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精准化供给破局 构建“九五”普法实效性提升新范式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法治宣传教育已从“普及法律常识”迈向“培育法治信仰”。然而，当前普法工作仍面临“供需错位”的突出矛盾，本文聚焦“精准化供给”这一核心命题，以中国式现代化对法治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为逻辑起点，探讨如何通过需求导向、分类施策、技术赋能的深度融合，推动“九五”普法从“规模覆盖”向“质量跃升”转型。

　　精准化普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困境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一目标对普法工作提出双重使命——既要通过全民守法夯实法治社会根基，又要通过法治思维培育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内生动力。精准化普法正是破解“法律条文悬浮化”与“群众需求碎片化”矛盾的关键，其本质是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转化为可操作的普法策略，实现法治供给与法治需求的动态平衡。

　　当前普法内容设计多依赖“经验判断”而非“数据驱动”。例如，某省司法厅调研显示，63%的普法活动仍以宪法、刑法等宏观法律为主，而群众关注的物业纠纷、网络诈骗、劳动权益等“身边法”占比不足20%。这种“供给决定需求”的思维惯性，导致普法资源与群众关切形成“错位沟壑”。

　　尽管提出“分层分类普法”理念，但实践中往往止步于“老人讲养老法、学生讲校园法”的简单分类。以老年群体为例，某市抽样调查发现，82%的老年人更关注“保健品诈骗防范”“遗嘱公证程序”等具体问题，而现有普法内容仍停留在“防诈骗三原则”等泛化层面，缺乏对老年群体特殊法律需求的深度挖掘。

　　多数地区仍以“活动场次”“宣传品发放量”等过程性指标考核普法成效，对“法律知识转化率”“守法行为改变度”等结果性指标缺乏科学评估。例如，某县司法局统计显示，连续3年开展“送法下乡”活动，但涉农法律咨询量年均增长不足5%，暴露出普法实效评估的严重滞后。

　　精准化普法的实践路径

　　运用大数据技术整合“12348”法律服务热线、中国裁判文书网、政务服务平台等数据源，构建区域法治需求动态地图。例如，某市司法局通过分析近3年劳动争议案件数据，精准定位制造业密集区对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普法需求，针对性开展“企业合规用工”专题培训，使该区域劳动仲裁案件同比下降41%。

　　基于年龄、职业、教育背景、行为偏好等维度，为不同群体建立法治需求标签库。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例，某市开发“骑手法律助手”小程序，通过分析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的咨询记录，发现其高频问题集中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平台算法歧视”等领域，据此制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手册》，阅读量突破50万次。

　　结合社会热点事件、政策法规出台等节点，动态调整普法重点。例如，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前，某省网信办联合司法厅开展“数据安全普法月”活动，通过模拟App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场景、解读典型案例，使该省涉个人信息投诉量环比下降28%。

　　将宪法、民法典等基础法律知识转化为“法治素养通识课程”，通过“学习强国”平台、社区法治学校等渠道，实现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例如，浙江省试点“法治素养基准体系”，将公民应知应会的法律知识细化为200个知识点，纳入公务员招录、职业资格认证等考试内容。

　　针对不同行业开发定制化普法产品。例如，为电商从业者编制《直播带货法律合规指南》，明确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行为的法律边界；为建筑工人制作《农民工讨薪维权工具包》，集成欠薪投诉二维码、法律援助机构地图等功能。

　　在社区服务大厅、医院、银行等公共场所部署“法治智能终端”，提供“扫码问法”“AI法律咨询”等服务。例如，北京市在300个社区试点“法治服务一体机”，群众通过语音交互即可获取房屋买卖、婚姻继承等场景的法律建议，累计服务超20万人次。

　　针对高发法律风险开展专项普法。例如，针对老年人群体开发“反诈体检”小程序，通过模拟诈骗话术测试、风险等级评估等功能，帮助用户识别潜在诈骗风险；针对企业推出“合规体检”服务，对合同审查、知识产权保护等环节进行法律风险扫描。

　　将法治元素融入地方文化、民俗活动。例如，云南省元谋县将“土林文化”与法治宣传结合，创作法治主题农民画、彝绣作品；陕西省韩城市将司马迁法治观融入研学旅游，开发“跟着史记学法律”特色课程，使法治文化更具穿透力、感染力。

　　整合司法部“智慧普法”平台、各地普法网站资源，构建全国统一的法治宣传教育资源库。例如，司法部开发的“中国法律服务网”已汇聚法律条文、案例解析、普法视频等资源超500万条，支持按地域、领域、人群等多维度检索。

　　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开发具备多轮对话、法律推理能力的智能普法助手。例如，上海市“法小宝”机器人可解答劳动争议、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法律问题，准确率达92%；浙江省“浙里办”App上线“AI律师”功能，提供24小时法律咨询服务。

　　通过用户行为数据（如页面停留时长、内容转发率、咨询转化率）构建普法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指数。例如，广东省司法厅建立的“普法效能监测系统”，可实时分析各地普法活动的传播覆盖面、群众参与度、行为改变率，为精准施策提供数据支撑。

　　构建精准普法的制度生态

　　在“12348”法律服务热线、政务服务平台增设“普法需求直通车”模块，实现群众点单、政府接单的闭环管理。例如，江苏省司法厅通过该模块收集群众建议1.2万条，据此调整普法内容方向，使群众满意度提升至91%。

　　推行“普法项目路演”制度，鼓励社会组织、企业申报普法创新项目，由专家评审团根据需求匹配度、方案可行性等指标择优支持。例如，深圳市通过该机制培育出“剧本杀+普法”“普法盲盒”等20余个创新项目。

　　将普法精准度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核，对需求感知准确率、供给响应时效性等指标设置权重。例如，浙江省将“普法需求响应率”纳入对市县法治考核，要求重点需求48小时内反馈、一般需求72小时内响应。

　　建立普法产品“星级评定”制度，根据用户评价、传播效果等指标授予“五星普法产品”认证，并在政府购买服务、评优评先中予以倾斜。例如，司法部每年评选“全国优秀普法微视频”，获奖作品可获得专项推广支持。

　　实施“普法名师培育计划”，遴选法官、检察官、律师组成“普法专家库”，开发标准化普法课程。例如，上海市“百名法官进校园”活动，由资深法官针对校园欺凌、网络打赏等热点问题设计课程，覆盖学生超50万人次。

　　设立“法治社会创新基金”，支持高校、智库、社会组织开展普法需求研究、产品开发。例如，中国政法大学“法治乡村建设研究中心”通过驻村调研，研发出适合民族地区的“双语普法动漫”“法治山歌”等特色产品。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精准化普法不仅是提升全民法治素养的技术路径，更是实现“良法善治”的价值追求。它要求我们突破“供给决定需求”的传统思维，构建以需求感知为起点、以分类供给为核心、以技术赋能为支撑的普法新范式。当每一份普法资源都能精准对接群众关切，当每一次法治宣传都能有效转化为行为自觉，法治中国建设的根基将更加坚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图景也将更加清晰。这需要普法工作者以“绣花功夫”深耕需求，以“工匠精神”打磨供给，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一个社会角落，让法治的信仰根植于每一位公民心中。

　　（作者单位：湖北省枝江市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