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掳劳工及子女：要和日本斗争到底

  1944年，数万名中国劳工被强行掳到日本从事奴隶劳动。几十年来，他们维权艰难，但誓要向日本政府讨一个公道。

　　89岁的王锡禄已到肺癌晚期。6月1日，他躺在病床上，骨瘦如柴，靠着输氧管，艰难地喘息。

　　儿媳陈明莲告诉他：“记者来采访你了。”他拼尽全力抬了抬头，想要坐起来，但没有成功。张大嘴巴，想要说什么，但喉咙却像被堵塞了一样，没能发出任何声音。

　　据家人介绍，王锡禄一直盼着能有记者来采访他，以便让更多人了解他曾经遭遇的苦难，从而有机会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

　　1944年前后，日本从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掳走了约4万名中国人。这些人被押送到日本国内35家企业的135个作业所，从事奴隶劳动。在一年的时间内，有近7000人被折磨致死，1945年仅有3万余人返回中国，王锡禄是其中的一个“幸运儿”。

　　1958年，在北海道的一座山上，同样被掳到日本的山东劳工刘连仁被日本人袴田情治发现。随后，“野人刘连仁”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的关注。

　　这一群体，是中华民族苦难史中无法愈合的伤口。

以战养战

　　依据以战养战这一战时的基本国策，日本开始大量掠夺中国物资和劳动力。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向中国的全面进攻。依据“以战养战”的日本战时基本国策，日本大量掠夺中国的资产和劳动力，为其侵略战争服务。

　　对大多数劳工来说，1944年夏末是噩梦的开端，这个时候日本从中国掳走了大量的劳动力，数万人被捆绑着押到了港口。

　　据公开的资料显示，1941年7月，日本人将中国的几处半官半民搜刮劳工的机关合为一体，组成华北劳工协会，关押抗日居民和无辜群众。

　　半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更多的日本青壮年投入侵略战争，国内劳动力更加枯竭。日本土木建筑业界、矿厂业界，港湾业界陆续向政府提出请求书，要求输入中国劳工。

　　1942年11月27日，日本东条英机内阁通过了《关于向国内移入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于是，侵华日军从1943年3月至11月，将1411名中国人先行“试验性地移入”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

　　经过一年的试行之后，1944年，正式开始实施无代价地大量抓捕中国人到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计划。这样，从1943年3月开始，到1945年5月止，共强行移进169批38935名中国劳工到日本国（以上是日本官方统计）。

　　1944年8月，回到高密市井沟镇草泊村种麦子的刘连仁在自家门口被日本人抓走。同年中秋节，在去看望义父的路上，王锡禄被抓，随后被押到了青岛的大港码头，被送上了开往日本的货轮。

　　“刘连仁”们乘坐的是运送铁矿石的货轮，货舱中留给他们的安身空间并不多。数百人窝在狭小的空间内，吃的是用发霉的小米面做成的馍馍，没有水。从青岛到下关历时半个月才到达。

　　“据我父亲说，很多人在船上得病，死在了船上，有的人在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就被日本人直接扔到了海里。”刘锡禄的儿子刘焕新说。

　　根据1990年12月20日出版的由日本人田中宏等人编著的《强掳中国人的记录》一书记载：“实际被赶上船运往日本的中国人由于饥饿、疾病和迫害，乘船劫运前已死亡2823人，强掳中国人实际应为41758人。”

　　在到达日本后，很多人身体虚脱，甚至无法站立，但他们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梦魇

　　中国劳工在日本遭受了非人待遇。　

　　“每人每天3两粮食，工作12个小时，每天必须挖20车煤。”刘焕新复述着父辈的苦难。

　　归国劳工大多对这段泣血经历有着锥心的记忆。一个月前，在临沂市肿瘤医院住院的王锡禄还在跟外甥女讲述自己在日本的遭遇。

　　中国劳工抵达各企业后，即在日本宪兵、警察和企业单位管理人员的刺刀与皮鞭下生活。据资料显示，赴日劳工在日本遭受了非人待遇：这些人处在严密的监管下，不能外出。他们没有衣服，多用稻草蔽身，即使在大雪纷飞的严冬，仍然赤着脚干活；一餐只有一个用发霉的原料制作的糠窝窝头，饿了只好吃草根，啃树皮。病了不管，还要干活，每天劳动9至13个小时，多的超过15个小时，稍有不慎即遭鞭棍抽打。

　　在如此残酷的虐待下，被劫到各企业的38935名劳工，又被折磨死了5999人，其中有2282人是到各作业场3个月以内被残害死的。

　　据家人介绍，几十年后，王锡禄回忆起在日本的经历时眼神中仍充满了恐惧：“有些人被累病了，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就直接被日本人扔到焚尸炉里火化了。”

　　山东青岛、临沂的劳工大多被押到了北海道的煤矿。

　　北海道每年有6个月的雪期，没有鞋，劳工们的脚在这六个月里被冻得肿大。刘连仁被分到了昭和煤矿，8人一组，两个小组轮流挖煤，每个小组工作12个小时。

　　在王锡禄所在的赤坪煤矿，经常有人因无法忍受而逃跑，但在严密的监控下，很多人跑不了多远即被抓到。

　　“被抓回来后，这些人就被扔到煤矿外，在我们面前被活活打死，日本人想用这种方式杀一儆百。”王锡禄告诉家人。最让王锡禄胆战心惊的一次是，河南的一劳工被抓回来后，被日本人用木棍猛抽，“他太瘦了，都能听到骨头断裂的声音”。一顿猛抽后，这位河南籍劳工睁着眼离开了人世。

　　因为不想累死在煤矿上，1945年7月，刘连仁和5个家乡的拜把兄弟决定逃跑。为了成功逃脱，他们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逃跑路线。

