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特殊群体“4821”的故事（上）

    “4821”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群体里的人们在前苏联接受大学教育，学成后都回到祖国。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受“4821苏修特务案”牵连受到审查，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

特殊的简称“4821”

    今天的人们对于“4821苏修特务案”已感陌生，只有年纪稍大或者对这段历史有研究的人可能还有印象。“4821”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群体里的人们在前苏联接受大学教育，学成后回到祖国。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受“4821苏修特务案”牵连，受到审查，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胡耀邦的过问下，“4821苏修特务案”得到彻底平反。此后，“4821”成为他们较为特殊的简称，他们自己有时也使用这个称呼。

    1948年初，全国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为了给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中央决定抽调一些能力突出、政治可靠的年轻干部，接受前苏联的正规高等教育，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专家，回国后建设祖国。派遣工作由中共东北局具体负责。经过慎重筹划，中共东北局决定将派遣人员的范围定为烈士和高级领导干部子弟，共21个人。

    按姓氏笔画排列下来，这21人是叶挺烈士长子叶正大、叶挺烈士次子叶正明、叶剑英之女叶楚梅、李硕勋烈士之子李鹏、王稼祥义子朱忠洪、任铭鼎之女任岳、任作民之子任湘、高岗外甥江明、刘伯坚烈士之子刘虎生、杨棋烈士之子杨廷藩、肖劲光之子肖永定、邹韬奋之子邹家华、张宗适之子张代侠、张浩之子林汉雄、罗亦农之子罗西北、罗炳辉之女罗镇涛、项英之女项苏云、贺晋年之子贺毅、高岗之子高毅、崔田夫之子崔军、谢子长之子谢绍明。

    这些人都是我党高级干部的子女，走过的是一条比普通百姓子女更艰苦、更曲折的人生道路。在这21人中，有13人是烈士遗孤。这个集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和令人心酸的身世。

最放心不下是儿子

    李鹏，李硕勋烈士之子。李硕勋是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长期领导地方武装斗争。1931年7月，时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的李硕勋被敌人逮捕后，自知自己将遭杀害，便给妻子赵君陶写了遗书，信中说：

   “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勋于九·十四”。

    李硕勋临刑前，除给妻子赵君陶的遗书外，还给在香港挂业开医的中共地下党员柯麟之妻陈志英写了一信。书中说：“英姊：我本不认识你，但我曾知你同我的妻子是朋友，故特寄一函存你处托转她。我死不必念，务望代安慰她！！并望托人照料她回家去！！！要她向肥兄处要数百元作路费回家，根本把儿子安顿好为要。勋托于九·十四”。

    李硕勋临刑前的两封遗书中头等重要之嘱，均是“望善育吾儿” “根本把儿子安顿好为要”之语，他为革命把一切都置之度外，唯一的是放心不下儿子李鹏。李硕勋在狱中大义凛然，忠贞不屈，不久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8岁。李鹏在抗战胜利后从延安来到东北，时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

    邹家华，著名新闻记者、政论者、出版者邹韬奋长子。邹韬奋从1926年在上海创办《生活》周刊起，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亡运动，并担任上海各界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职务，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在那国难当头、救亡图存的时代，他是号角和旗手。

    周恩来曾说：“在他的笔底，培养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邹韬奋于1944年7月24日病逝，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邹家华参加过新四军，后进入华中新四军建设大学学习，1946年调往东北，接到去前苏联学习的通知时，任中共松江省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

    谢绍明，谢子长烈士之子。1925年生于陕西省安定县，早在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13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谢子长是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创建者之一，于1934年秋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次年春不幸逝世，时年38岁，牺牲前将西北红军交由刘志丹指挥。谢绍明在被选拔留苏时，1945年作为派往东北的干部团成员，在赤峰市任区委书记、武工队政委。谢绍明是21人里面年龄较大、资历最深的一位。

    罗西北，罗亦农烈士之子。罗亦农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罗亦农不幸被捕牺牲，时年仅26岁。罗西北1926年年底出生于上海，父母都全身心投入了革命，西北只好由外婆照料。15岁时进入前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1945年8月被前苏联派往齐齐哈尔从事情报工作，后进入哈工大学习。

