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攻势”消灭“钉子户”——成都曹家巷“自改委”拆迁模式

“自改委”诞生

    金牛区的唐福珍因抵抗强拆进而自焚，经抢救无效死亡。随后，北大五名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10年拆不动的曹家巷，这次真的拆了。”曹家巷处在成都市一环路上，属于市中心黄金地段，一直是成都“北改工程”拆迁的难点。

    近10年来，虽然住在棚户区的居民一直希望改造搬迁，但这里“人口密度大、房屋产权复杂、涉及单位众多、补偿诉求多元”，一个个开发商来此摸底调查后，一算账便纷纷离去。

    针对成都市城北区域基础设施短缺、市政设施老化等问题，2012年，成都市政府正式启动对城北区域的大规模改造工程。“北改”分布区域涉及金牛区、成华区、新都区三区，涉及人口约150万。

   “北改”以板块划分，有“火车北站片区”“大熊猫生态区”“曹家巷片区”等几大片区，其中“曹家巷一、二街坊棚户区”属于“曹家巷片区”。

    曹家巷片区建筑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建的红色砖瓦房，目前大多建筑已经临近或者超过使用寿命，是成都市城区中建筑最破旧、形象最差的片区之一。经历汶川大地震后，这些建筑多已成为危险建筑，进而成为成都最大的旧危房片区。

    82岁的徐恒一辈子都住在曹家巷。他说：“这里大多数家庭都是几代人挤在10-30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家里扯一块布帘子隔开，女的睡里面，男的睡外面，厨房、厕所、过道都是几户家庭一起共用，房间里阴暗潮湿，不开灯什么都看不见。”

    曹家巷改造属于成都市金牛区管辖。对于拆迁，金牛区至今还“惊魂未定”。2009年11月13日，金牛区天回镇发生“唐福珍强拆自焚”事件，轰动全国。后唐福珍因抢救无效死亡。随后，北大五名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据金牛区驷马桥街道党工委书记车成志回忆，2012年初，他接手曹家巷拆迁工作。一次和曹家巷居民交流时，他们主动出谋划策，解决了几个拆迁难题。

    “受此启发，我大胆提出‘群众主体、政府主导、单位协同、依法改造’的旧城自治改造新思路。曹家巷‘自改委’由此诞生。”车成志说。

 

“老街坊”优势

    “自改委员全是曹家巷的住户，他们清楚曹家巷的过去和现在，更加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新生活。”

    2012年3月5日，经过前期多次酝酿，在金牛区政府主导下，被推举的“曹家巷一、二街坊棚户区”65名楼栋长参与投票，选举出13名“自改委”成员。

    13名委员中，有10名委员都是一家几代人拥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很多户一住就是几十年。13名委员代表如同曹家巷众多居民的缩影，他们对棚户区改造期盼已久。

    早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曹家巷的建筑就成了危楼，为了改善居住问题，很多居民开始上访。“什么也不懂，也没个章法，就是乱跑一气，四处反映。”委员胡慧珍说。

    直到2011年11月，金牛区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告知胡慧珍、刘家丰等人，建议他们召开“拆迁会议”，参与讨论曹家巷的改造问题。

    初期“拆迁会议”由何希模、徐恒、刘家丰、谭昌辉、胡慧珍、陈合群、付大琼、林宗英、官士伟9名当地居民组成。此时地方政府已开始谋划曹家巷一、二街坊棚户区的改造。

    2012年，更大范围的北部城区改造正式启动。初期“拆迁会议”中的9人除官士伟因“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精力不足”而退出外，全部当选为“自改委”成员。

    其中，二街17栋的何希模因为担任过华西建筑公司合同预算科科长，是工程预算方面的业内人士，被推选为主任。二街16栋的徐恒因做过教师，10年来一直是曹家巷要求改造的上访户，有法律和文化功底，被选举为副主任。另外向元棋、陈国英、严慧英、黄维芳、唐可英5人也被选举进“自治改造委员会”，向元棋被推选为副主任。

    一个月后，“自改委”又成立了党小组，干过电工的刘家丰被推选为党小组组长。 

    “自改委”成立之初，就开始在片区内挨家挨户调查，最终统计出片区共有2885户，这还不包括“一人多户”的情况，但这已与官方统计的数字3756户相比，有了很大的压缩。

    “自改委”成员都是扎根于曹家巷片区的老街坊，哪里住了谁，住了多久，彼此知根知底。与官方外聘的调查公司相比，“自改委”优势凸显。

    徐恒将“自改委”的这段经历写成稿件，被《人民日报》刊发。他在文章里说：“自改委员全是曹家巷的住户，他们清楚曹家巷的过去和现在，更加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新生活。” 

     

尴尬角色

    “自改委”虽然被赋予了“自治改造”的性质，然而，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改造工程里，其注定是个尴尬的角色。

