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特殊群体“4821”的故事（下）

两位同学因病辍学

    1950年2月17日晚上，在中国驻前苏联大使馆，访问前苏联的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了留学生。毛主席给项苏云、张代侠、任湘、叶正大、林汉雄、崔军等分别题词：“光明”“努力向前”“开发矿业”“建设中国的强大空军”“我们需要电气建设，希望努力学习”“发展电业”，并且给留苏学生集体题词：“为人民服务”。

    周总理给每个人和留苏学生集体的题词都是“艰苦奋斗，努力学习”。

    给集体题完词后，在热烈的掌声中，毛主席发表了讲话。他说：“我希望你们在留学期间要做到三件事情：第一，要努力学习，学习、掌握建设祖国的真本领；第二，要艰苦奋斗，因为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你们在生活上不要同苏联同学攀比；第三，要锻炼好身体，如果没有好的身体，即使你们学了很多的知识，将来回国以后也不能为祖国的建设服务。”

    遗憾的是，在21个同学中，有两位因病没能完成在前苏联的学习。

    谢绍明到前苏联后，由于对气候、环境一直不很适应，得了肺病，到了1950年实在无法坚持了，只好被迫中途退学，回国治疗。

    谢绍明回国前，召集21人开会，传达上级组织的指示，交待工作。经过民主选举，李鹏、邹家华、任湘三人被选为支委组成新的支部委员会。新的支委会分工，由李鹏担任支部书记。之后，李鹏又被选为学生会主席。

    第二位提前回国的是叶楚梅，她虽不顾一切地努力学习，但她的病情再次恶化，吐血也越发厉害了。康克清来前苏联访问，回国时顺便把生病的楚梅带了回去。

促成两件了不起的事

    “4821”党支部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在伊万诺沃逗留期间，向国内党组织反映了国际儿童院部分中国儿童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促成中央决定将这些儿童接回国内。

    1948年冬，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里年龄稍大的中国同学都毕业了，大都在莫斯科上学，朱敏（朱德之女）因在二战中被德寇抓进集中营关押数年，此时还在上高中，剩下的多是10来岁的孩子。这些孩子有的是在很小的时候被送到前苏联的，有的就是在前苏联出生的，有的会一点中文，有的一点儿都不会说中国话，对祖国缺乏认识和了解。他们还发现，当时的儿童院负责人对中国儿童有明显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

    针对这些情况，谢绍明回国前，主持起草了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反映了情况和“4821”支部会的意见。信中说：“我们感觉苏联战后的各方面情况不是很好，生活条件艰苦，对中国儿童的教育也有欠缺。现在祖国已经解放，有条件让这些孩子回国接受教育。建议将他们送回国内，待他们将来在国内学习有了一定基础后，可再回苏联学习深造。”谢绍明把这封信交给了与他一同回国的王稼祥。

    据陈祖涛回忆，大约是1950年，我驻苏使馆文化参赞戈宝权向他询问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的情况，并在他陪同下亲自去了一趟，查看了留在那里的中国孩子的名单。1950年上半年，苏共中央作出决定：“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把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培养的中国公民子女送回中国的请求（附名单）；责成苏联红十字会和红半月会的执委会（霍洛德柯夫同志）于本年7月至8月做儿童的送回准备，并把他们送至贝加尔斯克车站，以便转交给中国代表。”1950年8月，几十名中国孩子回到了祖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又去前苏联接受了高等教育。

    “4821”支部在伊万诺沃期间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在儿童院图书馆发现了一批珍贵的档案资料。其中有一些他们在别处从未见过的照片，有长征干部撰写的回忆录，有这些干部在前苏联学习时的各种笔记，还有一些第三国际时期的档案。他们也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东北局，建议及时收集整理，运回国妥善保存。 

    1950年八九月，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苏学生抵达莫斯科，所有留学生由我国驻苏大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负责管理，“4821”党支部解散，与新来的党员合起来，按学校重新组织了党支部，“4821”党支部与东北局的关系也从此结束。后来，李鹏被中国驻苏大使馆指定担任中国留苏学生会总会主席，并参加大使馆的留学生党委。

