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景时期废除肉刑原因探析

　　溯之于历史，我国古代的肉刑制度可以追溯于奴隶制社会，《左传·昭公十四年》中有“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的相关记载。对于肉刑，《尚书·吕刑》中记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这便是五刑的最早记载。后来华夏民族延续苗民的肉刑，并加以发展形成了新五刑，即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五刑在我国古代刑法体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文帝力排众议，下令废除肉刑，把墨刑改为城旦舂，将劓刑改为笞刑三百，改斩左趾为笞刑五百，改斩右趾为弃市刑。

　　两汉王朝延续四百余年，在悠悠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其中汉文帝与其子汉景帝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极大地推动了汉代的发展。汉文帝的政治改革、司法改革是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奠定了汉代发展的基础。立足法律思维，他废除肉刑之举，深深地影响了古代法制的发展，而废除肉刑便要从“缇萦上书”说起，这也是汉文帝废除肉刑的直接导火索。

　　汉文帝的政治改革中，任何人都可直接上书。淳于意的小女缇萦为救父亲，斗胆上书替父求情。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路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她的书信让文帝感动，当年废除了肉刑。然而，汉文帝废除肉刑的原因不仅仅是“缇萦上书”那么简单，这仅仅是废除肉刑的表象原因。

　　从当时政治背景看，封建社会的君主需要掌握至高权力，而文帝即位时正值吕后专权，刘氏家族在王朝中的权力地位远不及吕氏家族。作为新帝，他需要在短时间内恢复刘氏家族的统治地位。一方面，需要振兴经济，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恢复国家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需要恢复刘氏家族在政治上的地位。因此，他倡导黄老之学，施以仁政，增加百姓对其的爱戴，巩固自身统治地位。在此背景下，一场废除肉刑的改革悄然拉开。

　　肉刑与治国思想冲突

　　汉代自建立以来，就采用黄老之学为治国思想，强调“德刑相济”“文武并举”。文帝时期废除肉刑，正是基于“德刑相济”的思想渊源，文帝的治国思想强调道德的教化与刑罚的实施并重。据史料记载，文帝曾经反省自己的治国思想，认为自己“德薄而教不明”，同时他告诫自己的官吏，要用道德教化百姓，而肉刑的存在便与其治国思想相违背。

　　肉刑是用残酷野蛮的方式摧毁和破坏人的身体，通过外在形式摧毁人的意志力，从而达到震慑作用。而肉刑的废除可能比起单纯身体的摧毁更具有教化作用，通过礼与德从根本上提升百姓的思想道德觉悟，培育百姓的羞耻心，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从根本上治民统国。

　　以秦为鉴不可重刑

　　自商鞅变法以来，秦采用极其严苛的秦律为治国之法，以先秦法家的性恶论为思想基础，以重刑主义为其指导思想，虽极为严苛，但也让秦朝从羸弱小国迅速强大，统一六国。同时，严苛的秦律也是导致秦国走向灭亡的原因。陆贾在《新语》中写道：“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之故也。”秦代的暴虐也让汉代的统治者吸取教训。汉高祖推翻秦王朝后，一切百废待兴，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们以秦为戒。汉高祖建立汉朝后颁布《九章律》，虽然刑罚在内容上有所增加，但其表现出来的是贯彻“以德化民”的思想，历史印证，此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百姓经历了严刑峻法、战乱动荡后，最渴望的便是获得安宁富足的生活。在社会矛盾急剧激化的社会背景下，“约法省刑”打破原有秦代的严刑峻法，是十分必要的。而肉刑不仅仅是对身体的摧残，更是酷刑的标志，废除肉刑便是对旧刑制的打破，虽然废止肉刑后的刑罚在一定程度上也很严酷，但其在法律层面对人身心的摧残是大大降低的，也是汉文帝以秦为鉴的表现。

　　废除肉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文景时期的刑制改革在根本上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巩固统治地位。肉刑始于奴隶制社会，在部落战争发生时，摧毁敌人的身体与生命就可以更好地进行部落间财富与资源的掠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劳作形式也日趋丰富，此时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直接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而肉刑对于身体与生命的摧残，与经济发展的方式是相违背的。以“剕”刑为例，受剕刑之人失去足，虽可保住生命，但已经影响其生产生活，在小农经济时代，这极大地影响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劳动生产力，肉刑的存在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相违背的。

　　将肉刑通过做苦力等方式实施，可保留有罪之人完整的身体，通过劳作使他们为国家服务，继续作为劳动力为国家带来经济价值，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废除肉刑，也为文景之治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同时，此举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体现。

　　巩固统治是根本原因

　　事实上，废除肉刑虽然是我国古代刑罚制度的重要改革，但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肉刑的废除仅仅停留在法律条文的形式。肉刑中很多刑罚被改为笞刑，如笞三百后导致更多人丧命，这与废除肉刑的初衷是相违背的。汉景帝时期又继续对刑罚进行改革，他曾两次颁布诏书减少笞刑数量，如笞五百减到笞三百，对于刑具的样式又加以细化，对于受刑的部位以及刑具的薄厚长短加以规定，行刑期间禁止换人等。但是无论是文帝或是景帝的改革，仅仅是将肉体的永久伤害转变为短期的肉体伤害，在根本上并没有放弃严酷的刑罚，只是在法律条文的形式上看似是废除肉刑。

　　这场废除肉刑的改革，表面上看是汉文帝被“缇萦上书”感动，深层原因是巩固统治，换取民心，休养生息，促进民生恢复，为国家建设提供更多劳动力。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