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索赔诉讼苦旅

从1995年6月至今，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历时19年。日本法院审理的近30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来自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尚未等来一场真正的胜诉。中日之间因为战争拧成的结，直至现在，仍是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坚硬无比。

　　6月4日上午10点，“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案第29次开庭。

　　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第103号法庭，84岁的老人苏良秀以“成都大轰炸”受害者身份，站在原告席上，控诉那场73年前的罪行。

　　法庭询问持续一个半小时，所有的问题均由原告律师提出。被告方日本政府的代理律师始终缄默不言。

　　律师：“听说在成都大轰炸的时候，你有5位亲人遇难。这是真的吗？”

　　苏良秀盯着法官回答：“对，是真的。”

　　律师：“遇难的都是你的什么人？”

　　苏良秀：“祖母、母亲、姑妈以及两个弟弟。”

　　律师：“你家人的遭遇给你造成了心理创伤吗？”

　　苏良秀：“是的。我时常会梦到他们遇难时的场景。太可怕了。”

　　律师：“你的母亲在大轰炸中离世时，你还不到11岁，这么多年了，你是什么感受？”

　　苏良秀心底的伤疤被揭开，她无法自已，忍不住放声痛哭，法庭不得不暂时中断询问。

大轰炸索赔

　　1941年7月27日，成都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当时，苏良秀11岁，全家住在成都市八寺巷(现西华门街)。也就是在那一天，苏良秀失去了5位亲人。

　　据苏良秀回忆，当天快到中午时，空袭警报突然响起，家人及亲戚赶紧躲在院子里一棵核桃树下。一颗炸弹炸中核桃树，炸出一块6米见方的弹坑，躲在树下的10人，有的被土埋掉半截，有的手足被炸断。

　　事后确认，苏良秀的祖母苏黎氏、母亲苏贾氏、小姑妈苏绍群、表姑达凤英、大弟苏良兄、二弟苏良酬等6人当场炸死，苏良秀本人及另外3人身受重伤。

　　苏家的这段遭遇，被收入《成都大轰炸》一书，同时也已作为证据向日本法庭递交。

　　《成都大轰炸》一书由成都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和成都市国防教育学会联合编著。据书中显示，从1938年11月8日起，到1944年12月18日止，在长达6年40天里，成都先后遭遇31次大轰炸，造成5337人死伤。其中，1941年7月27日，日军出动108架轰炸机，分为四批，对成都盐市口、春熙路、少城公园一带进行惨烈轰炸，历史上称为“7·27惨案”。

　　“7·27”大轰炸后，当时成都本地影响最大的报纸《新新新闻》如此记载：“沿途桥头、沟边、林盘、荒地、田坝都散乱摆着残缺不全的尸体……城内皇城林盘还在冒烟，苦瓜架上涂满了带血的脑浆，粪坑边铺着血迹斑斑的人肠，树枝上挂着片片的血衣……在少城公园光明电影院坝子里，摆放着四肢不全的尸体100多具。在新东门外猛追湾、乱坟坝一带，也到处是炸死炸伤的平民……”

　　此前，苏良秀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新闻，《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走上索赔之路》。她立即通过媒体，与重庆大轰炸民间诉讼团取得联系。

　　从2005年开始，国内针对日军大轰炸的民间索赔开始陆续启动。

　　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率先自发组成民间索赔团，由中日双方律师组成的团队提供法律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造成3万多人直接伤亡、6600多人间接伤亡，史学界将这一事件称为“重庆大轰炸”。

　　在重庆的民间索赔团中，以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林刚律师为中方首席律师，与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为首的日本律师团互相配合。

　　中方律师协助日本律师进行调查取证的工作，并于2006年3月正式在日本东京法庭提起索赔的诉讼。至今，这项诉讼仍未终结。

　　2014年4月16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进行首次法庭证据调查。这是2006年以来,东京地方法院第26次开庭审理相关诉讼案,也是计划进行的5次法庭证据调查中的第一次。

　　继重庆大轰炸索赔案，随后四川省乐山、自贡地区的大轰炸原告团也相继在日本提起诉讼。

　　但是，在成都却一直没有启动类似的工作，一些大轰炸的受害者只能到重庆去请求帮助。

律师团自筹经费

　　转机出现在2006年年底。

　　当年12月，对日民间索赔日本律师团的一濑敬一郎律师前往重庆会见大轰炸受害者。

　　在会见中，一濑敬一郎提议在成都地区也组建律师团帮助大轰炸中的受害者。在这种背景下，在林刚和一濑律师的邀请下，出生于重庆、工作于成都的女律师刘琳莹站了出来。

　　“我从小就经常听家里人讲大轰炸的事情。在和一濑律师接触之后，觉得做这个事情很有价值。”在其律师事务所的支持下，她迅速开始了诉讼的前期准备工作。

　　从2006年年底，包括一濑敬一郎、田代博之、宣野一树等多名日本律师界、学术界和新闻人员自费来到了成都，开始调查和收集成都大轰炸的资料和证据，并与大轰炸受害者一一会面。