    学子们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克服了语言和各方面的障碍，废寝忘食地刻苦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批留学生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众望，在公布毕业考试成绩时，大家的成绩基本上都是5分（前苏联当时实行的是5分制），最差也是4分，罗西北更是以所学全部课程5分的成绩毕业。

回国

    1954年前后，这批留苏学子毕业回国。当时祖国正处于火热的建设时期，他们也没有烈士后代和高干子弟的特殊身份和要求，大家都愿意去基层、去艰苦的地方。

    当时领导安排李鹏在机关里当秘书，李鹏明确表示愿意到基层去工作，最后他被分配到吉林丰满发电厂；邹家华和叶楚梅一起到了沈阳第二机床厂；谢绍明到哈尔滨飞机工厂；叶正大、叶正明在沈阳飞机厂；贺毅本来被分到水电总局北京勘测院，但他请求下基层，与崔军一起到了江西上犹江围堰工区；罗西北先在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北京水电院干了两年，1955年底到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一干就是10年；林汉雄分在北京，但他没有坐机关，而是自愿到北京官厅水库工作……这21人从前苏联学成归国之后，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辛勤耕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可谁曾想到风云突变，“文革”时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他们这21人被打成“苏修特务”，“4821苏修特务案”也成了由康生主抓、中央三办立案的大案。在那段黑色岁月中，他们经历了种种坎坷和磨难：

    水电系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的时候，罗西北正在以总工程师的身份领导建设黄河刘家峡水电站。他全身心扑在自己钟爱的工作上，无论道德品质还是工作业绩都让造反派无懈可击。因此，“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罗西北没有被贴过一张大字报，成了当时刘家峡工程局唯一幸免的领导干部。

    可是，1968年6月，罗西北突然成了“隐藏最深最深的阶级敌人”，批判他的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了刘家峡工程局的大院。之后，他被勒令去打煤砖、挖臭水沟，甚至被支使去打扫女厕所以羞辱他的人格。再后来，罗西北被关押在单间的“牛棚”里，被勒令交代二三十年前经历过的每一件小事，诸如在东北做地下工作时每一次发报的电报内容。达不到目的，专案组的人便反复地折磨和摧残他。他们把关押他的那间“牛棚”的窗户用牛毛毡钉死，把小单间变成了黑屋子，吃喝拉撒睡都不准出屋。就这样，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被打倒了：罗西北的身体垮了，精神也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出现了神经反应症状……

    “文革”开始的时候，崔军在黄河青铜峡工程局任副总工程师兼质量处理办公室主任。“文革”开始后，由于一大批老同志和业务骨干被打倒，青铜峡工程整个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1967年7月24日，青铜峡工程局的两派“革命”组织“联总”和“工司”在青铜峡黄河大桥发生武斗，一青工在夺取火车头的“战斗”中不慎掉下来被火车轧死。事后，崔军去看望了这位青工的父亲，一位老浇注工人，并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让崔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几句安慰话竟变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铁证。次日清晨，“打倒杀人凶手幕后策划人崔军”的大标语贴了出来。几天后，除了“杀人凶手”外，崔军又被戴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他“还没弄懂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被稀里糊涂地推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1967年7月底的一个晚上，大概10点多钟，崔军的家门被叫开，一群戴着“造反”红袖章的人蜂拥而入，指着崔军的鼻子大骂“杀人犯”“苏修特务”。随后，他家中的技术资料和从前苏联带回来的书籍、毕业证书、生活照片及笔记，被革命小将撕的撕，摔的摔，扔了一地。崔军在前苏联和外国学生、外国教师的合影照，他在黑海休假时和同学一块游泳、晒太阳的照片，成了他里通外国、生活腐化、搞特务活动的罪证。珍贵的技术资料和文艺书籍被销毁，照片和纪念品被抄走。崔军被关进牛棚，失去了自由。

