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融合”的“桐乡经验”

　　浙江省桐乡市高桥街道骑力村今年干成了一件大事：建了一座民俗记忆博物馆，而背后是典型的“三治融合”的生动故事。

　　几年前，为保护破败、部分坍塌的“严家厅”清代遗址，由桐乡市文物局和高桥街道办事处牵头，骑力村计划开启“严家厅”异地移建项目。为此，村“两委”特地召开了“百姓议事会”。

　　会上，大家就该工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问题展开讨论。会后，村“百姓议事会”成员和“道德评判团”成员立刻行动起来，前往多方商量协调，不断调整方案。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严家厅”的主人终于被打动同意移建。之后的布展环节，村“乡贤参事会”的成员还拿出了许多珍藏的物品与家里的老农具等。如今由“严家厅”改建的民俗记忆博物馆已对外开放，成为富有特色的乡土文化品牌。

　　从2013年起，桐乡在全国率先开展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探索实践，实现“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桐乡的万人成讼率、刑事警情发案数等指标持续降低。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建立起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

　　近期，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走进桐乡，探寻“桐乡经验”形成的脉络、内涵及实践样本。

　　从村试点走向全国样本

　　“三治融合”发源于桐乡高桥镇越丰村。十年前，高桥镇正面临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传统的社会治理机制、治理方式难以适应的挑战。

　　2013年初，桐乡市委、市政府在越丰村启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试点，旨在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越丰村制定了《村规民约》，让老百姓有规可循；成立了“百姓议事会”和“乡贤参事会”，让广大村民在房屋征迁、村庄建设等重大问题上有了知情权、参与权和建议权；

　　组建了“道德评判团”和“法律服务团”，通过成员在村里的个人威望、道德品格和法律专长，依法办事、以理服人，强化法律约束力和道德引领力；组建了“百事服务团”，发动拥有一技之长的村民，搭建起便民利民的服务平台，为村民排忧解难，调动了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试点成功后，2013年9月，桐乡市出台《关于推进社会管理“德治、法治、自治”建设的实施意见》。

　　“三治融合”新模式引起了广泛关注。2014年，“三治”建设成为浙江省创新社会治理的六大机制之一。2015年，桐乡市建立“三治”建设长效工作机制。2017年10月，“三治”经验被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以自治“消解矛盾”

　　“改变以往政府对村社事务大包大揽的做法，回归依法自治，给双方减负，是桐乡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也是‘三治融合’的切入点。”桐乡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沈旗锋告诉记者，桐乡开出两份“权力”清单：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依法履行职责事项（36项）和协助政府工作事项（40项），明确了自治组织“做什么”的问题。

　　现在，桐乡市2200余名持证社工、3300余家注册登记及备案社会组织已成为社会力量参与自治的骨干，在爱心帮扶、矛盾化解等方面工作效果突出。

　　“三治融合”最重要的载体是“一约两会三团”。“一约”即村规民约（社会公约），“两会”即“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三团”即“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

　　“组建‘一约两会三团’，目的就是进一步扩大群众对公共决策的参与，实现群众自己的事自己说了算、自己参与干；干得怎么样，自己参与评判。这样一来就推动了基层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让群众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角，进一步提升了基层社会的治理水平。”桐乡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法学会会长朱国清表示。

　　发动和依靠群众是“三治融合”的精髓。桐乡濮院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绪江告诉记者，在“百姓议事会”参与村社大事决策过程中，一定会邀请持反对意见者或代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以保证决策的准确性和可行性。

　　这几年，桐乡建立健全了志愿者服务激励机制，发展壮大志愿服务队伍，创新建立“乌镇管家”“大麻麻花”“杨家门红管家”等自治品牌。

　　像名气很大的“乌镇管家”，成员来自晨练的退休人员、买菜的大妈，或者是奔走的快递员、出租车司机。遇有统一行动，他们会迅速集结，穿上印有“乌镇管家”logo的服饰，整齐划一，走街串巷，解纷争、捡垃圾、疏交通、报险情。

　　“百事服务团”以“便民利民、有求必应”为宗旨，为群众提供贴心的组团式服务，谁家电器坏了、房子漏了，打个电话，服务团马上上门服务，“事事有人管”。

　　今年48岁的潘华龙是濮院镇双贤社区钻石公馆的一名热心公益事业的业主。该小区紧邻濮院毛衫市场，业主大多数是市场经营户，但这个2009年入住的小区路面破损，消防、监控设施瘫痪，商铺下水管无法外排，一到下雨天，小区污水外溢、臭气熏天。2021年潘华龙当选小区业委会主任后，对小区如何改造在业主群里征求意见，又挨家挨户地敲门，让业主签字，将业主的呼声反映给相关部门，争取到将小区纳入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的机会。

