿出2000万元进行日常管理，但仍然杯水车薪。这样的“骨头”在海淀区并不少见。

　　“只有接了地气，才能增加底气。”在进一步确认城市楔形绿地的规划方式无法实现后，海淀区委区政府达成共识，要重新规划，务实规划,而最终他们认为只有协作规划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所谓协作规划，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黄艳解释说，传统的城乡规划基本是自上而下管理性规划，而海淀区的协作规划则是责任规划师驻村为村民服务，当地政府、村民集体组织、驻区单位等多方参与、利益整合、上下互动、动态监控、专业把关、科学统筹。

　　根据上述思路，在海淀区委区政府的帮助下，经过2年调研，双泉堡完成控制性规划。重新规划后该地区68%的土地仍用于绿化，32%用于安置村民，同时规划建设科技园平衡资金。

　　规划方式的务实创新和多方参与，促进了双泉堡的新生。

　　在海淀区，这样的例子绝不仅仅限于双泉堡一处。

　　海淀区西八里庄玲珑巷曾创下开发立项19年未腾退纪录，资金难以平衡是“死结”。2013年，海淀区启动五路居与玲珑巷统筹改造联动工程，用五路居退出的低端产业用地建房安置两地村(居)民，同时在玲珑巷规划建设科技商务园区，实现村民上楼、环境改善、产业提升、园区发展。

　　至此，八里庄玲珑巷19年的“死结”彻底解开，村民满意度大幅提升。

　　巧借体制机制创新，传统开发模式下搁置的海淀区很多老大难问题终得化解。

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说，海淀在推进城乡一体化中，实现了提高发展水平、弘扬历史文化、修复生态环境齐头并进，这对全国许多城市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