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要了官员的命？

既然无法对死人做抑郁症鉴定，为何屡屡要将官员之死与抑郁症进行捆绑？官员自杀归因于“抑郁”，最终到底成全了谁？如果一个官员并没有抑郁症，自杀后却被认定为抑郁症，一定是有什么原因让他不得不死。

“真的是抑郁症导致的？”

在看到山东省潍坊市常务副市长陈白峰自缢身亡的消息后，某县级干部李越脑中冒出了一堆问号。

最近几年，经媒体曝光的、因为抑郁症而最终自杀的干部数量越来越多，这让李越感到有些担忧。

“在机关工作压力的确很大，不仅要承担工作上的压力，还要应付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一旦处理不好，很可能前途就没了。因此平时需要想的事情非常多，很容易抑郁。”

尽管坦言工作压力大，但对于众多官员自杀事件中“长年患有抑郁症，最终导致自杀”这一官方结论，李越仍旧半信半疑。

“抑郁症就像失眠一样，可以让人痛苦，但是绝对不能直接致人死亡！只要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抑郁症完全可以控制甚至治愈，不会造成最坏的结局。自杀的那些官员真的有抑郁症吗？”心理咨询师张青对于“因抑郁症而自杀”同样持有怀疑态度。

那么，这些患有抑郁症的官员生前为何有“病”不治？

荒谬的死后“抑郁症”

“生前都不知道是抑郁症的，死了以后被认定是抑郁症，这不是开玩笑吗？有医生的诊断证明吗？”

在某市政府工作的王倩最近经常失眠，有几天早晨起床的时候甚至还险些晕倒。在工作的间隙，她与同事说起这件事，猜测是因为最近总是加班，压力太大造成的。

有心理学背景的王军与王倩同在市政府工作，当听到王倩的种种“状况”后，很快便联想到了抑郁症。

“常有晕倒的状况，说明她的精神状态已经非常不好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会让人产生纠结的心境，这样的心境会导致抑郁状态，再逐渐演变成抑郁病。得了病之后如果不去治疗，也不找人倾诉，而是自己扛着，就很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王军分析道。

作为同事，王军在一次聊天中提醒王倩多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最好抽时间到医院去做个检查，及时治疗。但是他的话好像并没有起到作用，显然王倩并不认为“最近压力大”是一件值得去医院的事。

在心理咨询师张青看来，社会中90%以上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到压力，30%左右的人会有抑郁情绪。

“抑郁情绪并不是抑郁症，但是如果任由抑郁情绪发展，就会成为抑郁症。由于我国居民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不足，因此很多人其实已经具有抑郁症的部分特征了，但仍不会认为自己得了抑郁症。”张青说。

2011年10月，北京市民防局局长王永新被爆出非正常死亡。尽管官方并未正式公布王永新死亡的原因、场所等详情，但王永新自杀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

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介绍，王永新性格内向，平时为人低调，生前的一些行为均符合抑郁症的相关症状，但从未听其身边亲友说过他有抑郁症，也从没有去医院咨询过。

“这就是典型的患了抑郁症但却不自知，任由其发展，就导致了自杀。”张青说。

李越认为，官员职务越大所要承受的压力越大，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公务员的心理健康亟须得到关注。

“单位每年都会组织大家体检，但却从来没有进行过精神方面的检查。可以感觉到，周围的同事都会在工作中觉察到压力，只能自己去调整和排解。”李越说。

王军分析：“如果一个自杀的官员生前有种种抑郁症的症状，而本人却并不知道自己患了抑郁症，那么生前并没有进行有效及时的治疗，便也可以理解了。”

不过，他也认为，一个人是否患有抑郁症，是需要经过正规的精神科医生诊断的，而医生是不可能为死人诊断抑郁症的，“生前都不知道是抑郁症的，死了以后被认定是抑郁症，这不是开玩笑吗？有医生的诊断证明吗？”

公务员系统忌讳抑郁症

 “官员患上了抑郁症，不是不想治疗，而是不能光明正大地治疗。为了自己的前途和事业，只能对同事和领导隐瞒病情。”

 2010年，北京小汤山医院的医生徐虹等人发表的一篇名为《北京公务员心理健康和应付方式的关系》的文章中称，在北京的公务员人群中，有20%～30%的厅局级领导干部，存在至少1种以上的心理健康异常问题或症状。

“官场中有很多的明规则、暗规则、潜规则，甚至还有一些‘无规则’，说官员们压力不大是不可能的。”王军介绍说，每个单位内部都有自己的一套评价体系，面对这些评价体系，如何去做，如何做得好，在一些利益的纠结中如何把握，是官员患抑郁症的最重要原因。

 但是王军也表示，任何一个在机关单位工作的人，哪怕已经确诊，也都不会公开说自己患有抑郁症。

“抑郁症这个词在官方公务员体系里是一个忌讳用语，一旦被知道得了抑郁症，那么岗位和前途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因此哪怕是真的得了病，也不会告诉任何一个人。”王军说。

