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仍是改革的最佳教材

    事实上，有了“南方谈话”的深厚基础，坊间不仅期待深圳在经济改革上发力，更对深圳在政治改革上发力寄望甚深，而深圳也的确具备了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

1992年春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南下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

邓小平“南方谈话”给中国大地带来无限生机与活力，中国从此坚定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先行者”，在邓小平“南行”和“南方谈话”后的20年里，以自身的发展与探索，逐步实现邓小平当年的理念。

如今，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全力实现中国梦的大背景下，邓小平的南行以及那些南行的经验与嘱托，无疑仍是继续改革的最好教材。

南行给改革开放打“强心针”

20世纪9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动荡多变。

国际上，共产主义运动走入低谷，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给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蒙上厚重阴影，西方一些政治势力利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种手段，实施“和平演变”策略，企图“不战而胜”。

在国内，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多事之秋”，全国经济出现了“过热”和“滑坡”趋势，改革步伐因此放缓，一些人由此对改革开放大局提出质疑并发难，中国道路如何走？是继续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还是探索市场经济体制？两种声音开始激烈地争辩着。

其实，这样的争论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一直从未中断过。

尽管当时，深圳特区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工资物价、国有企业、金融外汇、证券市场、土地住房、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监督等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但一直被质疑与非议，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那些年，很多来深圳投资的外商和港商都撤了资，工厂也停工了。

深圳特区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因此，1992年春，邓小平在中国处于“姓社”和“姓资”争论的关键时期，在深圳特区面临巨大困难的时候，视察南方和深圳，这是对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支持，尤其是对深圳特区的最大支持。

为改革开放解决现实困难

邓小平“南行”的意义在于解决了当时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难题，就是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改革方针的执行。

中国的经济改革自1979年开始，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处于一种探索状态，虽然建立了五个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但在意识形态层面，内部并没有强有力的共识，一直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左右摇摆。除了最初的农村改革较为成功外，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尽管都进行了尝试，但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

而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核心思想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实质内容就是中国可以搞“市场经济”，基本精神就是“解放思想，敢闯敢干”。

邓小平通过“南方谈话”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重大改变。

邓小平对深圳领导人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一系列的表态，为重新激发、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对深圳特区的发展更具有推进作用和鼓劲作用。

邓小平离开深圳最后一刻，对深圳市主要领导说：“希望你们搞得快一点。”这实际上是邓小平对深圳的最后嘱咐。

“南行”一结束，党的十四大就正式确定了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南方谈话”不仅推动中国深入进行改革开放，而且它对深圳特区的发展尤其具有关键意义——邓小平通过“南行”为深圳推进改革撑腰，一锤定音确定继续推进改革的合法性，成为深圳市领导及整个深圳敢于深化改革的总后台。

深圳也由此进一步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因此说，邓小平的“南行”与“南方谈话”成为推进深圳特区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此后深圳20年的探索实践，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正确性与价值。

深圳经验助力改革再启程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全国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也逐步成为普惠政策，特区还能不能“特”，如何“特”，特区的前途实际上面临着重大挑战。为中国改革“探路”的深圳以“南方谈话”为指导，大胆实践，大胆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典范。

1992年至今，是深圳特区发展史上重要的20多年，深圳经历了增创新优势和率先科学发展两个重要时期，深圳均经受住重大考验，打开了特区发展新局面。

如今，站在新的起点上，面对下一个20年，深圳该何去何从？

无疑，继续改革开放是必需的，如何改革、如何开放才是关键。

经济特区既然是改革开放的旗帜和风向标，就更应该有所作为、大有作为，继续让思想冲破牢笼，为其他地方树立标杆和范本。

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很清楚：“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事实上，坊间不仅期待深圳在经济改革上发力，更对深圳在政治改革上发力寄望甚深，而深圳也的确具备了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早在2005年，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说，深圳作为大陆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和窗口，已具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成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

而中央也对深圳创新提供了空间和支持，比如2009年，国务院批准了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深圳推行的大部制改革尽管步履蹒跚，但毕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如今，如何继续开风气和时代之先，深圳任重道远。

但是有一点不容怀疑，就是深圳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可以探索，也可以试错，但就是不能停留。

就像邓小平在特区成立之初的嘱咐一样，“对于特区，可以允许出问题，但不允许不试验，不允许不创新，要以宽容的心态，鼓励特区先行先试。”

也只有如此，深圳在社会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才能为全国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节省全国的改革成本。

  （本文根据《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建党90周年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胡锦涛同志的讲话》《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和《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三卷等资料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