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增：对日索赔有助于坐实历史

　 1991年3月21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童增将“战争赔偿不等于战争受害赔偿”“中国政府放弃的仅仅是战争赔偿”这一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以《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 “万言书”的形式展示在世人面前，引发巨大反响。

　　20多年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走得并不顺畅，中国国内法律的限制和日本有关机构的抵触，成为中国民间索赔的桎梏。如何看待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遭遇的困境？解决出路在哪里？6月3日，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对童增进行了专访。

1800亿美元“受害赔偿”

　　记者：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原因和依据是什么？

　　童增：18世纪，战败国赔偿战胜国的损失主要是战争赔偿。在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种赔偿在实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显出现了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两种形式。

　　从赔偿原因看，战争赔偿主要是发动侵略的战败国给被侵略国家造成的损失的赔偿。

　　受害赔偿是发动侵略的战败国在战争中违反战争法规和人道原则，对交战国人民及其财产所犯下的多种严重罪行而必须承担的赔偿。这种赔偿并非双方交战时的直接后果，而是侵略者丧心病狂的故意行为，如损毁平民的财物，屠杀平民、伤病员和战俘等。

　　根据战后的国际惯例和比照其他一些国家关于赔偿的数额计算，1931年—1945年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理论上约为3000亿美元，其中战争赔偿约1200亿美元，受害赔偿约1800亿美元。

　　1972年，我国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称，“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是，就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对我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赔偿，也就是其中1800亿美元的民间受害赔偿，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予以放弃。

迟来的“强制执行”

　　记者：近日上海海事法院为执行我国民间对日索赔生效判决，依法扣押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船舶，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响。对于这件事，您怎么看？

　　童增：上海海事法院这次强制执行，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个案子1992年在上海海事法院就立案了，2007年一审中方胜诉；随后双方都上诉，2009年二审中方胜诉；2010年，对方提出再审，被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其实从二审胜诉之后就应该强制执行，但拖了5年才实施。

　　为什么一直没能执行？最主要是日本三井公司和他们所聘请的律师认为，中国一直以来都比较在意中日关系，因此政府是绝不可能强制执行的，所以他们一直拖着不执行。

　　可以说，这次扣押日本商船，对世界来说都是个不小的震动。对二战以来的问题，我们依据国际法和国内法，为以后处理类似的事情，提供了一个国际范例。

　　同时，这件事对中国的受害者来说，也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这是几十年来我们胜诉的第一个案子，四代人打了几十年官司，非常不容易。因此可以说这是对日军当年对中国暴行的强有力的一次维权。

国内起诉的优势

　　记者：今年有多起对日索赔的诉讼在国内进行，而以前类似的诉讼都是在国外进行。与在国外进行诉讼相比，在国内进行诉讼的可行性和优势在哪里？

　　童增：自1995年以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本提起诉讼20多起，至今无一原则性胜诉。

　　主要原因是在军国主义思潮和右翼势力的影响下，日本政府对二战期间所犯战争罪行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在对待侵华历史上不道歉、不赔偿、不认账的态度，使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官司在日本法庭上很难获得公正的判决。其次，中国民间的对日诉讼都是在日本开庭，原告在地点、法律体系上都没有优势。

　　在中国境内提起对日索赔诉讼具有可行性，主要依据是法律依据，也就是司法管辖权。因为当年日本犯下战争罪行的地点就是在中国，更何况日本在侵华战争中遗弃的毒气弹至今仍在危害中国人的生命，所以中国法院对相关案件有属地管辖的权力。

　　从国际上已经发生的二战索赔诉讼来看，在战争发动国提起索赔诉讼的较多，在受害者所在国提起诉讼的也有，这也为国内诉讼提供了范本。因此，从2005年开始，我和一些律师一直在倡导和推动对日索赔在国内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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