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反腐:“苍蝇”“老虎”一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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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反腐:“苍蝇”“老虎”一起打

    高校的腐败，主要在于学校没有民主管理制度，权力包括行政权和学术权过分集中于校领导。要严把目前高校腐败高发的几个关口，推进高校民主管理才是根本。

□本社记者 叶 俊

　　7月17日，四川省纪委通报，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罗长国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力度空前，省部级高官频频落马。同时，反腐风暴开始刮向高校。

　　从省部级高官到高校领导，中央反腐重拳全方位出击，纵深发展，使得高校反腐进入了“深水区”。

　　据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至少有20多位高校领导涉案，相关院校负责人或正在接受调查，或已被纪检部门移交司法。

　　从高校“一把手”到二级学院院长，高校反腐同样秉承“苍蝇”与“老虎”一起打的反腐惯例。

　　仅今年5月，就有6位高校领导被调查，是上半年案发最多的月份；巧合的是，2013年5月，有4位高校领导被调查，数量也居当年之首。

　　浙大环境与资源学院原常务副院长陈英旭、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中国人民大学原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浙江大学原副校长褚健、中南大学原副校长胡铁辉、东华理工大学原校长刘庆成等高校领导被调查,频频掀起舆论对高校腐败的关注，也凸显了高校已成为腐败的“高发地”。

　　长期以来，反腐重点集中党政机关，高校一直是反腐“死角”。而高校腐败与高校形象背道而驰，产生了恶劣影响。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高校去行政化”、高校反腐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提上议程，高校反腐风生水起。

高校腐败空间

　　研究显示，高校腐败案件高发于招生录取、基建修缮、物资采购、财务管理、科研经费、校办企业、学术诚信七大领域。

  从现有案件来看，高校腐败现象集中发生在几个重点领域。

　　高校集中的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调查显示，高校职务犯罪发案相对集中，基建、采购、后勤和招生等领域，成为高校腐败重点区域。

　　其中，财务管理部门和有资金往来的部门，发生的贪污案较多；仪器设备采购、医院药品采购等部门，发生的受贿案较多；房地产管理、财务管理等部门，发生的挪用公款案较多。

　　中纪委、监察部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也曾提出，高校领导干部要紧抓腐败现象容易滋生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严把工程建设、财务、招生、领导班子决策等四关。

　　7月底，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重点项目《基于廉政风险防控的北京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创新研究》课题组负责人、首都教育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工业大学纪委书记冯虹教授表示，近年来高校腐败案件的发案量远高于教育领域其他单位。

　　以北京市为例，2008年至2012年，北京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教育领域职务犯罪案件68件97人，其中大专及以上院校案件为46件65人，案件数和涉案人数占比均超过67%。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高校扩招扩建、科研项目、基建项目、物资采购大量增多，高校腐败现象随之增多。

　　研究显示，高校腐败案件高发于招生录取、基建修缮、物资采购、财务管理、科研经费、校办企业、学术诚信七大领域，罪名包括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徇私舞弊罪等。其中受贿罪、贪污罪所占比较高。

　　在基建方面，由于长期任职某一重点岗位，一些高校领导对工作环境、业务流程十分熟悉，而同时对于校内评标专家的遴选目前无明确的统一规定，这就给高校领导提供了腐败之机。

　 比如，长春大学原副校长门树廷利用职务便利，在学校日常工作和建设过街天桥、综合楼、教辅楼等基建项目的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和收受他人所送现金并接受他人出资为其家房屋装修、安装空调，达939万余元。

高校腐败特点

　　多数高校腐败案件为高校领导和权力集中部门负责人犯罪，或与行政职务人员腐败相关联。

　　与其他领域腐败相比，高校腐败最大特点是涉案人员大多数接受过高等教育，或是具有某一领域专门知识或技能。

　　研究显示，北京市检察机关2008年至2012年查办的案件中，本科以上学历的犯罪嫌疑人占总人数的76.2%，其中不乏硕士、博士学位者。

  “这些人会利用制度漏洞，采取隐蔽性极强的‘蚂蚁搬家’式的作案手段，长时间作案，不易被发现。”冯虹说。

　　此外，多数高校腐败案件为高校领导和权力集中部门负责人犯罪，或与行政职务人员腐败相关联。

　　比如，四川大学副校长安小予涉嫌严重违纪，涉案原因与其长期分管川大基建和后勤业务有关。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涉嫌严重违纪，原因之一是该校新校区的基建项目。

  学术与科研腐败是高校腐败的又一特点。浙大环境与资源学院原常务副院长陈英旭一案中，检方指控陈英旭授意其博士生陆续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1022余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变现非法占为己有。

　　武汉理工大学原校长周祖德则因涉嫌论文抄袭，于2010年被免职。

　　据《半月谈》杂志报道，高校腐败现象呈现六大特点：一是腐败和不正之风的行为主体趋于复杂化；二是腐败案件增多，性质、程度趋重；三是牟利型腐败突出；四是腐败方式多样化；五是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发生的领域较为集中；六是腐败手段“智能化”“高科技化”。