　　雷润加入中方律师团队的时间是在2008年年底。在此之前他也与一濑律师进行了会面。“重庆是日机大轰炸的重点，我在重庆学习多年法律，又自己学习了日语。后来又在另一个被日机反复轰炸的成都工作。”雷润觉得，自己以前的经历就似乎是专门要为参加对日民间索赔诉讼而做的准备。

　　2007年7月，日本东京一濑律师事务所对大轰炸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诉讼索赔提供无偿援助。“成都大轰炸”受害者中，第一个与日本律师签订委托书的对日民间索赔的原告，正是苏良秀。

　　到2009年6月15日，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成都大轰炸，整整用了两年半的时间。

　　作为对日索赔原告团的中方律师，刘琳莹在接手案件之后才发现，对日索赔的工作开展是如此艰难。“一步步都走得很艰难。首先是缺钱。其实什么都缺，人手也不够，外部的支持也不够。”

　　由于是志愿的法律援助，整个对日索赔团的运作经费只能自筹。而很多受害者的家境都非常普通，无法拿出前往日本的费用。而在2006年，刘琳莹等人去日本立案的差旅费就用去3万元。在3年多的时间里，刘琳莹自己掏出了近4万元，作为办案过程中的接待、交通等的办公费用。

　　在此过程中，曾有一家商业机构表示愿意提供赞助，但提出了一些带有商业化目的的条件。刘琳莹并不愿意让这个志愿者救助色彩的工作沾染上商业气息，于是拒绝了该公司的赞助。志愿者团队只能通过各种渠道募集资金来维持团队的运作。

　　在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成都大轰炸”索赔案之前，由于经费等问题的困扰，志愿者团队的工作几乎陷入停顿。自从2007年索赔团成立，包括受害者在内，前后有600多人参加其中，但最后只有30多人继续坚持。

　“这是一场漫长的战斗，既然做了就不能停下来。”即便是很困难的情况下，刘琳莹也坚持寻访受害者。

　 “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受害者争取赔偿，也是在给日本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在这些案件的审理中，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没有中日历史问题的最终解决，就不会有中日之间真正永久的和平。”律师雷润认为，这些诉讼的价值远远超越了单纯战争赔偿的层面。

“你有没有杀过中国人？”

　　由于长期与中国人交流，日方律师团代表一濑先生学会了一句中文：打倒倭寇。

　　一濑在旧金山遇到《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作者张纯如时，他开玩笑地说了一句中文：“我是倭寇。”张纯如大吃一惊，“这位日本人有没有毛病？”得到解释后，张纯如很郑重地对一濑敬一郎说：“你是拯救倭寇灵魂的英雄。”

　　一濑敬一郎认为，自己在日本国内并不是一个知名律师。他自嘲说，在日本像自己这样的律师是不分专业的。交通事故、离婚、房地产、刑事案件……只要是能拿到律师费的案子他都“来者不拒”。

　　他的父亲曾被征入伍参加侵华战争，从上海一直打到桂林，最后在河北投降。

　　据一濑敬一郎回忆，小时候，他跟父亲一起洗澡，发现父亲身上有好几处伤疤，总是很好奇地问：“这是怎么留下的？”父亲说：“是被中国军队子弹打的。”他又问：“那你有没有杀过中国人？”他的父亲对这个问题总是避而不答。

　　读高中时，一濑常常因此与父亲争吵，而父亲总是表情木讷地离开房间。“我想他一定干了不少坏事。”后来，一濑考上了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只身来到东京，并参加了反战集会。

　　从事律师职业后，一个偶然机会，他接触到了战争中的中国受害者。

　　1995年8月，一濑敬一郎前往哈尔滨参加731部队细菌战问题的中日研讨会，遇到了来自浙江崇山村的细菌战受害者。

　　他回忆说：“我是第一次亲耳听到中国人控诉日军的残暴罪状，心中有一种颤抖，甚至是恐惧。”