    之后，他每天胸前挂着重达20多斤写有“杀人犯、苏修特务崔军”的大铁牌，戴着二尺多高、用15圆钢筋做成的高帽子，穿着纸糊的写着各种侮辱人格的词语的衣服游街，被人拳打脚踢，用指头粗细的钢筋棍抽，受尽了屈辱，吃尽了苦头。造反派扣发了他的全部工资，每天只给一毛钱吃饭。一毛钱，崔军天天只能吃个半饱，还要去干重体力活，打风钻、搬水泥……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两年之久。

    和罗西北、崔军大同小异，“4821”的其他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折磨和摧残。谢绍明在沈阳被隔离审查，每天就是两件事：干重体力活，接受批斗，饮食上只能吃窝窝头和咸菜；邹家华被关押在“牛棚”里，大夏天不给水喝，逼得他只能在吃完饭洗碗的时候趁人不注意偷喝洗碗水，1968年他和叶楚梅夫妻俩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下狱，直到1970年后才得以出狱 ；朱忠洪在长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在“文革”结束前后来到北京，不幸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0年6月22日，胡耀邦约见电力部李锡铭、李鹏谈话时，李鹏反映了“4821”的情况。胡耀邦要他列出名单，李鹏当场写出了19人。第二天，胡耀邦就把这份名单批转给宋任穷，宋任穷看后，于25日批转中组部几位副部长传阅，指示要进一步考察了解21人的情况。

    1981年1月17日，中组部将21人的工作及表现情况汇总成册，报胡耀邦审阅。胡耀邦仔细看了材料，并对其中13人的使用作了批示。其中，对李鹏的批示是：“我主张坚决提起来当部长。不提一些，不能转变风气。”谢绍明所在的八机部生产局对他的评价很好，胡耀邦批示说：“既然评价这么高，为什么不可当副部长？”胡耀邦批示中还说：“我感到其中的不少同志可能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要同他们的上级联合起来考察一下，才能看出对他们安排是否适当。”1981年2月，中央调整电力部领导班子，李鹏出任部长、党组书记。 

    在胡耀邦的过问下，到1981年底，“4821”中被提到副部级领导岗位的有邹家华、叶正大、贺毅，林汉雄、谢绍明被定为副部级后备对象；担任了司局级领导职务的有任湘、肖永定、杨廷藩、罗西北、叶楚梅、崔军、叶正明，刘虎生即将提拔为副局级。其他同志任处级职务的4人，工程师2人，一般干部1人。 

    从那时起，这21人中，除了罗镇涛去世、朱忠洪失踪外，其他人均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担当起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鹏、邹家华曾分别担任过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汉雄曾任国家建设部部长，叶正大中将曾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参与了五种型号飞机设计、研制的组织工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奖。谢绍明曾任原国家科委部长级顾问、党组成员，是万里发起的国家科技扶贫的具体组织者。肖永定曾任轻工业部副部长，罗西北曾任原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兼党组书记，原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副董事长、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原水电部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原水电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贺毅少将曾任武警水电指挥部主任，他先后参加了葛洲坝、刘家峡、三门峡、三峡等国家重点建设。崔军少将曾任武警水电指挥部副主任，在海拔4400米的高度设起了羊卓雍湖水电站。叶正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顾问，中国对外应用技术交流促进会主任。任湘曾任北京地质局局长，北京市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国地质学会副会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会长，被誉为“中国地热之父”。叶楚梅曾任机械工业部机床局副局长，杨廷藩曾任国防科工委局长，刘虎生曾任国家经委科技局局长。其他人也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担当重要职务或者成为技术骨干。

    现在回首这些红色儿女的峥嵘岁月，他们身上所洋溢的坚忍、勤奋、奉献的时代精神是那样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这种时代的精神值得我们传承下去。

  （作者张化民就职于长沙税务干部学院，常文平就职于湖南省人大常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