    “自改委”成立后，成都当地的媒体称，金牛区政府开全国先河，以应对拆迁中的“官民尖锐对立、矛盾极易激化、防控特别困难”这一难题。认为该模式“积极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是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创新与基层民主自治的新举措、新探索”。

    据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了解，在初期的实践中，“自改委”确实发挥了协调关系、缓和矛盾的作用。

    当时，金牛区政府将“自改委”的工作职责定义为：收集和反映广大群众对危旧房改造的意见和建议；组织发动全体住户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维护住户的合法权益，依靠绝大多数群众做好少数人漫天要价、阻挠搬迁的工作，教育引导少数人服从、支持、配合自治改造；对规划设计方案和返迁安置方案提出意见和建议，规划设计方案和返迁安置方案批准后，配合入户征求意愿并签订协议；对实施返迁安置房建设进行监督；返迁安置房建成后，配合做好住户返迁入住工作。

    何希模则认为，“自改委”的角色表面看是群众与政府之间起沟通作用的“中间人”，但更大意义在于基层自治组织彻底改变了传统拆迁工作的运作模式，使得传统拆迁中政府与群众对立多的矛盾得到化解。

    “不管什么样的城市改造，说到底，就是利益重新平衡。涉及利益，就涉及有人要让步、要理顺冲突的问题。”何希模说。

    2012年12月18日，4000多居民参加的“曹家巷一、二街坊危旧房棚户区自主改造附条件协议搬迁动员大会”成功举行，10年来拆不动的曹家巷进入拆迁改造的实质性阶段。

    “自改委”虽然被赋予了“自治改造”的性质，然而，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改造工程里，其注定是个尴尬的角色。

    究其根本，“自改委”是个临时性组织，虽经改造区域的群众选举产生，但不同于人大代表，也不同于居委会、村委会等“半官方色彩”的群众自治组织。

    金牛区政府制定了《曹家巷一、二街坊危旧房自治改造委员会工作规则》，但究竟“自改委”有多大的权力，肩负多大的责任，连官方自己都搞不清楚。

    一名金牛区相关官员表示，“政府提出的方案，‘自改委’有没有权力推翻？关于这些，我们也在邀请社科联的同志在研究，摸索它的权力边界问题。”

    事实上，“自改委”也无法得到政府的完全信任。

    关于安置房、优惠政策等问题，地方政府也有很多顾虑，担心对外宣传口径不一，将给工作带来被动。而乐于接受媒体采访的“自改委”成员徐恒最让他们担心。

    徐恒坦承，“自改委”最多只是参加会议，至于能不能起作用，起多大作用，不是自己说了算。

    徐恒认为，“自改委”没有一分办公经费，没有固定的办公室，除了一个“公章”。“我们的工作在腿上，在嘴上。”徐恒说，“地方政府说给了一个会议室给我们用，其实是‘走形式’。”

    “除了春节的时候金牛区团委向‘自改委’成员慰问了一次，送了些青菜油、米、鸭子和香肠外，迄今‘自改委’的成员没有得到任何一点好处。在签约现场，徐恒的老伴也是自己去排队，没有任何‘特权’和‘照顾’。”胡慧珍表示，“大家都是凭着热情做事，吃力不讨好，两头不得好。”

    2013年3月14日下午，“自改委”成员曾经聚集在星辉东路社区党委书记雷萍的办公室里，双方沟通并不顺畅，不欢而散。

    下楼梯的时候，“自改委”主任何希模嘟囔着：“我们（自改委）又不是他们（社区）选的。”

“群众攻势”

    面对“钉子户”， 曹家巷大街上四处横幅高挂——“民生工程，‘钉子’妄想富”“尽快签约是正道，劝君莫当钉子户”。

    早在2013年3月9日，“曹家巷一、二街坊棚户区自治改造项目”签约就正式开始，“自改委”前期的工作成效开始显现。

    曹家巷一些居民通宵排队，当天签约445户，占总户数的13%。

    由此，曹家巷开始了签约100天“倒计时”。成都当地媒体对曹家巷拆迁连续报道，多是鼓舞人心的好消息。“曹家巷自改委”的微博也每天刷新着签约的数字。

    不到10天，签约率超过50%；到签约第80天时，签约率达到95%，其中曹家巷一、二街坊棚户区居民的签约率高达97%以上，整合片区居民的签约率为70%。一个月之内顺利签约达到60%。

    如果是传统征收拆迁，60%之后就会进入“滞缓”阶段，但在曹家巷，到6月份，签约率就达到了98%。

    2013年6月17日，在曹家巷自治改造签约阶段工作会上，何希模就100天签约情况向住户代表进行了通报：截至6月16日晚24点，累计签约3337户，完成99.2%，整合片区27户未签。

