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艳：用爱为“宝贝回家”照亮寻亲路

　　走进位于吉林省通化市的“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几面“功勋墙”映入眼帘，每面墙上悬挂着上百张寻亲成功的照片。

　　照片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家庭几年乃至几十年漫漫寻亲路的辛酸苦楚，同时也凝聚了“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始人张宝艳18年助力寻亲的心血。

　　2007年，张宝艳自费创办国内首家寻人网站——“宝贝回家”寻子网。自网站创办以来，她带领全国40多万名志愿者，帮助12700多个家庭团圆。张宝艳曾获得“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去年底获评吉林省首届“十大法治人物”称号。

　　近日，张宝艳接受本社记者专访，介绍了她18年助力寻亲的心路历程。

　　“有一个使命等着我”

　　“大姐，我到通化了，在通化三源浦机场，在机场住一晚，明天去‘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2022年，张宝艳接到这样一个消息。这是一名来自贵州省毕节市的寻亲家长，因为不熟悉路线，从贵州毕节纳雍县到通化市，他整整辗转了四天。可此时张宝艳却不在通化市，为了不让寻亲家长失望，张宝艳赶紧安排志愿者去机场接他，登记了寻亲信息，并为他规划好回家的路线。虽然没有见到张宝艳本人，但是幸运的是，“宝贝回家”最终还是帮助他找到了自己的孩子。

　　寻亲，总是急切的。这些年来，无数的寻亲家长都来过通化市的“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希望能见见张宝艳，亲口介绍自己的情况，但是“扑空”也是常态。

　　张宝艳不经常在家，今年62岁的她，仍然不断往返于全国各地参与寻亲等活动。一个月大概有20天的时间，张宝艳都不在通化市。但无论如何奔波，张宝艳每天都会雷打不动地与志愿者一道，处理海量的寻亲信息，加班加点“开夜车”是常事。自从2007年创办“宝贝回家”寻子网开始，张宝艳始终保持这样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谈及关注寻亲问题的初衷和创办网站的缘起，张宝艳打开了话匣子。“1992年，我读到了一篇报告文学作品《超越谋杀的罪恶》，讲的就是家长寻找自己被拐孩子的故事，当时就深受触动。”张宝艳说。没想到几个月后，自己儿子就在商场短暂走失，这让张宝艳十分后怕，从此对寻亲的辛酸更是感同身受。

　　此后的几年里，张宝艳发现家长们寻找孩子的手段比较原始，不是街头贴小广告，就是赶赴全国各地寻找一切可能的线索，效率低不说，经济压力巨大。

　　张宝艳的丈夫秦艳友在高校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他给张宝艳出主意：“能不能建立一个网站，把全国各地寻亲的线索集合起来？”

　　夫妇二人经过商量，张宝艳辞掉了在银行的工作，全力投身“宝贝回家”寻子网站，秦艳友则为其提供技术等相关支持。

　　家庭收入“断崖式”下降，还要投入资金用于网站建设，同时赡养老人，加上儿子正冲击高考，对张宝艳的家庭来说，影响不可谓不大。

　　“虽然当时很艰难，但我和爱人的想法都很简单，能挽救一个家庭就挽救一个家庭，似乎就是有一个使命等着我们去完成。”张宝艳表示。

　　2007年4月30日，“宝贝回家”寻子网正式上线，一个多月后，他们就找到了第一个丢失的孩子。6月21日，一批内蒙古警察职业学院的学生成为“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当时我们觉得，街上有很多流浪小孩是不是有可能是走失的孩子？于是我们就号召志愿者进行‘扫街’，这些学生24日就在呼和浩特市中心公园发现了一个神色慌张的乞讨老人带着一个小孩，随后志愿者将两人送到派出所，发现孩子确实是被拐儿童，这也是我们找到的第一个孩子。”张宝艳说。

　　之后，一个又一个被拐儿童被找到，这也让张宝艳对自己的期待越来越高。

　　“宝贝回家”的孩子

　　“大姐，我生病了，你能来看看我吗？”2015年6月，张宝艳接到远在成都的二娃的电话。

　　“宝贝回家”志愿者见到二娃的时候，他住在成都一个漏雨的出租屋里。床边的盆里，都是二娃咳出的血，房东怕发生意外，正要求他搬离。

　　随后，志愿者们带着二娃到医院检查，发现是肺癌晚期，医生断言只有三个月的寿命。此后的时间里，张宝艳和“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们开始“与时间赛跑”，一边筹集资金给二娃治疗，一边帮助他寻亲。

　　每次张宝艳去看望二娃，三十多岁的二娃都像个孩子一样紧紧抓着她的手，充满了依恋。在医院治疗期间，二娃逢人就自豪地说：“我是‘宝贝回家’的孩子。”

　　2016年1月，二娃坚持了半年之后还是走了。弥留之际，二娃最后的心愿仍然是“寻亲”。得知二娃生病后，二娃的养父母就杳无音信。二娃去世后，张宝艳和“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安葬了二娃，但是仍没有放弃为他寻亲。

