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投毒案肆意与理性之思

　　人类最古老的三个学科——医学、法学和神学，都是源自人本。医学以治疗为宗，避免疾病痛苦和死亡，由此维护人的身体健康；法学从理性出发，制订法律边界、避免肆意和争斗，以助于社会有序发展。然而反过来，当肆意超越理性，医术则可能成为夺命利器、司法则可能成为助虐帮凶，宗教更让人丧心病狂。

　　正因为此，复旦大学林森浩以医学药物投毒夺命在先，法学院等117名学生写联名求情信、被质疑干扰法院在后，更使该案引发出激烈的情法碰撞。

　　“法律斟酌未来，法官考虑过去”。对于每个刑事案件，法官仅需结合既往的事实与证据，依法判断被告人的犯罪构成与量刑情节。

　　由此，决定法官判决的，不在今天，而在昨日；不在“联名信”的众寡，而在罪刑相适应的法定要件是否符合。减免与否，在于法定的是否自首、是否立功、是否没有刑事能力等等，而绝非评价性的长相、种族、资产、身份和学识。

　　于这个侧面而言，一个大学生学业的优秀、论文的多少，并不能成为责任开脱的理由，相反正因为“优秀”，他将专业用来发泄妒火，最终他本身具备的医疗专业素质，成为他隐蔽的杀人工具；同样，做过的好事多少亦不能成为减刑的理由，将情与法简单地进行冲抵，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要知道刘汉也曾捐赠2510万成为当地“首善”。反而言之，没有学历、没有学术、没有捐献的平民，在这种标准之下又何谈公正？

　　然而，当犯罪个体出身卑微之时，却又可能忽略其犯罪手法的毒辣，甚至为之寻求各种释罪理由。

　　进而言之，即便涉及到微不可及的私利时，我们内心的司法天平是否会因此而倾斜，这无疑值得法学院的学生们扪心自问；在个案中能否秉持独立的法律理性，值得承办人静坐深思；在能向法院出具“联名信”的今日，走向社会、步入政坛之后，是否会出现类似湖南双峰一样的“发文请求取保候审”，这无疑更需反躬自省！

　　无可争辩“联名信”的初衷，是不忍同校的年轻大学生被处极刑，行文间同样可读出浓郁的人文关怀。即便参考某案将污水泼向被害人的恶劣做法，只要不挟公器，纵使被媒介批判，依旧尚在道德评价的范畴。然而将“联名信”直抵法院，类似于案件评价标准的“参考意见”之下，“无意干扰司法公正”的言辞不免苍白无力，丝毫经不起推敲。

　　需知，即使“求杀”者也“联名”诉至法院，法官也绝不会由此沦为双方拉锯下的锯料，而宽严相济、少杀慎杀的刑罚理念，法官也不可能由此选择性遗忘。

　　回归校园，法科生所推崇的司法独立之精神，在步入社会后迫于各种的无奈，最终或多或少偏离法律的轨迹。情法间的纠结，不免让司法工作者心中产生各种感慨与涟漪；外界的各式干扰，更使得法治前行的步履显得沉重无比。联名的学子终有一天需走向社会岗位，法科生更可能进入法律共同体，有一天他们内心构建的司法荣耀被肆意干扰、秉承的法律理性被横加阻断，他们就越加发现其中的艰辛与不易，由此也会对今日的肆意有新的看法。而这，或许早已超越同情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