刘伯坚的三封遗书

    刘虎生父亲是著名的刘伯坚烈士。刘伯坚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武装斗争。1935年3月4日，刘伯坚在战斗中为掩护部队撤退，不幸左腿中弹负伤被俘。

    刘伯坚自被捕的第一天起，就决心一死以殉主义。他在狱中先后写了三封遗书给陕西的兄嫂，可惜其中一封已经遗失。信中表达了他的心志：“弟在唐(塘)村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

    信中，刘伯坚将儿子虎生、豹生、熊生托付给兄嫂：“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他并嘱咐：“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作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3月11日，刘伯坚被移囚“绥署”候审室。从监狱到候审室，相距不过数百米，但敌人想从精神上瓦解刘伯坚的斗志，又企图在群众中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特意给刘伯坚钉上沉重的脚镣和手铐，从监狱后门出去，押经大余县最热闹的青菜街(现建国街)。刘伯坚面对众乡亲，大义凛然、气宇轩昂，吟诗高诵：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1935年3月21日，是刘伯坚最后的日子。他向敌人要来了笔墨，给妻子王叔振写了最后一封信：“叔振同志：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刘伯坚于三月二十日于大庾。”

写上不朽诗篇《囚歌》

    叶正大、叶正明是叶挺的儿子，叶挺是北伐名将，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他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抗日战争时任新四军军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叶挺先后被软禁在江西上饶集中营李村、广西桂林、四川重庆、湖北恩施，直至抗日战争胜利。194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

    叶正大为了照顾母亲，留在家乡；叶正明和弟弟华明、小妹扬眉为了安慰父亲，一起陪父亲被软禁了三年。父亲牺牲后，叶正大、叶正明被接到延安。党中央从延安撤退后，他们辗转来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语。

    1941年“皖南事变”， 叶挺被囚禁后，已深知自己处境的艰难，写了15页纸的个人一生回顾，总结一生，七次失败，无怨无悔。并用一首小诗，来概括自己的人生观：

    不辞艰难哪辞死，生死原来相游戏。

    只问此心无愧怍，赤条条来光棍逝。

    并在囚室中写下了气壮山河、流芳百世的不朽诗篇《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怎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林汉雄是张浩最小的儿子，生于1929年10月25日(阴历9月9日)，所以小名叫“重阳”，当时在延安保小上学。张浩又名林育英，是我党早期的工人党员和工运领袖，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曾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援西军和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942年3月，张浩在延安逝世，享年45岁。

    大革命失败后，张浩同志在武汉。为了筹划年关暴动，原准备通过兵工厂秘密运出武器，但被敌人发现而失败了。面对重重困难，张浩同志提出：“自己造炸弹，坚决干到底!”这样，地下党的同志们又都在各自的家中忙碌起来。

    一天深夜，有几个同志在张浩家里试制雷管时，不慎引起爆炸，惊动了街上的敌巡逻兵。他们准备钻后窗撤退时，猛然想起张浩刚满月的女儿还睡在床上。当时，张浩的爱人涂俊明同志被炸伤，眼睛看不清，加上天黑，时间又紧迫，她在小床上摸了一把，但没有摸到孩子。为了不致遭受更大的牺牲，她一咬牙，迅速离开屋子。最后，敌人没有抓到他们，便利用孩子施展诡计。

    第二天，敌人在张浩同志的家门口贴出布告，大意是说，昨夜这家失火，主人去向不明，屋中只有一个小女孩，有谁知道主人的下落，可速来报告，或将孩子认领走。

    面对敌人的险恶用心，张浩夫妇强忍着巨大的悲痛，阻止了准备前去认领孩子的同志。张浩同志坚定地说：“革命总免不了牺牲，每个人都可能遭到不幸!但是，这和人民的利益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一个革命者，总要看到将来，这是最重要的。”