　　在潘华龙带领下，小区成立了“平安贤士”楼道自治队和议事会，为小区业主排忧解难，化解矛盾纠纷，并建立了“社区+业委会+平安贤士+物业”治理体系，成功摘牌嘉兴市重点消防隐患单位，并荣获2022年度桐乡市首批“城乡社区议事协商十佳案例”称号。

　　今年7月中旬，随着钻石公馆小区路面和商铺下水管改造工程开工，业主自治的积极性高涨，从昔日的“关我什么事”，变成现在的“我管什么事”。

　　以法治“定分止争”

　　“‘三治融合’不是简单的三者相加，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缺一不可，通过自治的常态机制、法治的保障机制、德治的先发机制，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沈旗锋说。

　　桐乡在浙江省率先创立“依法行政指数”考核制度，引入群众满意度评价，每年向社会公布前三名、后三名，让社会各界监督，倒逼相关部门依法行政、高效行政，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为强化全民守法，桐乡组建了100个市、镇、村三级“法律服务团”，平均每个服务团服务2至3个村，每个团都由律师和公、检、法、司以及其他法律工作者组成，法治教育、法律援助的触角从机关延伸到学校、企业、市场、村社。

　　在凤鸣街道，村民“法治驿站”随处可见，站里的志愿者时常走村入户，不仅向村民普法，还开展法律咨询，参与矛盾纠纷调解。

　　在屠甸镇，村民们都很熟悉“板凳法庭”。一张小桌、几个板凳，一个“法庭”就齐全了。“板凳法庭”的开庭地点有时是农家门口，有时是村委会大院，而“评审团”则由司法所工作人员、老党员、老干部组成。村民争得面红耳赤的矛盾纠纷，在听了“评审团”的分析评判后，很快能得到平息。

　　“这可真是方便了我们老百姓。现在，我们心里都有一把‘法尺’，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有数。”红星村村民王宏伟说，老百姓已经习惯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和矛盾，而不是一味地找村干部，更不是简单的闹事或信访。

　　以德治“春风化雨”

　　记者了解到，桐乡建立了市、镇、村三级道德评议组织，道德模范评选常态化，一年一评，以评立德。

　　2020年9月，桐乡发布“三治融合”积分管理实施规范，对“有德者”的定性评价转化为更具操作性的量化赋分，通过积分兑换相应物品和服务的办法，引导鼓励群众加强自我管理、参与公共事务、增进邻里互助。

　　被评为桐乡市道德模范的崇福镇民利村村民薛纪荣想开一家纺织作坊创业，但缺少资金，民利村“道德评判团”成员沈晓渭得知后，积极为她争取“三治信农贷”。

　　“三治信农贷”是对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信用评级较好的农户，一次性给予10万元至30万元无面签、无担保、纯线上的信用贷款。

　　民利村“百事服务团”成员来到薛纪荣家走访，结合村“道德评判团”对其评议结果提出建议授信额度，报送“百姓议事会”会议确定与村党组织核定。贷款申请材料递交至桐乡农商银行后，薛纪荣很快拿到了5万元贷款，还享受利率优惠政策。

　　让“无形之德”转化为“有形之得”是道德量化结果的最直观运用，是对村（居）民做好人、行善举的肯定和鼓励。桐乡各镇街道创新了许多接地气的“三治积分”兑现渠道，如“三治面券”凭票吃面，积分兑大米、兑小电器，村级股份分红按积分兑现，让“三治”参与者更有获得感。如今，全市累计投入资金约700万元，兑换积分2.88万人次。

　　持续创新的生命力

　　沈旗锋告诉记者，桐乡“三治融合”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不断挖掘自治、法治、德治的元素，降低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本，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基层社会治理。

　　近年来，桐乡结合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永久举办的优势，以智慧化手段赋能深化“三治融合”，推出“桐行通”“桐解码”等线上治理平台，实现矛盾纠纷化解“一网通办”“最多跑一地”“就近跑一次”。

　　今年4月，桐乡创新“民声一键办”模式，将110、12345和基层智治综合应用平台三方打通，建立“12310”快速响应机制，即1分钟内签收、2分钟内联系、3分钟内指挥、10分钟内到达，并设立非警务事项清单、建立部门会商机制，以提升矛盾纠纷源头感知和联动化解能力。

　　今年7月，与“民声一键办”机制配套的片区“三治联动中心”建设在桐乡全市铺开，该中心常驻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专业力量以及人民调解、社会组织，联动整合各类治理资源，以服务保障基层群众自治，第一时间解决基层治理问题。

　　浙江省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封利强认为，桐乡的“三治融合”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形成了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对于巩固基层政权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枫桥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