　　他感觉到了村民们敌视甚至仇恨的眼光。他觉得，“也许因为我们是日本人”。经过说明和沟通，村民们变得友好起来，争先恐后地控诉，许多人说着说着哭了起来。

　　当年，日军在崇山村撒下细菌弹，后来又烧杀掠夺，村里404人遇难、23家绝户，占全村的1/3。

　　“他们告诉我，自己受害了这么多年，但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信寄给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后，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回复，问我怎么办。”一濑敬一郎说，“我突然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责任，帮助这些求告无门的中国受害者伸张正义。”

　　于是，他接受了细菌战受害者递交的申诉资料。当年12月，他联络了几位律师朋友，以及几位研究战后问题的市民团体代表，一起走进浙江崇山村，实地调查日军细菌战的犯罪证据。

1995，索赔元年

　　1995年，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一濑敬一郎表示，一方面，当年是日本战败50周年，整个日本和国际社会都有一种清算历史问题的气氛。另一方面，从1995年开始，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诉讼正式启动。

　　进行法律前哨战的是中国劳工索赔诉讼。

　　二战时期，侵华日军强掳4万多名中国人到日本充当劳工，其中986人被送到日本秋田县花冈中山寮集中营，为“鹿岛组”(今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做苦工。

　　他们在日本每天工作达16个小时，中国劳工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因不堪忍受繁重劳动和残酷折磨，1945年6月，劳工大队长耿谆发起了花冈劳工大暴动，当时该事件震惊世界。

　　1995年6月28日，“花冈事件”幸存者和死难者家属耿谆等11名原告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历经几番波折。1997年12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以“对不法行为赔偿要求的20年期限已过”为由，驳回原告的申诉。1998年7月15日，原告一方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诉讼，继续控诉鹿岛建设公司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期间残酷虐待和杀害中国劳工的罪行，要求讨回公道。

　　直至2000年11月，双方达成和解：鹿岛建设公司向中国红十字会信托5亿日元，作为事件的赔偿金。

　　此事被称为“花冈事件诉讼案”。这是中国战争受害者第一次在日本起诉日本政府，意义非凡。此前，只有东南亚国家和韩国的受害者在日本提起诉讼。

　　1995年6月至8月，日本法律界也出现了“中国诉讼热”。除了“花岗劳工诉讼”，东京地方法院还收到了“山西慰安妇诉讼”和“哈尔滨731人体实验”“南京大屠杀事件”“浙江永安无差别轰炸”的起诉书。

　　这一年被视作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元年。

　　此后，越来越多的侵华战争受害者随后站了出来，诉讼案件涉及的领域有大屠杀、无差别轰炸、遗弃毒气弹及炮弹、细菌战、强掳劳工、慰安妇等。这些受到战争伤害的中国老人，勇敢地站在日本法院，为自己、也为死难同胞讨一个迟来的公道。

　　一濑敬一郎认为，他参与731部队细菌战的诉讼调查，便是“顺应了这个趋势”。2001年，他在调查时发现，重庆也被投放过细菌弹，就专程前往。在那里，他遇到了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接受了诉讼委托。

　　现实让人遗憾。从1995年至今整整19年，日本法院审理的近30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来自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尚未等来一场真正的胜诉。

　 被认为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发起人”的童增说，10余年的败诉案中，日本法院给出的原因大概有三种：已过诉讼时效；受害者索赔诉求主要是受律师动员，而非本人意愿；20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意味着民间赔偿同时放弃。

　　他认为，“无论是从法理方面讲，还是按照国际惯例，日本方面的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

　　在此期间，国内一大批法律界和知识界人士也出现在对日诉讼案的各个领域，成为日本侵华战争受难者的代言人。他们与日本律师团紧密合作，全力为战争受难者提供帮助。

  其中有致力于细菌战索赔的留日学者王选、从事南京大屠杀和中国慰安妇诉讼官司的康健律师、从事东北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案诉讼的苏向祥律师、从事重庆无差别大轰炸索赔的林刚律师等。

  其中苏向祥代理的案件，最接近胜利。案件中涉及的三起遗弃炮弹致人死伤事件分别发生于1974年、1982年、1995年，受害人均为中国平民。经查明，以上三起事件中被遗弃的化学武器、炮弹均为日本制造，并在当年侵华战争中使用，日军战败时被遗弃在当地。

　　2003年9月29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日本政府向原告13人作出总额约1.9亿日元的赔偿。

　　但随后日本政府上诉。东京高等法院完全推翻了一审判决，并认为，虽然旧日本军队在中国遗弃了化学武器、炮弹，日本政府应当收集并向中国政府提供有关遗弃化学武器的信息，对遗弃化学武器、炮弹进行收回。但是，即使日本政府这样做了，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侵害的发生。因此，日本政府不能承担责任。