    敌人的诡计没有得逞，竟残忍地将汉雄的姐姐——一个刚满月的孩子，用滚油活活地烧死了。虽遭这样的不幸，汉雄父母的革命意志却毫不动摇，他们“为了党的事业，不要家，不要命”的决心并未改变。后来，汉雄的母亲不幸被捕，不满两岁的汉雄跟着母亲进了监狱。在两年多暗无天日的牢房生活中，汉雄因为营养不良，发育有些畸形，头长得很大，身子很小。直到上“保小”后，同学们还给他起外号叫“肉脑”。

    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当时也在延安保小读书。1931年肖永定在上海出生的时候，他父亲远在白色恐怖包围下的闽西红色根据地。父亲用他所在的地名“永定”为儿子命名，1937年肖永定跟随姨母朱仲丽从湖南外婆家到达延安的时候，方才认识了时任军委参谋长的父亲。到延安以后，父亲送肖永定进了寄宿的延安干部子弟学校。

    任湘的父亲任作民，1920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派往前苏联远东赤塔领导工人运动，并主编“工人之路”报，担任该报党支部书记，1925年奉召回国。同年，任湘的妈妈范友莲也从乡下来到他父亲任作民身边。而任作民则又派往武汉工作，范友莲患肺病又有身孕，不幸被捕入狱。身怀六甲又是病体，还要承受牢狱非人般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不久即病危。经组织多方营救，她才得以出狱。出狱后不到一个月，任湘呱呱落地，生下任湘不到两个月，范友莲便与世长辞了。

    党中央派毛泽民同志将任湘母亲的遗体和小任湘一并送回老家湖南省湘阴县上双冲。小任湘的身体太虚弱，叔叔含着热泪把看来已经断气的孩子送了出去，慈祥的外婆得知消息，哭喊着往山上跑，把包孩子的草席袋子打开，把孩子捂在自己的胸口上抱了回来，娃娃在外婆体温的温暖下又有了气。从此，任湘便和外婆相依为命。

    任作民先后两次被捕入狱：第一次是在1928年4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时；第二次是在1932年任山东省委书记时。国共第二次合作，经党中央同国民党当局交涉，任作民被董必武从“武昌反省院”接了出来，后被委任为湖南省特委书记、西北局秘书长。1942年在延安病逝。任湘是从西安办事处到的延安，曾进入边区师范学校念书，后来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

    朱忠洪是王稼祥的义子。

    高毅是高岗的儿子。高岗时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高毅也曾在前苏联国际儿童院生活过，当时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

    江明是高岗的外甥。抗战胜利后从延安到了东北，参加了土改工作团。

四个年轻人

    还有4个年轻人，一同在延安保小长大，一同进入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又一同进入东北野战军通讯参谋部工作。他们是：

    杨廷藩，杨棋烈士之子。杨棋是西北红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历任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副大队长、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红27军84师师长，1936年东征牺牲。

    张代侠，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副司令员张宗逊之侄。他的父亲张宗适，早年参加革命。其父是陕西省第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渭南赤水特支书记(团中央直属支部)，后任共青团渭南县委书记、中共陕东特委委员、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等职务。渭华起义失败后，敌人通缉逮捕他。积劳成疾，患了肺病，整日咳血的他，被迫藏在红薯窖里，阴冷潮湿、终日不见阳光，既缺医药、又乏食物，不久，就与世长辞了，时年仅22岁。张代侠的妈妈承受不了孤儿寡母的艰辛，丢下儿子自杀身亡。那时，他二爸张宗逊在外当红军，三爸年龄小尚未成亲，代侠就在同族的大家庭里乞吃活命。

    贺毅，原红二十七军军长、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之子。

    崔军，原陕北特委书记、西北工委代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行政公署主任崔田夫之子。

    在这21个人当中，有4个引人注目的女孩子。

    叶剑英的长女叶楚梅，1928年生于上海，后来成为邹家华的妻子。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便把妻子和当时唯一的儿子送到香港秘密安置下来后，没等女儿出生就投入了革命战争。直到1937年，他负伤回到广州做手术时，9岁的楚梅才第一次见了父亲一面。1945年，17岁的楚梅几经周折被接到延安，在延安只呆了一个多月，父亲便把女儿送到东北民主联军当战士。从小在广东长大的楚梅，对东北的生活很不适应，每天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下训练，她的手脚都生了冻疮，疼痛难忍。楚梅咬紧牙关克服生活上一个又一个困难，在艰苦的环境中默默地磨炼自己。

