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战败国的“怀念”

    一代代日本右翼政客就像接力一样，为突破日本和平宪法“前赴后继”。“有志者事竟成’，安倍政权终于大体走完了这个方向的政策手续，被架空了的日本和平宪法从此将束之高阁。

    北京大学新生还未开学，历史系办公室新装修不久，油漆味还没有散去，王新生就已经开始在这里接待访者。

    自7月日本右翼政治家安倍晋三内阁“重新解释”日本宪法以来，中国主流媒体的讨伐之声不断，王新生的电话也被约访的记者“打爆”。

    “简单一点说，就是中国的压力太大，他们也是希望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来实现均衡。”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历史与政治研究专家，王新生在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专访时认为，日本右翼保守政治家希望通过修改宪法，来适应新的国际格局的变化。

    安倍晋三作为日本自民党鹰派政治家，一贯积极推动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执意修改“和平宪法”。“这样一个理想型的右翼保守政治家，他是有一种理念的。他会为这一理念做很多调整，甚至在实现目标后引咎辞职。”王新生说，“现在日本的右翼政治家越来越多，左翼政党在议会席位中势力减弱，失去了牵制作用，已经没有办法去制约保守派政治家。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日本修改宪法的势力越来越大。”

   而追寻右翼势力壮大的原因，王新生认为还要从国际格局的变化说起。

强硬的“战斗政治家”

    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是战后清算不彻底的“受益者”，其甚至一直被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称为“漏网的甲级战犯”。

    日本右翼在日本近现代史上始终是一个几乎不曾有实质变化的活跃角色，百年来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幕前幕后，都有其身影。

    日本战败后，美国“越俎代庖”为其制定了一部宪法，其中第9条明文规定“放弃战争、放弃军队”，为此这部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但是，美国对日本的战后清算并不彻底，不仅保留了天皇制度，还对一大批战犯免予追究。比如，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就是战后清算不彻底的“受益者”。

    岸信介一直被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称为“漏网的甲级战犯”。在太平洋战争中，岸信介为日本侵略战争募集资金，日本战败后，岸信介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为甲级战犯，逃亡故乡山口，后被抓进东京巢鸭监狱待审。

    然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决定扶持日本右翼势力，对已经收容在押的战犯不再追究。于是，在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死刑执行的第二天，岸信介被释放并继续参与政治活动。1957年2月，岸信介以外务大臣身份出任内阁总理大臣。

    岸信介上台后，积极推行扩军政策，追随美国，制造“两个中国”，顽固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并积极向东南亚进行经济扩张，企图把日本拖回老路。

    安倍晋三在他的《美丽的日本》一书中承认：“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安倍从小受到家族的熏陶，走上政坛之后更发誓要成为强硬的“战斗政治家”。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安倍晋三不顾民意“重新解释”宪法的原因。

    在长期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王新生看来，战后日本的保守政治家一直在努力改变宪法。

    虽然战后初期，吉田内阁的战略核心是“先经济、后军备”，但实质上他并未排斥军事手段在国家安全中的运用。老牌右翼政治家鸠山一郎、岸信介两任内阁都有一个修改宪法、重整军队的提法。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自民党内部成立了修改宪法调查会，但王新生认为，“当时的社会舆论已经承认了这部宪法，反对声不强，于是就不了了之。”

     “岸信介1960年下台之后，吉田茂的两个学生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相继成为日本首相。这两个人都是官僚出身，他们把经济增长作为自己最大的政治目标，所以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修改宪法的声音就没了。”王新生说。

“战后政治总决算”

    在国内政治改革层面，小泽一郎主张修改日本和平宪法。他认为：“宪法当然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其国际地位、社会结构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动，加之国际社会对于日本经济成就的赞誉，使战后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复苏，日本国民的大国主义意识不断增强，因战败形成的和平主义意识淡化，并逐渐认可了以日美安保体制“借船出海”的现实存在。

    1985年，中曾根康弘首相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政治大国化”“不沉的航空母舰”“从战后解脱出来”等新保守主义理念，日本的政治右倾化日渐显著。

    此外，中曾根康弘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在“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下，提出所谓“国际国家”的政治纲领，意在“使日本从战后的‘特殊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分担国际责任与使命的‘正常国家’”，这其中当然包括对军事发展“正常化”追求。

    第一次海湾战争（1991年）后，日本政界和舆论界出现了批判和反思战后和平主义的讨论，一些人将战后和平主义称之为“一国和平主义”，并提出了“能动的和平主义”和“积极的和平主义”等口号。这些和平主义观的特点是要求日本做出更大的国际贡献，特别是日本自卫队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国际贡献”。

    冷战后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东亚格局发生变化，也改变了日本国内的政治势力，左翼势力逐渐衰退，右翼势力发展壮大，而对内实现修改“和平宪法”、对外实现“正常国家”则成为日本右翼势力的共同政治目标。

    在此背景下，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了“PKO法案”，有条件地允许自卫队派到海外参与维和行动，甚至有些人认为“不能一味地把行使武力看作不好的东西”，主张对宪法重新解释。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王新生解释：“一方面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的迅速发展对日美同盟是一种挑战。另外一个是，美国的相对衰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支持日本对宪法第9条的修改，希望日本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实际上，美国想要在东亚地区玩一个平衡，这样就迎合了日本右翼保守政治家。”