    即便如此，“自改委”也无法放轻松。因为当地政府与“自改委”约定，“改造的前提是全体居民必须100%签约安置方案”，只要有一户不签约，项目就一天不拆迁不改造。

    鉴于此，何希模代表全体住户向项目指挥部申请签约时间适当延长。

    面对“钉子户”怎么办？徐恒称：“我们每天都去做工作，每天不同的人去，用不同的办法。” 于是，针对这27个“钉子户”，“自改委”发动了“群众攻势”。

    大街上，四处横幅高挂——“民生工程，‘钉子’妄想富”“尽快签约是正道，劝君莫当钉子户”。

    网络上，“曹家巷自改委”的微博号则频频发出号召：如果我们3000多户1.4万多老百姓的安居梦因为“钉子户”破灭了，我们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那些钉子户赔得起吗？负得起责吗？老百姓会容忍吗？

　　

“持久战”逼签隋少洲

    隋少洲是“群众攻势”最希望攻破的“堡垒”。他是曹家巷房子最多的人，有5套房两个商铺。他认为，拆迁“就像买菜一样”，必须讨价还价。

    一天中午，隋少洲应邀来到拆迁办谈判。看着隋少洲与拆迁办谈不拢，在门外守着的居民一下子涌了进来。

    有人哀求：“为了我们的房子，你就把它（协议）签了嘛！”

    隋少洲回复：“我是新房子，你们是旧房子，要拆你们就先拆嘛！”周围响起一片“不可能”的声音。

    一名50岁左右的居民说：“我送给你4个字，顺应民意。”周围的人连声说对，掌声一片。

    看到拆迁办房间里人越聚越多，隋少洲要走，却被拦了下来。谈判一时陷入僵局。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签约，不能骂人家，不能打人家，好好和他讲道理。但是，不能让他走！”围住隋少洲的人群准备和他打一场“持久战”。“自改委”主任何希模开始“协调”，两批人轮流上阵，一批人继续做工作，一批人抓紧吃晚饭，吃完后再来顶替。

    到了晚上10点，隋少洲做出了让步，他答应将住房拆迁协议签了，但商铺他坚持得进行核算后才能签约。

    居民却完全不肯退让。他们给隋少洲买了饭和水，不放他回家。来做工作的居民换了好几拨，时间转眼到了午夜。

    接到报警的派出所民警到现场进行协调，告诫居民们：“你们不能限制人家（自由）。”“没有，我们限制他啥子嘛？” 

    隋少洲说：“那我后天来。”他刚站起身来，四五个女人便挡住他的去路，“我们陪你坐到后天。我们啥子也没得，就是有时间。”凌晨4点多，居民们谁也不离开，即便有人已经靠在桌子上睡着了。

    直到天亮后，隋少洲的妻子赶过来，两人将余下的合同签完。

　　

“钉子户，最后2个”

    面对“群众攻势”的结局，曹家巷大多数人都是欢喜的，但何希模则惦记着剩下的两个“钉子户”。

    依靠一轮轮“群众攻势”， 27个“钉子户”有25户陆续签了约。对此，在拆迁临近尾声时，中央电视台在《走基层蹲点日记》栏目里制作了多期关于曹家巷拆迁的报道，反映当地政府探索用“居民自治改造”的方式破解拆迁难题。  

    “自改委”拆迁模式由此获得社会赞誉。车成志被选为成都市“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基层先进典型”，在曹家巷拆迁工作中的优秀表现成为其获选的重要理由。

    2014年4月26日中午，泉水人家二期的广场上，曹家巷的“老街坊”搬迁到此后，按照成都当地风俗，300来人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吃起了九斗碗的“坝坝宴”。

    “以前在曹家巷，最怕家里来客人，没地方住，现在来再多的人也不怕。”居民段英说。

    居民文雨书回忆，住在曹家巷最害怕的事情是夏季，她常在屋里备下24块砖，一旦水漫进屋内，她就根据水位将床垫起，“现在，一切都已成为过往。”

    按照《自改委工作规则》，“自改委”的解散与终止，依照全体住户的决定或政府主管部门的决定。

    5月8日，何希模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目前“自改委”还未解散，等到返迁安置房建成后，其还将配合做好住户返迁入住工作。

    而记者日前联系当地宣传部门欲对此事再进行采访时，被婉拒。金牛区宣传部门称，目前拆迁工作已基本完成，不便再对“自改委”进行宣传报道。

    曹家巷居民彭光明认为，“‘自改委’被人当枪使了。” 

    他的话博得了少数拆迁户的共鸣。有匿名的拆迁户称，这是“发动群众斗群众”。政府以“必须100%签约”为要挟，转嫁矛盾，让那些急于想搬的群众去“折腾”那些不想搬的群众，以“集体利益”和“大多数人的意愿”之名，实施“多数人暴政”，剥夺少数人的选择权。

     面对“群众攻势”的结局，曹家巷大多数人都是欢喜的，但何希模则惦记着另一件事，“钉子户，还有最后2个。”

（刘建永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