　　在劳工的栖息地，茅厕和住房连通，茅坑是唯一一个没有日本人把守并且与外界相通的通道。

　　夜深人静，监工睡着后，这几个人便溜进茅厕，跳进茅坑，从粪便中爬出来后，朝着一座山头狂奔。此时，距离日本投降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这些劳工被送回中国。但在昭和煤矿的花名册上，有6人失踪、下落不明的事实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迫于当时国际社会的压力，日本派人到北海道的这座山上搜寻逃跑的中国劳工，除刘连仁以外的其他5人相继被抓住。此时，他们还不知道日本战败的消息。

　　“我父亲当时认为被抓回去后，肯定被打死。”刘焕新说，为了活命，刘连仁躲进了一个树坑，在上面盖上木柴、枯草做掩护，只留下了一个气眼，常年靠吃海带、海草来维持生命。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8年袴田情治将他发现。

艰难维权路

　　归国后，刘连仁曾四次重返日本，出庭作证，为的是讨一个公道。

　　1958年4月，在当时中日两国相关部门的安排下，刘连仁返回了中国，“由于常年生活在深山中，当时我父亲连话都不会说，一年后才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刘焕新说。

　　归国劳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恨日本恨到了骨子里。刘连仁曾多次告诉儿子，他咽不下这口气。

　　1972年之前，中日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对日本的恨，这些劳工只能吞进肚子里。

　　改革开放后，山东、河北等地农村的村民们越来越富裕，加上早在1972年中日两国已经建交，种种迹象让当初的那些劳工看到了希望。

　　20世纪80年代，日子越来越好，王锡禄开始将“向日本讨一个说法”提上了日程。“他写了好多信，描述自己在日本的遭遇。”王锡禄的儿媳妇陈明莲说。由于不知道应该由哪个部门受理这件事，王锡禄把信件寄到了多地政府的多个部门，但这些信件都石沉大海，2002年之后他便没再写过。

　　与王锡禄不同，作为最知名的劳工，刘连仁选择了更为激烈的方式维权。

　　1990年3月，日本方面邀请刘连仁访问北海道，时任登别市市长陪同他去了当年的昭和煤矿，刘连仁在煤矿捡了两块煤作为留念。

　　重回旧地，曾经遭受的屈辱和惨死日本的上千名劳工，让他内心如刀绞般难受，“这口气实在是咽不下去！”刘连仁再次说。

　　在这次访问中，日本社民党参议院议员竹村泰子直白地告诉刘连仁，日本政府不可能主动谢罪，要想维权，必须主动提出诉讼。

　　1993年，刘连仁第二次重返日本参加一个以维权为主题的世界论坛。包括尾山宏、小野寺利孝在内的多名律师也出席了这次论坛。

　　论坛结束后，尾山宏等日本律师成立了“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尾山宏担任团长，并担任了刘连仁的代理律师。

　　1995年4月26日，刘连仁正式在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为此，刘连仁三赴日本出庭作证。1998年，刘连仁85岁，最后一次到日本出庭。当时的主审法官是清岗一郎，这位日本法官后来宣称，那一次判案是“带着一生最大的勇气”。

　　2001年7月1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庭判决日本政府赔偿刘连仁2000万日元。

　　但判决结果出来之时，刘连仁去世已经10个月了。

世代传承

　　当年的被掳劳工大多已去世，现在对日本政府的诉讼已经传承到了下一代人身上。　　

　　刘连仁去世前给刘焕新留下了两句话，“我们要当好一面旗帜，为中国劳工做出样子”“你一定要把官司打到底，得世世代代讨公道”。

　　在一审判决结果出来13天后，日本政府提出上诉。二审中，东京高等法院承认了日本政府在战后没有及时保护刘连仁属于违法行为，但以“当时日中两国间没有关于国家赔偿的相互承诺”为由，驳回了一审判决。 

　　2005年6月23日，东京高等法院判决刘连仁败诉，驳回命令日本政府支付两千万日元赔偿的一审判决。

　　2008年3月和7月，刘焕新两次上诉到日本最高裁判所。但在2010年4月27日，他被通知最高裁判所不受理此案。

　　日本最高裁判所对中国关闭了诉讼大门。

　　“只能等形势好一点后再说了。”随后，刘焕新开始搜集资料、证据，与日本律师交流，等待时机。很快，今年4月份的一件事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

　　2014年4月19日，上海海事法院扣押了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一艘轮船，作为抗战期间一起合同纠纷判决的执行。

　　“‘扣船’事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要继续努力奋斗，不管花多长时间。”

　　此外，有一件事让刘焕新比较担忧，2000年之前，山东的幸存劳工有2000多人，但现在不足700人。年纪最小的王子安也已经88岁高龄，而且由于常年患病，听说能力严重受损，基本无法与外界沟通。

　　“劳工们的子女现在大多六七十岁了，也已经老了，我们得开始准备让下一代接班，和日本斗争到底。”刘焕新表示。

　　4月12日，临沂市肿瘤医院，王锡禄当天的状态很好，外甥女用手机为他录制了视频。视频中，王锡禄口述了当年在日本的遭遇。

　　“这份视频我们得好好保存。”王锡禄的儿媳妇陈明莲说。现在王锡禄未了的心愿已经传承到陈明莲身上，“扣船”事件发生后，陈明莲在积极地与律师联系，并经常与刘焕新沟通相关事件的最新进展，期待着与日本政府对簿公堂的那一天，对日索赔她已经做好了准备。

　　2014年6月2日晚上，王锡禄因肺癌去世。

　　当晚，陈明莲发给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一条短信：“老人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和日本打官司，我们以后会帮他完成这个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