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杯茶”调解法传承发展寻找“解题”之方

　　“南有六尺巷，礼让共和谐；北有一杯茶，一笑泯恩仇。”在位于皖北的淮北市，有一个“以茶为媒”的人民调解品牌——“一杯茶”调解法。2012年6月，“一杯茶”调解法在淮北市濉溪县临涣镇创设，至今已有12年之久。

　　近期，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讨会暨法治文化书法作品巡展在淮北举行。一天半的会议日程，有一天的时间用于“一杯茶”调解法的实地考察，围绕“一杯茶”调解法的传承发展进行实务专题研讨交流。

　　有“仪式感”的调解

　　临涣镇，位于淮北市濉溪县境内，因邻近涣水即现在的浍河而得名。淮北虽然不产茶，但坐落在大运河古河道畔的临涣镇，却因为曾经的商贸繁华留下喝“棒棒茶”的习俗，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棒棒茶”用的不是茶叶，而是一种红茶茶梗。目前临涣镇有22家茶馆，每日招待茶客6000余人。2017年，临涣镇茶饮习俗被列入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临涣，茶馆不仅是人们日常解渴、歇脚、聊天的休闲娱乐场所，还兼具民间调解和事的功能，是人们评判是非、化解矛盾的民间舆论场。临涣流传一句谚语，“三个茶客一面官，五个茶客推倒山。”也就是说，三个茶客评理，像一个公正的法官；五个茶客评理，事情就解决了。

　　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临涣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王士宏是土生土长的临涣人，从小就是喝“棒棒茶”长大的，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父亲经常带他到茶馆说事、喝茶。受当地独具特色的“有理进茶馆说”的传统文化影响，在当地市、县司法局和茶馆经营者的支持下，2011年12月，王士宏牵头筹划在临涣镇怡心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将人民调解工作与茶馆文化结合，茶馆调解应运而生。

　　2012年6月，经过不断总结提炼，王士宏将这种“以茶为媒”的调解方法命名为“一杯茶”调解法，受唐代卢仝《七碗茶诗》的影响，他将这种调解方法凝练成七个步骤：以茶暖人心，以茶说人生，以茶述纠纷，以茶找支点，以茶拆面子，以茶置梯子，以茶达协议。

　　据了解，自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以来，已累计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600余件，调处成功1500余件，调解成功率达95%。

　　生活中的矛盾纠纷难以解决，为什么把矛盾纠纷放在茶馆里就好解决了？这也是王士宏近几年思考的问题。

　　“原先只知道在茶馆里调解很有效，不知道它的‘道’在哪里。后来发现是因为茶馆给化解纠纷提供的‘仪式感’。调解员通过洗茶、泡茶、敬茶、说茶、添茶等仪式感，传递对当事人的真诚、热情和尊重。当仪式感营造到位的时候，氛围就有了，当事人的心情会越来越好，就能坐下来好好说话，理性交流。这时，矛盾纠纷就好解决了。”王士宏说。

　　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学院教授曾令健是四川广安人，广安位于川西，也是一个茶馆文化盛行的地方。他介绍，茶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解决纷争的功能一直存在。在曾令健的老家，就有一句与茶馆调解有关的谚语——“一张桌子四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意思是，如果你和他人的纷争在茶馆里能说通道理，就能全身而退；如果说不通，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要赔礼道歉，还有可能要付茶钱。

　　他认为王士宏提到的“仪式感”值得从学理上进行深入探讨。“通过喝茶仪式，让社会当中一种潜在的规范及理念、观念被激发出来，让个体意识到他所在的集体圈子里大家所共同遵守的价值观，让他们真实地感受到集体观念和个人之间的联系。”

　　此次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赵晓耕受邀作主旨报告，他在谈论中国传统“礼”的话题时特别提到，《礼记》和大量先秦典籍反复强调“礼从俗”，就是让人们正视和尊重当地的风俗。

　　“为什么‘一杯茶’调解法越来越有影响，因为它尊重当地的风俗，它适应了当地绝大多数民众的人心。”赵晓耕说。

　　“杨光照式”领军人物

　　作为“一杯茶”调解法的创设者，62岁的王士宏是一位具有30余年调解经验的调解能手，如今仍活跃在调解一线。近年来，王士宏获得“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最受欢迎人民调解员”“中国好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劳动模范”等诸多荣誉。

　　除了从事调解员工作，王士宏还是理论宣讲员。临涣镇是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文昌宫所在地。从1997年开始，王士宏就在文昌宫担任义务讲解员，进行千余场宣讲。2016年6月，王士宏以临涣镇12家茶馆为阵地，发起成立濉溪县“乡村小喇叭”理论政策宣讲志愿队，他也被称为“草根演说家”。前不久，2023年度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评选结果揭晓，王士宏获评先进个人，是安徽省唯一入选者。