作为心理咨询师，张青工作中免不了会接触到抑郁症患者，他坦言，的确有一些官员通过私人关系偷偷找他咨询过。

“抑郁和焦虑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国内医生很容易在诊断是抑郁还是焦虑这方面出现差错。”张青说，“两者相对应的治疗药物有很大不同，治疗焦虑的药物能够让人情绪降下来，而如果错把抑郁症认为是焦虑症，病人吃了治疗焦虑的药物，使原本已经抑郁的情绪变得更加低落。不仅起不到治疗的作用，还会适得其反。”

 因此，张青看来，“吃错药”是一种可能性原因，导致了患有抑郁症的官员没能得到有效治疗，最终自杀。

 王军道出了另外一种可能。

“官员在现实面前有两重压力，一种是处理问题和化解矛盾的自我压力，一种是来自执政党政策的要求压力，很多人会常常在规则面前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王军说，“现在有很多干部长期在规则的高压线上跳来跳去，面对的考验也并不总是小打小闹，有时甚至会考验道德底线，而这种考验是长期的，甚至随着职位的升高，考验更多。”

王军相信，持久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再加上不断纠结的心境，是可以压垮一个患有抑郁症的官员的。

据《齐鲁晚报》报道，南方某县的一位县长患有重度抑郁症，心理医生还专门为他会诊过。鉴于当时县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医生建议县长马上住院治疗，但县长的妻子坚决不同意，认为“一个县长住进精神病医院，那不成了全县的笑话”。

没想到，不久后的一天，该县长独自一人外出，自己有意撞到汽车上自杀了。

“官员患上了抑郁症，不是不想治疗，而是不能光明正大地治疗。为了自己的前途和事业，只能对同事和领导隐瞒病情，长此以往，更加抑郁，就会产生弃世情绪，唯有结束生命，一切才能得到解脱，因此自杀已成必然。”王军说。

关于这个话题，本社记者致电国家行政学院胡仙芝教授，希望她能够从行政和公务员制度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但她婉拒了记者的采访。同样的问题，记者再次尝试联系了国家行政学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未果。

“换个角度讲，这是他杀”

如果一个官员并没有抑郁症，自杀后却被认定为抑郁症，这种官员“抑郁症”自杀巧合的背后，恐怕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隐喻。

“为什么这么多官员自杀后都被认为是抑郁症导致的？这些巧合真的只是巧合吗？既然无法对死人做抑郁症鉴定，那为何还要将官员的死与抑郁症牵扯在一起？官员自杀归因于抑郁症，到底成全了谁？”王军抛出一连串问题。

羽戈曾在《中国经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官员“抑郁症”自杀巧合的背后，恐怕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隐喻。

“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他们（被认定是因抑郁症而导致自杀的官员）中有些人是‘被抑郁’了。”王军说，“根本没有抑郁症的人，何谈生前是否得到有效治疗呢？”

通过媒体曝光的案件情况可以看出，通常规律是，官员自杀之后，一切围绕其的质疑和调查都迅速“平息”了。

李越也证实了这一点，“中国人喜欢讲人情，人都已经死了，也就不会再深入调查什么了。尤其是被认定是因为抑郁症而导致自杀的，本来就是一件让人悲痛的事，就算是生前真的犯了些错误，也都不会再追究了。”

李越认为，为自杀的官员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抑郁症是个普遍的选择。“抑郁症是极度隐私的个人问题，将自杀原因归为抑郁症，就可以把官员的死亡控制在个人情绪问题范围内，一方面便于快速结案，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外界对物质层面的过多猜疑，同时也可以保护那些与之有利益关系的人。”

李越说，通常一个官员追求积极上进，就需要与领导搞好关系。一方面需要在面临升迁的紧要关口对领导“表示表示”，另一方面在平时的工作中要“听领导的话”。

“官员们行贿受贿、违反纪律，其中有自身的问题，但仍会有一些时候是不得不那么做。”身在官场近30年的李越深谙其中之道：手握实权的干部身边都不乏想要求他办事的人，那么送到手的利益是收还是不收？如果不收，今后还能不能再相处？甚至有的时候，表示了不收，有人也会通过各种途径送到家里去。

同样，一些正职上的当权者，在有些涉及利益的事情上不好出面，会交给副手或是下属去办。这个时候，副手和下属该怎么选择？

“如果偷偷做了一些违反纪律的事，在不被知道的情况下，大家会相安无事。一旦被揭发，所有的行为都会暴露在大众面前，在外界的强大压力之下，走投无路了，不得不选择自我了断。”李越说。

对于这种状态，张青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自杀是一个人放弃自我的表现，几乎所有的自杀都是心理产生了极大的落差感，对自我极端否定的结果。如果一个官员并没有抑郁症，自杀后却被认定为抑郁症，那么一定是有什么原因让他不得不死。

“从另一个角度去讲，这是他杀。”张青说。（文中所涉及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