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社会和谐有序，既关乎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着人民福祉有效实现。从世界各国治理实践看，一个国家稳定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采用整体有效的社会治理框架与策略，而这一框架非常重要的环节在于对各种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和突发事件的治理措施。以“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为核心要义的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经验，已经形成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从原来单纯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和维护社会稳定，拓展到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和促进社会平安和谐等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可见，新时代“枫桥经验”既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风险防范化解的内在要求，二者在价值追求、治理目标和实现方式上存在深度耦合关系。

　　在价值追求方面，新时代“枫桥经验”和平安中国建设均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人民是党的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能让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不竭源泉，还能赢得更多民心民意。在治理目标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人民群众对于平安的期待和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要努力适应人民群众的要求，建设人民满意的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通过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来化解社会矛盾提升群众安全感，让人民群众可以切切实实感受到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实效。在实现方式方面，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必须坚持“三治融合”，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德治的教化作用以及自治的强基作用，发挥不同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势，助推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点问题

　　注重源头治理与系统治理相结合。从“枫桥经验”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抓早、抓小、抓源头”是其长期倡导的理念。注重源头治理与系统治理的有机结合是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重要目标，也是拓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应有之义。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大背景下，将源头治理与系统治理有机结合，形成一个涵盖事前“防火式”预警预防、事发时“救火式”应急管理与事后“反思性”评估优化的全过程系统，可以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实效。在源头治理上，围绕人、地、物、场所等基础要素发力，从细微处着眼、从精细化管理入手，阻断社会矛盾风险升级的源头，实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处置。在系统治理上，逐步优化“条”和“块”，建立社会治理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机制，打破地理边界和行政组织边界壁垒，实现各类主体的优势互补、紧密协作，形成对矛盾纠纷问题的多层次、全方位、多角度、多环节治理。

　　关注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纠纷重点领域。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矛盾风险日益呈现出系统性、跨界性、传导性的新特点。这与当前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薄弱环节、短板、漏洞有关，如治理链条拉长、不可控因素增加、防范打击难度加大等。对此，要根据社会矛盾风险的不同领域和类型，通过对重大矛盾风险、疑难复杂问题的精准发力，夯实平安中国建设的基石。具体而言，除关注家庭感情纠纷、财产纠纷、历史遗留问题的申诉、信访外，还要重点关注物业管理纠纷、邻里纠纷、征地拆迁纠纷、劳动纠纷等常见矛盾以及与互联网相关的新型矛盾纠纷。同时，鉴于不同类型矛盾纠纷的发生原因、利益诉求和解决机制的差异，要在关注传统人、事、物等要素的同时，重视时间和空间、现实社会和个体心理的变动，通过对重点领域、重点群体的关注，实现对复杂矛盾纠纷的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真正实现源头治理。

　　推动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模式创新。面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出现的新问题、新任务，积极探索“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的实践模式，推动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综治中心，组建以主要领导为组长、各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有效解决社会风险处置过程中不同部门之间出现的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等问题。这有利于克服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的积弊，实现矛盾调解从分散管理到集成服务转变。网格化“赋责”，以综合网格管理模式为引领，以全域、全科、全员、全时综合网格代替条线专业网格，建立以责任为基础的相互协作机制，有利于构建事前防范、事中调处与事后反馈紧密连接的矛盾纠纷化解闭环系统，形成社会治理事项全过程和全链条覆盖。信息化“赋能”，以统一信息化平台建设为契机，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中的深度应用，逐步构建以数据为核心的“分级管理、分级响应、预案演练、平台信息共享”机制，使平安中国建设中的数字治理真正成为社会矛盾风险防范化解的重要抓手。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路径

　　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中更加强调党的领导。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是“枫桥经验”的历史传统和鲜明特征。面对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不同需求和管理“碎片化”问题，强化党的领导权威，既可以优化既有内部治理结构、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确保体系内各要素的活力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和释放，从而将党的领导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对此，一是要通过动员行政力量压实各个部门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的职责，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坚实力量支撑。二是发挥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优势。除以目标责任书、纳入中心工作等形式对矛盾纠纷治理涉及的原则、范围、重点、考核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外，还要统合完成各领域各层次的“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确保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取得实效。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过程中更加彰显法治思维。未来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否可以更好地发展关键在于法治，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越是疑难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就越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分析解决。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过程中，需要以“大平安”理念为引领，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一是将安全体系建设和运行纳入法治化轨道，为社会矛盾化解提供有效的法理依据，积极营造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治环境。二是在做好日常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同时，严厉打击危害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提升执法主体依法行政能力和公正执法水平，强化基层社会治理部门的法治化能力。三是在执法过程中保证治理手段和处置过程的合法性，警惕公权私用、公权滥用，通过权力规范运行提升政府公信力和人民满意度。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过程中更加突出科技支撑。做好科技支撑是指协同运用多种现代化信息技术，发挥资源共享基础上的多元主体整体合力，实现社会治理智能化、精准化。其一，实现治理方式方法的智慧化，即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补齐智能化短板，如“雪亮工程”“一网通管”“城市大脑”等，提升科技力量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支撑力度，让技术融入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其二，实现风险防控工作精细化，通过平台互通、系统对接、信息共享、高效联动，加强对各类风险源、危险点动态监测，实现矛盾纠纷信息收集、处置、反馈的互联共享，推动社会风险治理的关口前移，提高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提前预防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过程中更加注重社会参与。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为了群众是新时代“枫桥经验”最重要的内涵之一。同样，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需要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注重把准人民脉搏、回应人民关切、体现人民愿望、增进人民福祉。要整合各类社会治理资源，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形成多元化社会共治网络。对此，相关职能部门应当根据职责权限、业务范围，发挥靶向监管作用，以督促检查、奖惩激励、政策优惠等制度化手段明晰权责并促成共识。同时，广泛吸纳社会群众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各环节，在现有社区网格体系基础上，通过户长、楼组长、志愿者等多种形式，扩充非正式治安力量，引导多元主体有序有效参与基层社会矛盾化解和社会治安维护，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作者单位分别为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华东政法大学新时代枫桥经验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甘肃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