　　中华全国人民调解员协会副会长刘跃新，也是一名来自基层的调解员，虽然与王士宏只见过两次面，但因为“打心眼里佩服王士宏”，收到研讨会邀请后，马上同意，就是“奔着王士宏个人来的”。到达淮北后，他就直奔临涣镇调研，隔天主办方组织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前往临涣镇实地调研考察，他又一同前往，并且“感触颇多”。

　　在刘跃新看来，“一杯茶”调解法表面上看是一种调解方法，是一个媒介、一个平台；本质上所贯穿的是“枫桥经验”中“矛盾纠纷不上交”的工作目标及“依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方法，更重要的是树立了人民调解当中的领军人物。

　　杨光照是“枫桥经验”发源地枫桥镇远近闻名的“金牌调解员”。2008年，从警察岗位退休的杨光照成为枫桥镇调委会调解员，靠群众力量解决群众矛盾。在他的带动下，枫桥镇涌现出一批“杨光照式”优秀基层干部。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决策咨询部主任、教授戴传利谈到“枫桥经验”和“一杯茶”调解法的共同之处时强调，两者的共性之一是，与“枫桥经验”的“老杨调解工作室”有领军人物杨光照一样，“一杯茶”调解法也有领军人物王士宏，“他们都是带有人格化魅力的人物”。

　　如今，临涣镇22家茶馆都设有“茶馆调解室”，在王士宏的带领下，当地威信较高的老党员、老教师、老干部等被吸纳到茶馆调解队伍中，义务调解员由初创时的7人发展为55人，形成了“老支书团队”“兵哥团队”“闻风到团队”“乡村小喇叭团队”“姊妹花团队”五个志愿者团队。

　　有省领导来调研时曾问王士宏，培育团队的经验是什么？当时王士宏凭着涌上来的灵感，总结了三个词——上套、上手、上瘾。

　　王士宏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上套”。他解释，从事人民调解工作首先要有情怀，“上套”培养的是调解员的情怀。他坦言，和他本人一样，这支队伍里每一个人都是凭着“情怀”加入的，并逐步“上手”“上瘾”。

　　为“瓶颈”问题寻找“破题”之路

　　淮北市司法局局长杨春杰当天也随专家学者前往临涣镇调研，不管是在调研现场，还是在第二天的实务专题研讨会上，他都在为“一杯茶”调解法目前遇到的“瓶颈”问题寻找“破题”之路——这支靠情怀支撑的团队，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发展？在目前成效的基础上，“一杯茶”调解法如何复制推广并提升影响力？

　　这是包括淮北市司法局、濉溪县司法局在内的淮北市党委政府近些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也是淮北市召开此次研讨会的目的之一。

　　实际上，制约人民调解工作全面发展的“瓶颈”问题是近年来多地面临的普遍难题。2018年6月，司法部选聘10位来自一线的人民调解员为全国人民调解专家，刘跃新是其中之一。他发现，这10位调解专家的年龄普遍在60岁左右。

　　“大家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心，我们现在的调解员队伍有点青黄不接。全国有300余万调解员，可是撑在一线出了名的调解员全是六七十岁的老同志，我们确确实实有点担心，这东西怎么传承下去？”刘跃新说。

　　刘跃新认为，人民调解是基础，要发展其他形式的调解，人民调解的基础地位不能丢。目前，调解工作经费不足影响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导致人民调解的实际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他提到，一些地方通过成立民非组织，以当地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适当开展市场化运作，或许是一条可借鉴的解决路径。

　　除了实务专家之外，受邀参与此次研讨会的安徽省内专家学者也为“一杯茶”调解法的复制推广及创新发展提供各自的观点。

　　中共淮北市委党校校委委员、法学与管理教研室主任费蕙蓉对于“一杯茶”调解法的复制推广持乐观态度，她总结“一杯茶”调解法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有热心人、有场所和平台、有熟人社会环境和有政府支持四个条件，她认为，上述四个条件在各地都具备，因此“一杯茶”调解法具有在其他地区复制推广的条件。

　　宋志洁是安徽警官职业学院警察系党总支副书记、安徽省人民调解员协会副会长，从2009年起就参与安徽省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工作。近年来，她一直困惑于调解员培训过程中没有专业、系统教材，以及在教材编写过程中，缺乏既有理论功底、写作能力，又有丰富实务经验的队伍。她认为，从“需”方角度，“一杯茶”调解法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应从“经验论”走向“体系化”，建议编写一本调解实务技能培训教材或调解员工作实务培训手册，以提升调解员运用“一杯茶”调解法的能力。

　　戴传利认为，“一杯茶”调解法目前还停留在化解矛盾层面，若想将“一杯茶”调解法发扬光大，向基层治理模式拓展，需要提炼其蕴含的机理和基层治理内在逻辑。

　　“‘一杯茶’调解法所蕴含的机理不仅仅是‘一杯茶’的问题，实际上是以‘一杯茶’为媒介和载体，传达的是理性、谦让、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戴传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