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夏金时期中华文化大一统秩序与民族事务治理研究

尊统・筑域・承制——

辽宋夏金时期中华文化大一统秩序与民族事务治理研究　　

　　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国古代多民族政权并立、民族互动交融频繁的特殊阶段。辽、宋、夏、金各政权虽疆域分立，族群各异，但均尊崇中华正统、传承华夏文明，在政治竞合、经济互通、社会交融与文化互鉴中持续凝聚共同体共识，推动多元一体格局不断深化。以“尊统、筑域、承制”为分析维度，探究辽宋夏金时期大一统传统的建构路径与民族事务治理的演进逻辑，阐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共尊中华正统

　　辽宋夏金时期，各分立政权突破族群与疆域局限，普遍开展正统身份建构，通过溯源炎黄谱系、承接中华文脉、互认天下秩序等方式，形成跨越政权、覆盖全域的文化共识。

　　多民族政权的文化归附。辽宋夏金各政权均以中华正统作为政治与文化合法性的核心根基，通过谱系溯源、制度承接与文化归附，主动融入华夏文明体系，实现边疆政权的正统身份建构。辽朝占据幽云十六州后，主动溯源炎黄谱系，转变单一游牧经济形态，吸纳中原农耕、手工业技术，形成农牧互补的经济结构，为融入中华正统体系筑牢物质与文化根基。宋朝依托深厚儒学积淀，以文化正统叙事弥补军事弱势，稳固政权合法性，维系中华文脉延续。西夏、金朝亦接续华夏正统谱系，追溯炎黄渊源、承袭中原治统，完成政权身份的华夏转型。各政权的正统角逐并非文明割裂，而是对核心秩序的共同尊崇，彰显出多民族一体归属的政治与文化共识。

　　全域覆盖的文化共识。辽宋夏金时期的文化共识，并非单一政权的自我标榜，而是通过政权互认、边疆归附、制度效仿形成的全域性共识，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的认同网络。

　　西域地区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于阗等政权，虽未直接角逐中原正统，却通过朝贡册封、制度效仿、文化借鉴、政治归附等方式主动融入。西辽深度植入中华文化基因，强化西域与中原的政治、文化联结。与此同时，大理国频繁遣使请封，边疆诸政权以多元方式确认对中原体系的归属与认同。整体而言，该时期的文化共识彻底突破了单一族群、单一疆域的认同局限，成为各民族、各政权共同恪守的精神内核与价值共识。

　　共筑一统版图

　　辽宋夏金时期的政权分立并未造成中国版图的割裂瓦解，反而通过战争整合与和平交融的双向互动，打破区域壁垒，推动族群流动，深化区域联结，实现了中原、北方、东北、西北、西南疆域的整体性内聚，为元明清大一统疆域格局奠定了坚实历史基础。

　　疆域整合的强制性动力。辽宋夏金时期的政权征伐，并非域外族群的入侵与对立，其本质是“天下一体”框架下的内聚性博弈。北宋发动高梁河之战，核心诉求是收复幽云故土、掌控中原正统主导权，彰显了南北疆域同属一体的历史认知。辽朝稳固幽云地区统治后，将游牧与农耕区域纳入统一治理体系，推动北方疆域深度整合。此类政权战争虽造成阶段性社会动荡，但客观上打破了地域隔阂与族群壁垒，加速了跨区域人口流动、物资交换与文化碰撞，实现了大一统疆域的渐进式整合。

　　疆域一体的主导性载体。和平共处、互通互融是该时期疆域整合与民族交融的主流形态。1005年辽宋缔结“澶渊之盟”，边境榷场常态化开放，实现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互补互通，构建起跨区域经济共同体。宋夏、宋金之间亦以册封、朝贡、榷场贸易为纽带，维系长期经济文化往来，推动物资流通与市场融合。人口迁徙与交错杂居进一步夯实了疆域一体的社会根基。辽代契丹族群大规模南迁幽云地区，金代女真族群大举南下中原，西夏境内党项、汉、吐蕃、回鹘多元共生，形成各民族交错杂居、深度交融的居住格局。经济互嵌、社会互通、文化互鉴，让分立的疆域在社会层面实现深度整合，构建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疆域格局。

　　共承典制文明

　　辽宋夏金各政权均以中华传统典章制度为治理根基，在政治体制、法律文化、文教礼制、科举等领域全面承袭中原制度体系，并结合自身族群特征与区域实际创新发展，筑牢了多民族协同治理的制度根基。

　　关于政治与法律制度。在政治方面，诸政权主动吸纳、借鉴中原中央集权与地方治理体制，实现边疆治理与中原制度的深度对接。如辽朝推行“因俗而治”的二元治理体制，融合草原部落传统与中原郡县制度。

　　在法律文化方面，各政权普遍承袭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华法系。辽朝制定《重熙条制》，以《唐律》为蓝本，兼采契丹习惯法，确立了“汉律”与“番律”并行的二元法律体系，其核心精神仍以维护纲常伦理、等级秩序为根本。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不仅全面借鉴中原王朝的法律体系，更将儒家伦理与西夏社会实际相结合，成为多民族政权法律文化交融的典范。金朝《皇统制》《大定重修制条》等法典，同样以唐宋法律为基础，推动了北方地区法制的一体化进程。西域边疆政权亦全面承袭中原治理体系。高昌回鹘官制与法律深受中原影响，于阗仿照借鉴唐朝行政建制、赋税制度与年号纪年，在建筑、服饰、礼制等方面全面承接唐风。各政权对中原制度的承袭与创新，强化了多民族政权的制度共识，实现了治理体系的一体同源。

　　关于文化与教育制度。辽朝尊孔崇儒，建制国子监、地方府学，广泛传播《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中原茶文化、礼仪文化在契丹社会深度普及。宋朝作为儒学发展的集大成阶段，其文教体系、价值理念成为周边政权效仿的核心范式。西夏尊崇儒学，翻译儒家经典并纳入科举教育体系；金朝尊儒兴学、营建孔庙、推行儒学教化。在文字与文学层面，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等均以汉字为创制根基，诗词文学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在艺术层面，中原绘画、音乐、建筑技艺向外辐射，边疆民族文化反向赋能中原文明，形成双向互鉴、多元共生的文化交融格局。

　　总之，辽宋夏金政权分立并未中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进程，反而成为多民族协同共建一体格局的关键阶段。各政权通过尊奉中华正统凝聚精神共识、整合疆域版图夯实一体空间、承袭典制文明完善治理体系，持续深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历史进程印证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了重要历史借鉴。

　　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直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群体传播效应研究”（课题编号：ZSQN202303）的研究成果；2025年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专题研究”（项目编号：YJSKC—20252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呼和浩特民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