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育如何适应市场需求

    由于受长期以来重文史、轻科技的外语教育的影响，外语人才难以满足当前经济科技等各项事业的迅猛发展。　　

　　作为中国高考的主科之一，英语的争议一直不断。

　　近期，关于“2017年英语退出高考”的说法最终被澄清为媒体误读，根据教育部已经透露的改革思路,“英语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多次考试”是此轮改革的方向。但未来一段时间，高考英语改革，将持续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焦点。

　　时至今日，英语为何到了必须改革的程度？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英语课？英语专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英语考试必须改革？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许多中国的孩子从三四岁开始学习英语，到了大学毕业后英语还不能用？

　　2008年，一位新加坡导演专门拍摄了纪录片《Mad about English》（为英语疯狂），记录了中国的出租车司机、退休老人为了迎接奥运会疯狂学英语的景象，这一情景让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哈艳秋印象深刻。

　　在哈艳秋看来，在中国，英语作为各级学校的一门必修课程，作为一个人在其学习和工作的不同阶段必考的一个科目，始终伴随着其学校学习和职业发展的全过程。任何时候，只要一个人想要前进，想要继续学习深造，想要在工作岗位上提升，英语就伴随着他，无论这个人是否接受它。

　　但是，英语热对母语教育也产生了困扰。2005年度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仁便指出，对于重视外语学习和使用而忽略或削弱本国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的现象，要进行纠正。

　　“英语对中国人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无论他们是学生、学生家长，还是求职者。人们在英语学习上所付出的时间、精力、努力、财力等远远超过了其对汉语或者专业课的投入。”哈艳秋对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说，“英语学习取决于所在的环境、课堂教学环境、教师的期望、学生的期望、教学方式和方法、学习兴趣、策略和效果等等。”

　　但目前，许多中国人主要因为功利目的而学习英语，哈艳秋期望，英语在中国能被置于一个合适的位置，帮助人们通过不同的视角，过一种更丰富、更愉快的生活。

　　在中国，小学就开双语班，中学英语成主课，大学要考四六级英语，单位评职称，英语水平也成了主要依据。研究生、博士生入学前更要过英语关。

　　张伟豪曾是一名文科考研学子，2011年，他因为英语考试没有过线而被拒在名校之外。“我当年跨专业报考了厦门大学社会学专业，总成绩过线，唯独英语差了5分，不能进入复试。”回想过去，张伟豪仍有些遗憾。考研落榜后，他洋洋洒洒写下万余字对该专业的理解及对研究方向的规划，然而英语门槛使他的想法功亏一篑，心灰意冷的他成为求职大军的一员。

　　据行业报告统计，中国有4亿多人在学英语，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在中国从事校外英语培训的机构多达3万家。2013年英语培训市场规模突破350亿元。

　　对此，多年从事外语教学的北京师范大学郑海凌教授表示，英语是一个工具，需要使用就必须要学。因为国际交往中，英语确实被大量使用。但对于中国孩子来说，没有必要太早开始学英语。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许多中国的孩子从三四岁开始学习英语，到了大学毕业后英语还不能用？

　　英语作为一门外国语言被放置在所有中国学生的教育体系顶层，这大概在全世界都不多见。小学、中学、大学、硕博，文科、理科、工科，不管是否需要，教育部门都曾将英语考试强加其中。“英语占据了许多原本属于专业学习的时间，全民学英语没必要。在学外语方面，人们应该有更多的选择权。”郑海凌说。

中国人骨子里的英语梦

　　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表示，只有当英语不列入高考总分，只起到参考作用，此时才能让英语回归交流技能的本质。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掌握英语不仅是与世界其他地区人们交流的工具，也是通往收入更高的职业的道路。

　　周五的晚上，梁超的三位朋友都在一家舞蹈班学跳拉丁舞，而她却在上每周一次的英语课。梁超今年24岁，毕业于湖南大学新闻学专业，去年成为北京一家都市报社会新闻部记者。

　　“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只要英语好，将来就业前景就广阔。”梁超说，她英语听说能力较弱，应付考试还行。“如果我想获得我所希望的工作，就必须加强英语口语能力。”

