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禁止私批，再看真实恶意原则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一句“禁止新闻记者和记者站未经本单位同意私自开展批评报道”的超长禁令，激起了舆论间更为深远的反响。基于此，广电总局之后进行解读，以澄清“限制舆论监督”的误解，并归因于“有相当一部分（新闻敲诈、假新闻）是个别记者未经本单位同意私自以批评报道作要挟实施的”。
　　个人行为与单位行为、小概率事件与必然性发生，这些界定并非难事。相对而言，真相的查明显然要远比一道禁令复杂得多，在广电总局为一句禁令都需继续澄清、解读的语境下，我们又何以苛求新闻真相的调查、传播能一步到位？
　　然而，8家单位因敲诈和假新闻受罚的通报，尚未远去的“陈永洲案”，加上左手打压、右手拉拢，红黑敛财有方的“郭振玺案”，我们又不得不正视新闻土壤上长出的稗草，更让我们不难理解新闻领域“两打”专项整治初衷。
　　进而言之，虚假的新闻、恶意的导向，这种无底线的新闻自由，势必带来话语权的恃强凌弱，甚至产生舆论绑架的后果；然而不加区分，直接诉求于“私批”直禁的一步到位，非但有懒政之嫌，更不免让媒介噤若寒蝉。
　　新闻敲诈、诽谤与自由，终究并非孪生子，虽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然而不应因噎废食。
　　如何实现新闻效果的边际效益，实现监督与自由的最大化，在各国都是一个不断摸索、纠偏的过程，较著名的即是20世纪60年代“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以及由此案确立的真实恶意原则。
　　真实恶意原则，主要遵循于官员或公众人物在指控媒体报道涉嫌诽谤或侵害名誉的相关案件中，该原则要求案件的原告必须证明，所诉的报道出版者明知报道是假的，或者罔顾报道真伪。或言之，如果报道者并不是特意造假、恶意传假，就不应在批评官员或公众人物的报道中担负责任，由此最大化保证民众批评政府及公共事务的权利。
　　当然，美国新闻领域的界限也随着之后40多年的判例进行过变更与修正，在保障隐私权、防止新闻肆意报道与保障监督权、实现自由最大化间不断调整。这种框架、推理及背后的实质意义显然可以给我们借鉴。
　　退而言之，从法理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在有相关的敲诈勒索罪、诈骗罪等刑事兜底的法律边界情况下，通过一道禁令去塑造“界中界”，并希望产生法定效果，这未免太过草率，更难让人理解。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优良作风，更是时下群众路线、民主生活会的精髓；而唯有认真倾听、“照正洗治”，才能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更何况“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要没有构成犯罪，犯不着从程序上去区分“私批”和“公批”，也犯不着为区区“私批”的内容而小肚鸡肠。
　　正如英国著名法官德弗林所说过的一句名言：“两个带有偏见的寻找者从田地的两端开始寻找，比一个公正无私的寻找者从田地中间开始寻找更不可能漏掉什么东西。”我想，这个东西显然不仅是真相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