“让日本沉没的女人”

　　在“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案”中，一濑敬一郎与时任中方原告团团长的王选有过紧密合作。

　　据北京大学教授徐勇介绍，细菌战诉讼最有价值的地方是通过中国乡村民众对个人权利和尊严的追讨，带动了国人包括学界对发生在60年前的那段黑暗历史的调查、揭露、研究和思考。

　　在日军施放鼠疫的浙江义乌崇山村，王选的家族有包括叔叔在内的8口人罹难，崇山有396个村民死于鼠疫。

　　当发生在60年前的罪恶出现在王选眼前时，王选愤怒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的细菌战攻击造成大约100万民众的死亡，但直到1992年，我才知道这段历史。”

　　“我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王选说，“我要把细菌战的真相告诉世界。”

　　国恨家仇让王选成为一名斗士。这时候的王选的感受是“愤怒得要爆炸，屈辱得心脏疼，仇恨浸满了浑身每一个细胞”。带着180名七八十岁的老人，奔走在中日之间，王选常常挂在嘴边的词是“正义”“公道”和“良知”。

　　王选被中国媒体塑造成了“民族英雄”。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评价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可细菌战诉讼注定是一次“诉讼苦旅”。

　　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经过27次开庭审理之后，宣布王选和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原告败诉。

　　从1998年第一次开庭到今年，已历时8年——8年诉讼，40多次开庭，有媒体如此评价王选们：又一次的8年抗战。发生在60年前的8年抗战赢得了胜利，而如今的8年抗战仍看不到尽头。

　　2005年7月19日，王选和细菌战原告团的成员，站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再一次听到了败诉的结果。

　　这次宣判和2002年一审宣判一样，承认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实施过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战的事实，但不判定日本政府需要向中国受害者道歉赔偿，理由还是所谓的“国家无答责”，即民众没有向国家要求赔偿的权利。

　　这时，王选已经老了。

　　被岁月改变的除了王选，还有中国的原告王晋华，以及为中国原告辩护的日本律师们：土屋公献、一濑敬一郎、鬼束忠则、西村正治、荻野淳……

　　原日本律师协会会长、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原告辩护团团长、重庆大轰炸中国原告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于2009年9月去世。他生前发表声明：“日本要重新回到亚洲，重新取得亚洲各国人民的尊重和信任，必须清算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过去，对亚洲的战争受害者进行补偿，恢复他们人的尊严。”

“战争的结，坚硬极了”

　　2005年12月4日，王选再次到东京参加东京和平音乐会。

　　音乐会在东京市中心广场举行，天很冷，下着雨。“但是我心里很温暖。音乐会后，我们100多人手拉着手去和平游行，警车在前面开道。我们行进到东京银座的时候，很多人都驻足观看。游行的队伍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还有一个韩国人。当时我想，亚洲人民只有团结起来，克服过去，才能走向未来。”王选回忆说。

　　如今，时间又过去了一个8年。

　　期间，王选依然奔波在中日之间。直到2007年5月9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中国原告团的起诉申请，终结了这场长达12年的官司。

　　尽管如此，但对于王选和一濑敬一郎等人来说，战斗还远没有结束。

　　王选作为一名细菌战受害原告和其他中国对日诉讼原告不同的是，王选是一名知识分子。在她带着中国农民走向国际去争取自己权利的同时，她在思考更为深刻的问题。

　　“仇恨只能让中日之间的历史之结越系越死，中日之间的唯一出路是理性对话。”王选说，“我现在的所有工作都是在搭桥。”

　　2014年5月16日，在名为“王选_细菌战田野调查”的微博里，王选记录着：【又一个潜心于细菌战调查、研究的人走了】首位赴日出庭作证的中国医学专家抱憾离世。临终前，他躺在病床上，虚弱地指着地图上的小蓝点，那是他渴望回去的故乡浦江；潜心细菌战史实调查研究的他，最大的遗憾是没能等到日本谢罪赔偿那一天。

　　“所有的人汇集在一起，奉献自己最美好的人生年华，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解开中日之间战争结下的结，但到现在为止，这个结还是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坚硬极了。”王选说。

　　她同时在反思。

　　为什么我们一次次地告，却依然撬不动日本坚硬的内核？

　　为什么中国人总是作为一个受害者在自说自话，却不知道日本人对此的想法？

　　为什么日本人承认事实却不道歉？

　　为什么缠绕在中日之间的绳索越勒越紧？

  （本文综合《成都商报》《环球人物》《南方周末》《中国经营报》中新网等媒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