　　中国英语教育“重考试、轻运用”的理念一直遭到诟病。面对分数压力，不少学生掌握的只是“哑巴英语”。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表示，只有当英语不列入高考总分，只起到参考作用，此时才能让英语回归交流技能的本质。

　　对于高考英语改革对英语培训市场是否产生影响，俞敏洪称“不会”。他说，新东方英语教学80%来自4岁至10岁的儿童兴趣学习以及留学生市场，这两部分都与高考分数调整无关。剩下10%至20%则来自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虽然四六级考试已经跟毕业不挂钩，但每年依然有900万人在学习四六级英语，以谋得更好的职业。”俞敏洪补充说，高考改革是一件好事，大学录取评价标准可以灵活，因为真正想学英语的不是考试人群。

　　民主与法制社记者曾专访过清华大学厨师张立勇，当年满分677分的托福英语考试，他取得了630分，被称为“英语神厨”。2006年，他通过自学考试拿到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2008年，成为奥运组委会国际联络处翻译。他也是自学英语的受益者。

　　张立勇向记者表示，不论高考英语如何改革，英语始终流行于世界、代表着先进文化和潮流，是通用性更强的语言。

　　“就算高考英语变成社会化考试，将来要出国、要留学的人还得拼命学习英语；即使降低英语的学科地位，那也仅仅是一种形式，世界最先进的东西大都还是以英语为载体。所以，不必自己欺骗自己，很多人骨子里的英语梦想永远不会消失。”他坦言。

　　英语特级教师、北京四中外语教研组组长李俊和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坦言，目前，高考英语改革正在博弈中，但弱化英语地位对中国走向世界不利。虽然教育部门提倡给学生减负，但学生真正的负担不是英语，数理化占用时间最多，一道高中数学题的难度甚至超过国外大学课程难度，学生花一个晚自习复习英语的很少。“要减负，各科都要减，不能中文学不好，都怨在英语头上。”

　　此外，李俊和补充说：“高考英语改革首先要深入搞调查研究，在某些地方先试点，而不要一下在全国推开，应该有立法程序，要经过听证，人代会讨论，而不是由几个高层领导来决定。高考是事关亿万家庭的大事，关乎中华民族的未来，我赞成减负，但不赞成只减英语。”

英语课要强调语言应用

  “你是教师，你不是大学教授，你现在就应该研究怎么让小孩喜欢我的英语课，或者怎么教会学生学习英语的方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提出改革高考英语科目，要求改革英语教学和考试的压力日益增大，全国“两会”上也有对英语教育和考试进行改革的提案，民间对改革英语考试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那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英语课？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陈琳认为，要想让英语在中国处于一个合适的位置，首先是国家应根据外语在国家发展和人们生活中的实际作用，修订其教育制度中有关外语教育的规定。

　　根据中国的教育现状，考虑到所能够提供的足够的、合格的英语教师的数量，在小学阶段将英语设为选修课程更为合理；考虑到英语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语言，有必要为年轻的一代奠定必要的英语基础，使他们能够自主决定将来是否要继续学英语，应该将英语设为中学生的必修课程；在高等教育阶段，应允许一部分学生（主要是其专业与英语关系不大的学生）选修英语课程，但要求另一些学生（主要是英语专业的学生或其专业与英语密切相关的学生）必修英语课程。

　　然而，李俊和对近30年的中学英语教学持积极态度。他称，30年中学英语教学的成绩是了不起的，因为它使亿万中国人的英语水平有了提高。最主要的一个标志，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基本上都能够阅读英语，都能够听懂简单的英语，都能写点东西。当然口语水平不行，这个也不怨教学，因为中国是大班教学。另外中国没有社会大语言环境，口语的提高，只要有了阅读能力，到了国外或者有一定环境的话，几个月就能练出来，所以不应该过分地贬低英语教学的成绩。

