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档案工作“数智融合”面临的问题及实践路径探析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与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检察档案工作的内涵和外延持续拓展。如何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检察档案管理深度融合，破解传统管理模式瓶颈、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的档案管理体系，成为推动检察工作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结合检察档案工作的现状，试探析检察档案“数智融合”的实践路径，助力检察档案成为服务大局的“智慧宝库”。

　　问题提出的背景

　　当下，新质生产力作为科技创新主导的新型生产力质态，正深刻重塑各行业发展模式，检察档案工作作为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智化转型是响应国家战略、适配检察改革与破解实践矛盾的必然选择。

　　检察档案“数智融合”的坚实法治保障。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档案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事业。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档案工作。2013年召开的全国数字档案馆（室）建设推进会，提出实施“存量数字化、增量电子化”战略。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明确电子档案的法律地位；《“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率达到80%；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的《电子档案管理办法》赋予电子档案同等凭证效力，形成了层次分明、衔接有序的政策法规体系，为检察档案“数智融合”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检察改革提出数智化新要求。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了“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撑、重在应用”的数字检察工作机制，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检察改革、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检察工作的意见》，强调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探索技术辅助司法办案，为检察档案管理从传统保管向智能化管理服务转变、推动档案工作与检察业务深度融合提供了方向。

　　传统检察档案管理模式与新需求形成“倒逼”动力。传统检察档案管理模式以纸质存储为核心，管理重心聚焦“保安全、存完整”，已难以适配新时代需求：一是海量跨领域档案与多模态文件增长，传统库房与管理手段无法满足存储与利用需求；二是检察档案工作处于“事后归档、被动查询”状态，价值局限于基础功能，难以支撑法律监督与决策预防等新时代检察工作要求；三是跨院、跨部门调阅依赖人工传递，渠道不畅制约协同履职；四是全流程人工操作效率低下，易出现归档不规范、查询精准度不足等问题；五是“人防为主”的安全防护模式，无法应对数字化带来的多重风险，与新修订的档案法对电子档案真实性、完整性、安全性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

　　检察档案工作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工作现状。其一，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坚守“为党管档、为国守密、为民服务”政治立场，将政治属性贯穿于档案收集、管理、利用全过程。通过党组统筹推进、建立工作责任制，将档案工作融入检察改革大局，同步推进数字检察战略实施，严格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筑牢档案安全底线。其二，夯实基础工作，推进规范管理。制定《档案分类、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等系列制度，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实施诉讼档案清查常态化，通过系统核对、催办督办等方式确保应归尽归，近年来诉讼档案归档率达85%；针对音像、基建、实物等薄弱门类档案开展专项归档，稳步扩充室藏档案总量。其三，坚持守正创新，探索服务新模式。建立“承办人初审+部门复审+档案员终审”三级校验机制，保障档案真实性与规范性；落实“专人、专库、专锁”管理，定期开展基础设施风险排查；优先推进高利用率诉讼档案数字化，实现85%数字化率目标；依托检察机关档案管理系统，建设数字化诉讼档案，实现智能查询，打破传统管理瓶颈。

　　存在问题。其一，管理理念与技术发展脱节。传统“保管思维”主导下，档案被视为“历史底稿”，重实体保管、轻数据挖掘，数字化仅停留在“纸质扫描+电脑存储”层面；“后端存储”理念导致档案管理与办案流程割裂，预归档机制缺失，无法同步参与业务全流程，关键材料遗漏或信息偏差风险增加。其二，数字化转型面临多重制约。硬件支撑不足，缺乏大容量专用服务器与高速扫描设备，电子档案分散存储存在安全隐患；经费保障乏力，受财政购买服务预算资金限制，导致数字化项目推进缓慢，“双套制”负担未完全消除；系统建设碎片化，缺乏统一数据标准，与业务系统、跨部门协同平台兼容不畅，难以实现资源共享；人才队伍结构失衡，现有人员缺乏“档案+法律+技术”复合能力，无法适配数智化转型需求。

　　检察档案“数智融合”的实践路径

　　搭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数智化底座。其一，构建统一标准体系。聚焦“四大检察”，制定统一的数据分类分级指南、元数据采集标准与文件格式规范，实现档案数据“同源生成、同标管理”。其二，升级基础设施。依托检察云平台构建弹性扩展的混合存储架构，推进基础设施改造与智能化升级，配备专用存储、安全设备及数据管理系统，为规模化数据处理提供硬件支撑。其三，强化基础数据治理。以应用场景为牵引，高质量归集原生电子文件与数据，完善归档策略；加速传统载体档案的文字、语音和图像识别，引入人工智能提升内容识别准确率，构建高质量档案数据集。其四，打造全链条安全闭环。建立“技术+制度”双重防护体系，对档案生成、传输、存储、利用全环节溯源存证，健全档案数据分类分级保护机制。

　　推动数智化与检察履职深度耦合。其一，实现办案流程无缝对接。推动档案管理系统与办案系统深度融合，自动抓取办案过程中生成的证据材料、程序性文书与流程信息，实时上传、同步归档，构建“办案—归档—利用”闭环体系，支撑全流程在线办案。其二，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依托跨部门协同平台，实现电子卷宗一键流转、在线查阅与复用，减少重复制卷与人工核对，提升公检法等部门协同办案效率，践行数字检察“数据整合”要求。其三，优化档案管理流程。运用数智技术对归档进度、利用频次等核心指标进行实时监控，实现管理状态精准研判与动态调控，自动化完成档案分类、编目、检索等环节，降低人工操作风险。

　　以业务重塑激活数据赋能。其一，辅助个案高质效办理。从“被动查询”转向“主动辅助”，通过智能检索、类案推送、文书生成等功能，为检察官提供精准参考，缩短办案周期，降低错案风险，助力“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其二，升级类案监督模式。对海量档案数据进行智能化分析，挖掘类案特征与司法规律，构建“档案数据—线索识别—监督处置”工作链条，推动法律监督从“由人找案”向“由数找案”转变。其三，为科学管理决策提供支持。通过多维度分析办案周期、案件类型变化、区域犯罪态势等数据，以可视化形式呈现分析结果，为检察机关资源配置优化、工作重点调整、司法政策评估提供数据支撑，实现从经验决策向“数据+经验”决策转型。

　　培育适配数智融合的支撑体系。其一，打造复合型人才队伍。对现有档案人员开展专项培训，覆盖数据标准、系统操作、数据分析等，强化数字思维，构建“档案+法律+技术”复合型人才梯队。其二，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将档案数智化建设纳入检察机关绩效考核，建立表彰奖励制度，形成正向激励；健全办案人员档案责任制度，将电子材料规范度与归档及时性纳入办案质量评价，与评优评先挂钩，压实工作责任。其三，强化经费保障力度。建立“长效化+差异化”经费投入机制，将档案数智化建设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重点保障基础设施升级、系统开发、技术迭代与人才培训，为转型工作提供稳定资金支持。

　　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加强检察档案“数智融合”对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档案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检察档案数智化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理念滞后、设施薄弱、人才短缺等多重挑战。未来，要以理念革新为引领，以数智化底座为支撑，深化与检察履职的深度融合，通过业务重塑与支撑体系培育，充分释放检察档案数据价值，让检察档案从“静态存证载体”转变为“动态赋能要素”，为法律监督提质增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检察档案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