    1993年，“55年体制”的崩溃，导致左翼势力的衰落和右翼势力的不断壮大，日本政治开始了“总体保守化”。表现其一是修改历史教科书，另外就是企图修改“战后体制”赋予日本的“和平宪法”第九条。日本保守主义执政理念在国家发展目标等重大战略层面，表现出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右倾化趋势，右翼势力在这时也不断发展壮大。

    在小泽一郎为代表的右翼政治家看来，自民党主流派在战后所奉行的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吉田路线”，已不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日本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迈进，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和政治领导人。小泽一郎在199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计划》中，全面阐述了“正常国家论”的思想。

    在国内政治改革层面，小泽一郎主张修改日本和平宪法。他认为：“宪法当然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日本“现行宪法中，没有关于与国际环境对应的明确规定”。小泽一郎建议，首先，可在宪法第九条的两项中附加第三项，确定为“前两项不妨碍为了创造和平而进行活动的自卫队可派赴海外”；其次，“保持宪法现状，制定一部‘和平安全保障基本法’，规定作为一切主权国家固有的权利，让日本拥有个别自卫权。为此，确保自卫队为最小限度的军事力量，拥有作为联合国一员积极协助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权利”。

    在对外关系层面，小泽一郎认为，日本“同美国、欧洲并列构成世界三极中的一极”，“日本已经成为世界大国”，“逃避不了作为大国的作用”。“日本的一举一动已经影响到世界的各个地方”，日本有义务对“世界做贡献”。

    小泽主张要摆脱战败国地位，使日本成为与其他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正常国家”，在国际上发挥与自己国家实力相称的政治和军事作用。他主张把自卫队的“专守防卫战略”改为推行“创造和平战略”，通过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发挥日本的政治和军事作用。

“中国威胁论”

    日本通过对“中国威胁论”等中国因素的工具性利用，意图谋求包括军事在内的完整主权。

    进入21世纪，日本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承接极端民族主义话语，致使政治右倾化不断升级，右翼势力不断扩大。

    日本右翼保守政治家希望修改和平宪法，来适应新的国际格局的变化。

    王新生举例说：“20世纪90年代我们去日本的时候，日本是500亿美元的军费，我们200亿元美元不到。我们天天追问日本，你们的军费怎么花的，他们说三分之一是工资，三分之一是美军基地费用，三分之一是武器更新费。到了今天，他们的500亿美元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已经涨到了1400亿美元，现在轮到他们问我们这个钱怎么花的了……”

    王新生说：“这些年来，日本的军费基本没有变化，而中国的1400亿美元，给日本造成了压力。我觉得，这是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并频频叫嚣修改宪法的一个最大动因。”

    安倍作为日本自民党鹰派政治家，一贯积极推动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执意修改“和平宪法”。

    “对于现在的安倍政权，也许可以用几个‘最’来描述他在战后日本政治战略发展系谱上的一个位置。”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认为，首先是国家战略目标定得最高；第二是政治抱负、安全野心最强烈；第三是在历史等认识问题上最“右”，至少是在冷战后20多年中；最后是在外交上对邻国最强硬。

    “安倍政权在战略上对中国的重视程度达到了新的空前的高度。”杨伯江分析指出，从安倍政权的对外战略棋盘上看，其对华政策占比是空前提升的，“其绑定中国、锁定中国，或者是受中国导向的色彩非常重”。

    杨伯江认为，日本通过对“中国威胁论”等中国因素的工具性利用，意图谋求包括军事在内的完整主权。

    王新生赞同这一观点，并认为，“中国的崛起会使日本感到一种压力。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用一句话讲就是军事大国化。但是军事大国化会不会回到军国主义道路，就目前来看，日本国内还没有出现军国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思潮。” 

    现在日本的右翼政治家越来越多，左翼政党在议会席位中势力减弱，失去了牵制作用，已经没有办法去制约保守派政治家。近年来，日本的右翼团体为侵略历史翻案的活动日益猖獗，历史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外交关系。

    这一次安倍晋三重新解释宪法，其中“日本即使没有直接遭受攻击，也可参与针对他国的战争”的说法，使得愤怒与不安一时间出现于中国各大报纸头版。

    《环球时报》发表社论称：“一代代日本右翼政客就像接力一样，为突破日本和平宪法‘前赴后继’。开始是向海外‘派兵权’，现在是‘武力行使权’。‘有志者事竟成’，安倍终于大体走完了这个方向的政策手续，被架空了的日本和平宪法从此将束之高阁……二次大战中，日本军队攻击太平洋深处，占领中国半壁江山和东南亚，打到澳大利亚沿岸，那么小的一个国家，膨胀到极点。那一切化成了日本右翼的怀念，这种怀念现在又部分转化成日本政府的政策和行动。”

    但这些情形在王新生看来：“虽然现在日本的政治家大部分都是右翼政治家，但是目前的日本社会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下子走到另外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