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互联网法院：通报个人信息保护案件审理情况

　　本报讯（记者任文岱 通讯员任惠颖） 用户画像信息遭遇强制收集、手机号被泄露频繁接到推销电话、死者近亲属要求查阅复制死者个人信息……数字时代，公民个人信息权益保护面临着新风险、新挑战，如何加强网络空间个人信息保护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两周年之际，北京互联网法院召开个人信息保护案件审理情况新闻通报会，通报此类案件的审理情况，并发布涉个人信息保护典型案例，建议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司法解释，呼吁社会各方关注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凝聚个人信息保护的社会共识。

　　“2020年修订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个人信息保护纠纷列为单独案由，以个人信息保护纠纷为由提起诉讼的案件逐渐增多。”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赵瑞罡介绍，自2018年9月至今，该院共受理58件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案件，以互联网企业为主要被诉主体，涉诉个人信息类型和侵权形态较为多样。

　　据介绍，个人信息保护案件涉诉信息类型较为丰富，既包括法律法规列明的手机号、身份证号、行踪信息等，也包含大量法律未明确列举的信息，例如视频浏览记录、职业信息、交易信息、位置信息等，还包括敏感个人信息，如人脸信息。与此同时，引发个人信息纠纷的场景涉及众多数字经济领域，例如，金融企业信息泄露引发电信网络诈骗风险，在线教育App强制收集个人信息用于用户画像，电商平台频繁拨打用户电话等。另外，有企业将用户信息制作成数据包，开发数据产品向他人提供，引发侵权风险；有企业存在线下收集、线上处理、线下线上多主体混合处理、关联企业共同处理等行为，反映出涉诉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呈现多主体多形态交融的态势。此外，一系列新类型个人信息纠纷进入诉讼，如死者个人信息处理、提供查阅复制信息等。

　　“个人信息权益为新型权益，当事人对于权益的内涵、边界理解不同，而且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往往环节较多、技术性较强，个人在理解专业性法律条文、举证能力上往往存在不足。”赵瑞罡表示，在个人信息诉讼中，权利人诉讼能力和举证能力薄弱，是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一大难题。此外，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仍需协调，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需要进一步细化，个人信息处理者行为规范有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