　　5年后，张宝艳终于找到了二娃的父亲。原来，二娃的母亲在他丢失后三个月就因病去世，他的父亲虽然是个残疾人，但是多年来一直天南海北地寻找孩子的踪迹。随后，张宝艳夫妇将二娃的父亲带到二娃的墓前，圆了二娃最后的心愿。

　　像二娃这样“宝贝回家”的孩子，并不在少数。多年以来，“宝贝回家”已经不简简单单是个信息对接平台，也是一些寻亲孩子和家长的依靠。寻亲的家长和孩子都叫张宝艳“大姐”，但是很多时候，她承担的是母亲的角色。

　　新疆的寻亲孩子阿里木曾患有肠套叠，张宝艳和“宝贝回家”志愿者为其筹集了七万余元的治疗和康复费用；阿杰因为没有户籍信息且从小在外流浪，沾染偷盗恶习并因此四次入狱，张宝艳和社会爱心人士一起为其解决了户口问题，并给予其关照和一定经济支持；25岁的贵州籍寻亲女孩因养父要求其支付抚养费等问题陷入困境，张宝艳和志愿者又联系了当地警方、律师等为其解决法律问题……

　　感动中国颁奖词也赞扬了张宝艳和秦艳友对被拐孩子如父母般的爱：“宝贝回家，路有多长？茫茫暗夜，你们用父母之爱，把灯火点亮。”

　　张宝艳认为，应从源头上避免悲剧的发生，为此，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她也一直关注寻亲和打拐等问题，多次提交建议，呼吁加重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量刑标准，对拐卖犯罪（包括买主）终身追责等。

　　孩子被拐，往往是一个乃至数个家庭的悲剧。一个寻亲孩子对张宝艳说：“大姐，我有四对父母（亲生父母、养父母分别再婚），但是没有一个家庭愿意接纳我。”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张宝艳。

　　这些年来，张宝艳和“宝贝回家”志愿者参与了包括大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湖南卫视《寻情记》、深圳卫视《你有一封信》等一系列电视栏目的策划和录制等相关工作，其用意首先是希望通过宣传报道，扩大影响力，以便提高寻人效率。其次，则是希望通过相关节目，鼓励寻亲的父母和子女能勇敢站出来，相互接纳。

　　寻人“再进一步”

　　这些年来，一个令张宝艳感到欣慰的现象是，儿童被拐的新发案件越来越少，破案率也越来越高，找到“宝贝回家”寻亲的一般是多年前的案件。

　　一些新技术的应用也使得寻亲的成功率越来越高。“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们汇总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寻亲信息，通过与各地公安部门开展的人脸识别、DNA比对等方面的合作，寻亲的成功率越来越高。

　　此外，通过与互联网平台的合作，通过算法推荐等技术，寻亲信息可以更精准地推送到相关地区，也大大提高了效率。

　　为了更好增强全社会的防范意识，张宝艳在防拐演习上也倾注了大量精力，仅在通化市就开展了100多场。

　　“我们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很多次防拐演习，很多时候都是‘全军覆没’，一个班的小孩都被我们的志愿者‘拐’走了，可见提升防拐意识，时刻都不能松懈。”张宝艳说道。

　　如今，登录“宝贝回家”寻子网，可以看到寻亲成功案例已经超过了1.2万例，此外，网站还上线了烈士寻根、海外寻人等模块。

　　一张染血的一百元朝鲜纸币，是通化籍烈士刘俊清的遗物，也成了战友费晓成及其子女两代人的心愿所系。

　　抗美援朝战场上，刘俊清负伤牺牲，弥留之际，将一张面值一百元的朝鲜纸币交给了费晓成，希望他回国后可以探望一下自己的家人，将这张纸币交给自己的家人。

　　费晓成回国后，多次前往通化市，都没有寻觅到刘俊清家人的线索。一直到2019年，费晓成老人因病去世，其子女仍然没有放弃老人的心愿。

　　最终，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等着我》栏目组、吉林省通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下，费晓成的子女们最终在通化市找到了刘俊清烈士的妹妹，实现了两位抗美援朝老兵的心愿。

　　“这几年，‘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们已经帮助2300多位烈士找到了自己的亲人，我们正在加大与全国各地烈士陵园等机构进行合作，继续扩大烈士寻根项目的寻人能力和影响力。”张宝艳表示。

　　如今，“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已经超过了40万人，网络寻人的求助和相关信息更是海量的，“光我自己一个人的微信、QQ群等就超过了3000个。”张宝艳表示。

　　“宝贝回家”对志愿者管理很严格，“首先我们‘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不允许向其他志愿者和寻亲人借钱，一旦发现，就会被清除出志愿者团队。其次，在面对寻人相关工作时若有处理方法极端或者言辞激烈等行为，我们也会进行处理。”张宝艳表示。

　　作为一个民间公益寻人组织，张宝艳和志愿者不可避免地受到很多误解乃至谩骂。也有不少志愿者一时气愤，宣布退出志愿者团队，但是没几天，又会跟张宝艳说：“大姐，我错了，我还想回来，我放不下。”

　　“志愿者都放不下，我更放不下，只要我还有精力，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张宝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