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当网喊话保护正版：化解图书出版行业维权困境应强化源头监管

　　“请拿起强大的技术工具，保护正版，杜绝恶意炒作，让流量敞亮。”近日，当当网喊话打击盗版的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再一次将困扰图书出版行业的图书盗版问题摆在公共讨论话题的焦点位置。

　　自图书出版行业出现以来，侵权盗版问题就如附骨之疽，始终困扰着行业发展。而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兴盛，图书的侵权盗版问题也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

　　虽然近年来相关部门和平台加大了打击力度，但是日益多元的盗版书销售渠道和侵权手段，仍使侵权盗版行为甚嚣尘上，如何进一步强化打击盗版，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话题。

　　电商平台成图书盗版重灾区

　　盗版侵权问题是图书出版行业最大的困境之一。根据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公布的数据，2020年全国共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1700万余件，其中收缴盗版中小学教材教辅达232万余件；2021年查缴各类非法出版物1500万件，共收缴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和侵权盗版教材教辅380万余件。

　　随着电商平台的兴起，早在2016年线上图书销售量就已经超过线下，近年来，随着疫情防控等因素影响，线上线下销售占比差距进一步拉大，也使得电商平台的侵权盗版问题更加突出，尤其受到关注。记者在新浪网旗下消费者服务平台“黑猫投诉”，以“盗版”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相关投诉超过600条。

　　据媒体报道，2021年7月，湖南长沙一位女士在当当网上买到一套疑似盗版图书，并经该书出版社确定为盗版，但在维权时却困难重重，被当当网客服要求同时出具开箱证明和鉴定报告，才能按照法律规定的条款进行解决和赔偿，经过协商，售卖图书的店铺最终为这名女士补发了一套新书，并且下架了相关图书。此外，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后，有消费者发现，其在当当网某图书专营店上购买的同名小说《人民的名义》是盗版图书。涉事销售方则回应称，当时因库存不够，书店是从其他网络渠道购买该书转售给消费者的。

　　侵权手段日益多元

　　事实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普通人在互联网上获得电子图书的成本几乎为零，而这些电子图书有相当一部分是盗版产物。记者检索发现，甚至还有电商平台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打包”售卖几万乃至几千万册盗版的电子图书。

　　看似对大众影响不大的盗版侵权问题背后，还牵扯到庞大的灰色产业链。

　　2019年2月，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向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实名举报两家公司通过网络交易兜售盗版的《皮皮鲁总动员》系列图书，侵犯其著作权。随即牵扯出一起涉及21家出版社、100多万册图书、涉案金额近亿元的特大侵犯著作权案，最终有10人获刑。

　　事实上，图书出版行业受到的“围攻”还远不止于此。

　　近年来，除了短视频平台和各类社交平台等，越来越多的有声读物平台或者音频平台同样聚合了相当一部分受众，第三方数据分析机构“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中国在线音频用户规模保持连续增长态势，2022年在线音频用户规模达到6.9亿人。

　　庞大用户基础下催生的内容需求也导致了侵权盗版的泛滥，有相当一部分博主或者机构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将实体书内容录制成有声书，并且开通付费收听功能，严重侵害图书作品著作权。

　　作家张震以及路遥的女儿路茗茗等人，都曾控诉相关作品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录制成有声书作品，并被发布到音频平台上。

　　建议强化源头管理

　　“如果不严厉打击盗版书产业链，将会给年轻一代的世界观、价值观带来不良影响。”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说道。

　　近年来，各相关部门也在不断持续加大盗版打击力度，国家版权局、工信部、公安部、国家网信办等部门已经连续17年开展“剑网行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等部门也连续多年持续加大力度查处包括侵权盗版书籍在内的各类非法出版物。

　　此外，各平台也加大了对图书盗版的治理力度。例如，2018年10月，阿里巴巴集团与京版十五社反盗版联盟就图书版权保护计划签约；“2021出版人盛会”上，当当网则提出了“1050计划”，并表示将加大市场投放、场景扩量，坚决支持限价，打击盗版等；抖音电商也在2022年1月与京版十五社反盗版联盟签订了图书正版保护合作备忘录。

　　不过，盗版手段多样，销售渠道复杂，往往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难题。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与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杨勇介绍说，依据《出版物管理条例》，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的，须经县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许可，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对相关经营主体身份进行审查，验证其《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不过，因为出版物经营资质信息尚未实现全国联网和公开查询，因此，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经营者其实很难查验《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真伪，这是平台监管的一大难点。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伟君表示，侵权盗版主体过多、方式过于隐蔽、平台缺乏有效管理等一系列原因，带来了极高的维权成本，也导致出版社等权利主体维权的意愿并不够强烈，形成了一个版权保护的“恶性循环”。

　　“不管销售商如何变化营销模式，也不管平台如何更新技术，要真正实现对盗版图书的治理，一定要做好源头管理，只有源头‘干净’了，流出去的泉水才可能是干净的。”杨勇说。

　　杨勇建议，要实现更大力度打击盗版，出版管理行政部门可以进一步规范《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发放与管理，平台则应做好对商家《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验证，压实自身应尽的审核义务。在印制正版图书时，相关主体在图书中应更加注重增加防伪标志，以方便日后权利人的识别与取证。

　　此外，杨勇表示，在做好《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管理后，针对音视频等社交平台的新型运营模式，监管也需要及时跟进，出台更加细化的管理规则，强化对各类营销手段的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