　　讲到英语课堂教学，李俊和表示，英语课应该多强调语言的使用。英语不仅仅是一个工具，也有它的人文性。教英语当中，每一篇课文涉及思想、涉及观念，这不能绝对脱离。应该注意英语语言的实际使用，不能像以前纯粹讲语法、讲词汇，讲知识，也应该侧重于基础知识，以前是语法，词汇各个分析，其实不合适。

　　“教师不能无所作为，你决定不了教材，决定不了教学目标，但是教师完全可以使自己的教学生动活泼，让学生爱学和会学。教师应该搞点小科研，你这个班有两个学生捣乱，能不能研究研究不让学生捣乱。对于哑巴英语，能不能研究一点办法让学生张开嘴。”李俊和说，“你是教师，你不是大学教授，你现在就应该研究怎么让小孩喜欢我的英语课，或者怎么教会学生学习英语的方法。”

复合型外语人才缺乏

  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仅学会东盟国家的语言似乎还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培养大量高技能复合型东南亚语种人才成为当务之急。

　　尽管我国有数亿人学英语，但是，我国仍然缺乏复合型英语人才。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陈琳向记者表示，英语，作为一种交流工具，显然比其他专业具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但由于受长期以来重文史、轻科技的外语教育的影响，外语人才难以满足当前经济科技等各项事业的迅猛发展。因此，英语专业人才缺乏相应专业知识或技能背景，难以胜任工作。

　　有关部门进行过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目前市场对纯外语人才的需求在逐年下降，希望外语人才具有较广博的知识的比例则上升至66%。

　　一位猎头公司老板说，现在，我国懂外语的人很多，但能熟练使用外语的工程技术人才却不多。机械、化学、工艺、软件等专业的技术工程师，本身就十分紧缺，懂外语的就更稀有了，想找到符合企业要求的人很难。

　　金融、IT、电子、通讯等行业也同样存在专业外语人才紧缺的状况。据了解，当前绝大多数IT行业实行软件外包，外语成为项目开发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从事这些项目的技术人员仅靠三五百个计算机应用词汇是不足以读懂计算机科技类文章的，因此，外语水平的高低成为从业人员发展的决定因素。

　　来自中国翻译协会的资料显示，全国职业翻译只有4万多人，而相关从业人员超过50万，专业翻译公司3000多家，但胜任翻译工作的人才缺口却高达90%。市场上以各种形式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很多，但真正有水平、受过专业训练的翻译人才很少，高水平的翻译大约占总数的5%，甚至更少，能够胜任国际会议口译的专业人员就更少。另外，同声传译员也被称为“21世纪第一大紧缺人才”。长期以来，国内的翻译人才，特别是高端翻译人才，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据了解，同声传译一天8小时收费为6000-8000元，超出这个时间，还要额外付费。

　　此外，大语种渐冷，小语种升温。目前学习东盟国家语言的中国学生数量不少，但是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仅学会东盟国家的语言似乎还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培养大量高技能复合型东南亚语种人才成为当务之急。

　　“虽然东盟各国语种人才稀缺，供不应求，但是并非仅学好语言就能一劳永逸。像外交部、商务部、国际电台、出版社等国家机关和企业单位对人才的要求是复合型的，特别在涉外行业中，更是涉及外交、法律、新闻、对象国的文化及政治背景等专业性很强的内容。在单纯的语言学习之余，高校的小语种教学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老挝语专业陆蕴联教授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表示。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马来语专业苏莹莹教授说，一方面，国家每年对东南亚、南亚语种翻译人才的需求量达600人以上，其中马来西亚语、老挝语、泰语等需求量最大，但实际每年东南亚、南亚语种翻译人才供应量仅有200人左右，而且中国在东盟各国还设立了很多孔子学院，教授汉语，传播中华文化。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办公室目前就急需既懂对方国家语言，又能很好传承中国文化的汉语老师，比如到马来西亚，如果不会说马来语就得用英语授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交流与传承。其次，东盟国家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东盟企业也倾向于招聘精通中文的本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