    罗镇涛，罗炳辉烈士的女儿。罗炳辉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他出生在云南一个彝族贫苦农奴家庭。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长、旅长、纵队长、军长等职，演绎了“从奴隶到将军”的传奇。于1946年6月因病逝世。罗镇涛从小寄养在别人家里，后来才找回来。

    任岳是任作民的侄女、任铭鼎之女。

    项苏云是新四军政委项英同志的女儿，后来成为林汉雄的夫人。她1931年出生在上海。在她出生前，父亲就到苏区去了。直到1938年，项英同志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苏云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

    这些同学的父母都是我们伟大民族的精英，都是我们共和国的奠基者，因而也注定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本血泪史。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埋下的不是高干子女的特殊化，而是和父母一样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

    在这21人中，有19名同学是中共党员，根据上级的要求组成了一个党支部，直接归东北局领导。大家选谢绍明、李鹏和崔军三人为党支部委员，谢绍明为支部书记，党组织又指定他是带队人。由于只有罗西北的俄语过了关，所以选罗西北为翻译并且负责和前苏联联共中央的联络工作。

    1948年8月下旬，21人在赴苏之前，中共东北局在哈尔滨国际俱乐部为他们开了一个饯行会。东北局领导人高岗、林彪、陈云、李富春等都出席了饯行会。在这个饯行会上，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代表党组织讲话，对这21个人出国学习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并明确了三条纪律：其一，必须刻苦学习，圆满完成学业；其二，专业学习，要根据祖国建设的需要选择；其三，留学期间，要集中精力学习，不准谈恋爱。在讲到第二条纪律的时候，东北局领导高岗、林彪曾明确对他们说：“你们的父辈打了一辈子江山，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新中国成立只是迟早的事了，用不着你们再打仗了，你们每个人都要学好技术，成为我们自己的专家，政治、军事就不要在苏联学了。”1948年9月初，21位年轻人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前往前苏联，开始了留苏生涯。

    受列宁的名言“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的影响，为了学好回国后，能把一个大水电站从勘探、设计、施工、安装、调试到发电全部包下来配套，李鹏、林汉雄、罗西北、贺毅、崔军、肖永定进入了代表当时世界水平的前苏联四大名校之一莫斯科动力学院水电系学习。李鹏、林汉雄学水轮机、发电机专业，崔军和贺毅学水工筑坝专业，罗西北学水能规划、水能利用专业，肖永定学电机系。

    邹家华、刘虎生、张代侠等，报考了莫斯科鲍曼工学院(莫斯科机械学院)。这是一所前苏联著名的六年制理工大学(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大学)。

    叶正大、叶正明、朱忠洪等，选择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叶家两兄弟之所以选择航空专业，是有俩个原因的：一是新中国成立后，需要发展航空事业；二是1946年“4·8”烈士事件使他们终生难忘!他们的父母、弟妹就是在这次事故中丧生的。

    谢绍明、叶楚梅报考了莫斯科大学；杨廷藩、任岳、罗镇涛等报考了莫斯科财经学院；项苏云报考了莫斯科纺织学院；任湘报考了地质学院；江明报考了莫斯科农学院。

    任弼时对看望他的任湘、任岳说：“我不主张中国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学习政治。因为过去中国到苏联学习政治的人，往往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方面已经成熟，不需要让前苏联培养政工干部。他还说，“我也不赞成中国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学习文科。中国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应该学习工科，学习工业。至于具体学习哪一门，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来选择。”

    任湘考虑纺织是个很有前途的专业，但我国的纺织并不落后。中国是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更需要挖掘地下宝藏，所以他重报了志愿，由莫斯科纺织学院改报为莫斯科地质学院。

    任岳本来报的是莫斯科财经学院，听了任弼时对报志愿的意见后，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做了新的抉择，转到了理工科大学。

    （作者张化民就职于长沙税务干部学院，常文平就职于湖南省人大常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