　　为解决高校腐败问题，教育部曾于2010年举行了高校领导干部《廉政准则》培训班。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培训班上强调，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应着力解决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等7方面的问题。 

　　为贯彻落实《廉政准则》，教育部党组制定印发了《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十不准”》。 

　　“十不准”涵括了领导干部任免、重大事项安排、大额度资金使用、学校基建（修缮）工程项目、物资设备采购、资金借贷、重大项目投资、校办产业与后勤服务等经营管理活动、招生录取与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科研项目评审、兼职、有偿中介活动、经商、办企业收受礼金、违规领取津贴补贴奖金、以不正当手段为本人或他人获取荣誉等诸多方面。

　　对此，袁贵仁强调，“十不准”突出了高校自身特点，突出了对高校重点部位和环节的监管，突出了从严要求和制度创新。　

高校反腐之后

　　相比于以往，中国人民大学现在财务报销难度已大大提高。但过严的报销制度对科学研究是否一定是好事？

　　高校领导被调查之后，会有何反映？

　　从社会角度看，高校反腐被认为是中央反腐布局的深入。从涉案高校看，情况各不相同。

　　7月中旬，中纪委发布的声明中称，干部群众反映复旦大学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混乱，违规现象突出。

　　一位复旦大学教师告诉记者，此前科研经费使用甚至可以拿来买车，但现在报销已经非常严格。

　　但他同时表示，只要课题承担者能够交出合格的研究成果，应该有科研经费使用的自主权，而不应限制过死。

　　高校反腐影响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人民大学。2013年9月27日，中央第十巡视组在巡视中国人民大学后，曾反馈称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惩防体系建设，特别是财务管理、自主招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了解到，自中纪委通报后，中国人民大学财务处已经召开数次会议，研究改革完善财务报销制度。

　　多位中国人民大学师生表示，相比于以往，现在财务报销难度已大大提高。但过严的报销制度对科学研究是否一定是好事？受访者对此观点不一。

　　自主招生方面，中纪委通报后不久，中国人民大学原招生处长蔡荣生就受贿千余万被逮捕。2013年11月26日，蔡荣生持假护照在深圳闯关被抓的消息在互联网上散布开来。半年之后，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公开宣布逮捕蔡荣生。

　　蔡荣生事发之后，中国人民大学予以积极回应，蔡荣生主管的自主招生领域受到严重影响。 

　　据《北京晚报》报道，2013年底，“北约”“华约”和“卓越联盟”三大高校自主招生联盟公布各自的2014年自主招生联考方案，但中国人民大学已不在“华约”联盟，人大招生办表示，2014年自主选拔录取招生暂缓1年。

　　自三大自主招生联盟成立以来，国内各大高校纷纷开展自主招生，各种测试层出不穷。蔡荣生事发之后，三大联盟的高校率先对考试科目进行“瘦身”。

　　今年5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辽宁省纪委先后对辽宁医学院党委原书记张立洲、原副院长梁宇恒、原副院长罗俊生、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原院长王志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

　　据记者了解，辽宁医学院官场“地震”之后一个多月，院党委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廉政教育谈话”活动，对全校副处级以上干部进行党风党纪教育谈话。旨在通过“一对一”的交谈提醒，进一步增强全校党员干部的廉洁意识，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诱因归咎行政化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高校已经出现了“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的现象。

  7月9日，教育部约谈了26所高校党委书记，签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约谈承诺书》。

  约谈会上，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袁贵仁强调，高校党政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要担当起“第一责任人”职责，真正做到党风廉政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

  教育部对高校腐败问题向来重视。早在2010年11月17日，袁贵仁提出“七个着力”的关键措施，推动高校反腐倡廉。即，着力解决民主意识不强和领导班子决策程序不规范的问题，着力解决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着力解决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的问题，着力解决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经济活动的问题，着力解决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的问题，着力解决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的问题，着力解决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也曾要求，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对干部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使干部不犯错误少犯错误，并提醒高校书记和校长，强化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意识。

  与主管部门强调“一把手”责任不同，有专家认为高校腐败的成因，主要是高校日益严重的行政化体制。九三学社在一份提交给两会的提案中明确指出，大学体制的行政化导致学校内部权力高度集中，成为高校腐败的直接诱因。

  我国各大高校一般情况下大概有处长、副处长150名左右，副处级干部30人左右，科级干部1000人左右。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高校已经出现了“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的现象。

　　熊丙奇认为，高校的腐败，主要在于学校没有民主管理制度，权力包括行政权和学术权过分集中于校领导。要严把目前高校腐败高发的几个关口，推进高校民主管理才是根本。

　　专家提出，仅靠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来严把工程建设关、财务关、招生关以及领导班子决策关，是靠不住的，关键是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通过由教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和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但实际上，高校的教职员工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得不到保障，更遑论参与管理。

　　熊丙奇认为，在现代大学制度中，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有明晰的权责界限。即使这样，教育腐败或许还会发生，但决不会高发。

（实习生冯梦林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