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谞断猫：唐代民事审判方式与解纷智慧

　　活跃在唐代宗与唐德宗年间的中唐名臣裴谞在任河南府尹时，“素好谈谐，多异笔”，常以诙谐之语审断民事纠纷，多有佳话，尤其是他曾审判过两妇人争一只猫的故事流传千古，值得细细体味。

　　当时原告诉称：“若是儿猫，即是儿猫；若不是儿猫，即不是儿猫。”“儿”是妇女的自称，显然告状人对猫的归属并不执著，但又不甘心让给对方，于是只能诉请官府。裴谞看了大笑，判道：“猫儿不识主，傍家搦老鼠。两家不须争，将来与裴谞。”这便是流传至今的五言绝句《又判争猫儿状》。

　　唐代审级分为县、州或府、中央三级，在管辖权的分配上，“杖罪以下，县决之。徒以上，县断定，送州复审讫。”杖罪以下案件首次应由县衙审理，不服判决者可“请给‘不理状’”，逐级上诉。本案虽为民事纠纷，但亦参照上述规定，理应由县级一审，裴谞所在的河南府自当为二审，然史料却未提及一审的只言片语。且从原告状词来看，妇人对裁判结果并不在乎，有点让老爷看着办的意思，可以推定原告乃首次提交诉状而非上诉。照此说来，原告存在“应经县而越向州、府、省之类”的越诉嫌疑。按唐律“诸越诉及受者，各笞四十”。裴谞对此倒不计较，在他《判误书纸背》一文中，记载了其并未因百姓误写诉状而大加责罚，足见其宽仁。正是因为他有着这样的评价，妇人才径自上告到河南府。

　　唐代官员一般当堂作判，裴谞诗文干脆利落，与状词遥相呼应，应是当堂作出。不过，裴谞若受理此案，依唐律他还将面临违律受理越诉案件之责。为此，他选择以《又判争猫儿状》的文学形式来批复该案。虽然名之曰“判”，但诗文并非当时官府公认的判词形式。以同时代白居易《甲乙判》所载一案为例：“得甲牛抵乙马死，乙请偿马价。甲云：在放牧处相抵，请赔半价。乙不伏。”即甲的牛抵死了乙的马，乙请求赔偿马的价值。甲辩称是在放牧的地方抵死的，只承认赔偿马一半的价钱，乙不接受。白居易首先请征律典，依照《唐律疏议·厩库》“余畜自相杀伤者，偿减价之半”规定支持了甲的诉求；接着从“在故误而宜别”的主观方面判定甲并非故意；最后考虑损害发生之情势，认定放牧之地和私家马厩不同，当“偿则从情”，进一步支持了裁判结论“当赔半价，勿听过求”。可以说白氏之判乃唐代裁判说理之标准。

　　反观裴谞的诗“判”，并非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引律裁判，而是提供了一种出人意料的“法外”解决方案，违背了民事案件“不告不理”的原则。猫无外乎野猫和家猫两种，从“猫儿不识主”的起句来看，猫儿有主，至少是家猫。若该猫属于原被告中的任何一方，另一方企图占有，便构成了对唐代先占制度的违反。依《唐律疏议·贼盗》“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积聚，而辄取者，各以盗论”的规定，原被告其中一方则可能构成盗窃罪。若该猫的主人是第三人，猫便是遗失物（阑遗物）。《唐律疏议·杂律》规定“诸得阑遗物，满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论，赃重者，坐赃论”。由此，原被告均构成亡失罪。不论如何，若依律裁判的话，原被告有一方很可能入罪。“民转刑”就在裴谞提笔的一瞬间。

　　类似的民间细故纠纷，如裴谞之官员完全可以直接驳回状词，外加对妇人一番训斥教育即可结案。然而，宽厚的裴谞选择了与原告状词进行“唱和”的文学手法进行批复，别具一格。原告的状词已经十分滑稽另类，裴谞的批词同样令人意想不到。在这一唱一和之间，原被告双方自然就能体会到父母官的用心，结果是“（裴谞）纳其猫儿，争者（妇人）亦哂”，两造彼此报以微笑，小事化了。裴谞如此之诗性裁判，正是受当时古文运动的影响，是唐代人文教育助力官员高效解纷的又一例证。

　　裴谞纳猫也不会构成贪贿，其行为并不符合唐律规定的“六赃”之任何一类。双方当事人之所以能接受裴谞的建议，是因为裴谞代表的是官府，双方当事人断然不会把猫白白让给其他人，但可以让给官府，如果将来有了证据再行起诉要回也不迟。而裴谞之所以能如此处理此案，除了前述理由外，还靠的是当事人的信任——既然原被告如此相信本府，那就交给本府来处理吧。交给官府的猫就成了遗失物。依律，官府对阑遗物往往“揭于门外，榜以物色，期年没官”，即需要榜而告之失物招领。故而，裴谞断猫并非足以令人称奇，倒也有律可循，只是让原被告双方有些猝不及防。

　　这一猫案之所以能进入官府，正反映了在经历安史之乱后的中唐之际，官民之间互信程度仍在。两位妇女不畏官司，敢于将家长里短递至公堂，视官府为说理之地。通俗来讲，原告的状词显然表达的就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完全将所有的期待全盘托付给判官，可见对裴谞审判十足之信任；而裴谞更是毫不含糊，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化解了纷争，在愉悦平和的官衙氛围中维护了官府声誉。如此看来，即便历经家国动荡，唐人依旧将权利和诉讼视为日常。能臣如裴谞、常人如妇女共同对民事权利的尊重与维护，才促进了唐宋以来愈渐丰富的民事律法和民事诉讼程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广州商学院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