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台主持人抗骚扰不容易

  北京电视台主持人悦悦遭骚扰事件，反映出我国刑法长期以来，更关注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行为而非公民的精神安宁权。生活中的恐吓行为因此受到纵容。

    近日，北京电视台《养生堂》《我是大医生》节目主持人悦悦通过微博向“平安北京”官方微博求助，称一名因看节目喜欢上她的网友骚扰她3年多，近日更提出死亡威胁。

    悦悦曝光了网名为“shengge的玫瑰”的骚扰者发给她的微博内容，这名骚扰者在微博中称：“你不要指望我会对你心慈手软手下留情，就在今天，就在此地，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亲，今天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哦！准备好受死了吗？”

    悦悦求助“平安北京”官方微博，询问这样的行为是否已经触犯法律。“平安北京”提示她，官方微博并非报警平台，建议她及时报警。此事随即引起媒体的关注，悦悦在接受采访时说：“对方已经骚扰我3年多时间，只要我录节目，他就会等在电视台门口，等我的车。他会扑到前风挡上把车逼停，要跟我谈判，要我解除对他微博拉黑，甚至让他进到演播室参与录制。”悦悦称，3年中她多次报警，骚扰者曾经被带走过，但回来之后变本加厉。

    据悉，目前此事已由北京警方介入处理，加害人李某被处以行政拘留8日的处罚。有读者不解，如此明目张胆的骚扰和暴力威胁难道没有触犯刑法吗？为什么仅仅是行政处罚？笔者拟对这一事件进行简要的法律解读。

李某不构成刑事犯罪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这里的社会危害性不是一般理解的有社会危害，而是社会危害程度应受到刑罚处罚。刑法之所以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是因为在立法机关看来，这个行为的社会危害达到了需要用刑罚予以制止的程度。

    李某的行为的确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是否具备刑事违法性就要看我国《刑法》针对这个行为有没有规定，是如何规定的。纵观《刑法》及其修正案，找不到专门针对恐吓的刑事罪名，事实上，直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恐吓行为才被纳入刑法规制，该修正案对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修正为：“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从行文来看，恐吓仅仅是寻衅滋事罪众多表现之一，并且是情节犯，需要达到法定的“情节恶劣”，才能认定为犯罪。

    2013年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对何为“情节恶劣”给予了解释，即“多次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日常生活中的恐吓行为方式多样，程度差别很大，不同程度的恐吓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偶尔的恶语相向，必然不同于穷凶极恶的死亡威胁。如果恐吓目的只是在于发泄愤怒吓唬对方，被恐吓人虽然感到紧张，但能确信所恐吓行为不会付诸实施，那么恐吓不能以违法定性。如果恐吓行为升级，已经影响到被害人的生活和精神健康，危害到社会治安，则可能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构成行政违法。

    以上两类恐吓行为，虽然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并不是犯罪，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其他惩罚措施都不足以防止该行为再次发生的情况下，才可以动用刑罚。

    轻微的恐吓行为若认定为犯罪的话，以恐吓方式构成的寻衅滋事罪将会大量增加。因此，针对李某目前在微博上屡次发布恐吓言论，公安机关认定其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以8日行政拘留，而不苛以刑责，是根据其目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判定的。但是如果其恐吓行为再度升级，造成极其恶劣社会影响，不排除公安机关可能会考虑刑事立案。

精神损害求偿有难度

    对于主持人悦悦来说，3年来她饱受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累及家人，正常的出入都需要陪同，她能否通过民事精神损害求偿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权益呢？遗憾的是，这种维权方式，在目前的司法实务中尚不可行。

    精神损害求偿在我国起步较晚，目前明确的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中原则性的规定及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在司法解释中，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被明确限定在人格权利范围内，主要是：（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四）违反公益侵害隐私或其他人格利益。暴力恐吓侵犯的是公民的精神安宁权，这项权利是否属于上述人格权的范畴，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和定论。

    并且，该司法解释第八条还进一步规定，精神损害求偿的条件之一是“造成严重后果”，对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不予支持。法院仅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所以，对于悦悦来说，贸然起诉，很可能不被法院受理。即使起诉被受理，她还需要证明已经“造成严重后果”，如果没有严重后果，仅仅是精神上受创，那么法院不会支持民事赔偿金的部分，最多判决侵权人停止侵害，而这种判决也达不到维权和惩罚的作用。因为在民事部分，执行庭可执行的内容大多是财产性质的赔偿，这种执行方式比较直接、一次性解决问题。但如果判决的内容仅仅是停止骚扰，这让执行法官如何执行呢？悦悦面临的骚扰是经常性、不定时的，阻止了一次，不知道下次何时何地发生，执行法官不可能随时随地监控加害人。如此一来，判决就成了一纸空文，判了等于没判。

    此外，目前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也得不到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就载明：“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所以，刑事案件中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悦悦事件最终刑事立案、起诉、判决，在刑事附带民事部分都得不到任何精神赔偿。

暴力恐吓亟待立法规制

    说了以上这些，很多读者对身边已经出现或是可能出现的骚扰和恐吓更为担心。的确，恐吓侵犯的是公民免于恐惧的自由及社会秩序的安定，法治越发达，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就应当越全面，社会越发展，公民要求对权利保护的内容就越深入。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主要关注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个人法益的保护侧重于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对于人身的保护又侧重于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没有重视人身权中的精神安宁权，刑法中也没有相应的罪名，最多只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拘留之后就不了了之了。即使适用寻衅滋事罪名，起刑标准也相当严苛。

    这种立法理念的忽视和法律依据的缺失，导致生活中的恐吓行为受到纵容并逐步升级。轻者严重扰乱被害人的生活，让被害人寝食难安，无心工作，重者可能会造成被害人精神错乱。因此，很多国家对恐吓行为深恶痛绝，在立法层面对恐吓行为进行关注和打击。

    《美国联邦刑法典》中第211.3条规定了威胁之罪，《德国刑法典》第240条规定了恐吓罪（又译为强制罪），《挪威刑法典》第180条规定：“严重威胁他人，使后者处于惊慌或害怕之中的，处监禁刑或罚金刑。”《芬兰刑法典》第25章第7条、《葡萄牙刑法典》第153条均规定了恐吓罪及量刑标准，此外，法国、西班牙、荷兰、瑞士等国的刑法针对恐吓行为都有相应规定。可见，对免于恐惧的自由的保护在世界上是具有普遍性的，而专门针对恐吓设立独立的罪名并明确犯罪构成，直接适用刑法有立法模式可供借鉴。

    以目前我国的立法模式来看，对公民免受精神困扰的保护仍然不够全面。悦悦事件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悦悦遭遇长达3年的精神压力，单位保安部门也想尽了办法。虽然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介入，对加害人处以行政拘留，但是之后呢，也许伤害仍无法杜绝。

（作者就职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