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检法保护知识产权新动作

——以2019年工作为例

成立知识产权法庭、组建专职机构、引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机制，在过去的一年，公检法机关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案件裁判规则、重拳打击涉知识产权犯罪、显著节约维权成本，使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更充分地得到法律保护。

“‘知己’裁判规则库正式上线”。

4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两个重要报告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兼知识产权法庭庭长罗东川表示，该法庭2019年立体化地向社会公众提交了一份工作成绩单，同时宣布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规则库（“知己”裁判规则库）正式上线。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范雪飞说，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自2019年1月1日揭牌成立以来，进一步统一全国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裁判尺度、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抓手之一。它将方便法官进行“主动式学习”，助力实现跨层级、跨区域高效解决类案争议。

6天后，公安部发布消息称，自2019年年初组建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全面承担指导全国打击食药环和知识产权犯罪以来，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食药环和知识产权犯罪案件3.9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5万名，涉案价值352亿元。

公安部发布消息3天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厅长郑新俭公开表示，最高检自2019年12月决定在北京、广东等6省市三级检察院开展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工作以来，截至2020年3月，告知率达90%以上，预期成效初步显现。

“知己”裁判规则库下的转变

什么是“知己”裁判规则库？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开信息显示，它是我国首个专注于收录、整理、发布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裁判规则的数据库。首批上线的规则收录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2019年作出的最具典型意义和指导意义的一批裁判文书和裁判规则。

公开资料显示，该裁判规则库创新绘制了技术类案件审判“规则脑图”，直观呈现规则全貌，方便法官学习，较快掌握规则体系，可以进一步推进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与各高级法院、知识产权法院、专门法庭之间的“1+76”协同化建设。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成立后的重大成果之一。据罗东川介绍，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2019年全年受理各类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1945件，占最高法全年受理案件的50.6%。其中，民事二审案件962件、行政二审案件241件，管辖权异议上诉案件481件。

这些案件显示：权利要求解释、创造性判断分别是专利民事、行政案件中的核心问题；植物新品种案件中涌现的法律问题愈发多元化；技术秘密案件审理难度较大；计算机软件案件争议焦点集中；技术问题违约事实查明是重难点；管辖等程序性案件数量大、类型多。

罗东川表示，进一步统一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裁判尺度，是党中央赋予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职责使命，也是其设立的重要目标。过去一年，法庭充分利用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二审集中管辖的优势，打造出一批有社会影响力、有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价值的标杆案例。

4月16日当天，最高法还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年度报告（2019）》《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2019）》摘要，5天后，又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2019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根据不同技术领域特性，通过个案总结类案经验，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树立了一批标杆案件。罗东川说，如该法庭的“第一槌”审理的“厦门卢卡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等与被上诉人法国瓦莱奥清洗系统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阐明了判令停止侵害的部分判决尚未发生效力时临时禁令的独特价值，明确了判令停止侵害的部分判决制度和临时禁令制度并存适用的条件和规则。该案被确定为最高法指导性案例，并评为2019年十大民事行政案例。

一般情况下，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涉及较复杂的技术事实查明，审理周期较长。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成立后，完善法庭内部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推动在全国范围内促进技术调查人才按需流动，牵头筹建“全国法院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库”，建立“全国法院技术调查资源共享机制”，编写发布《技术调查官工作手册（2019）》，使技术查明程序、调查规范化，有效推动了案件审理周期，该法庭二审实体案件的平均审理周期缩短至73天。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练军认为，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的成立及相关制度实践产生了多方面的法律和司法效果，值得肯定。该法庭在提高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质效，节省人财物成本，协调审判资源，加大最高法对类案的统筹协调，为促进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裁判标准统一等方面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背后的作为

与法院系统不同，检察机关积极履行检察职能，2019年共批准逮捕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4346件7430人，同比分别上涨31.5%、24.3%；提起公诉5433件11003人，同比分别上涨21.9%、32.2%。经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154件175人；经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11件139人，公安机关撤销案件105件145人；经决定，向法院提起抗诉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58件，改判52人。

郑新俭表示，过去一年，针对办理知识产权案件司法实践中取证难、定性难、数额认定难等问题，各级检察机关以系统性、整体性、重塑性内设机构改革为契机，积极组建专业化知识产权办案团队，强化专业能力建设，提升案件办理规范化水平，成效明显。

据最高检统计，1999年至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人数增长约56倍。近5年来，侵犯商标权类犯罪占全部知识产权犯罪的比重达90%左右。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福建、四川等地，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较集中。

针对这些情况，最高检自发布“2013年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以来，每年发布上年度保护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今年案例总数增至18个，创历年之最，并自去年12月起在北京等6省市试点开展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工作。

什么是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工作？据郑新俭介绍，该工作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率先开始探索，后在上海市8个金融检察部门试行，2018年5月全面推行，得到了权利人的好评。它要求检察机关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以及涉知识产权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在受理审查起诉之日起10日内，主动向权利人告知其享有的12项诉讼权利和应承担的5项诉讼义务，使权利人积极参与诉讼，维护合法权益。

目前，该告知工作主要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省（直辖市）人民检察院三级检察机关开展试点。为何在这6个省市开展试点工作？郑新俭说，主要是考虑上述省份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约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具有代表性。

最高检发布的“2019年度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中，“江苏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与常熟市虞山镇鑫龙娱乐会所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支持起诉系列案”就有检察机关履行上述职能的行为。常熟市检方履职过程中发现相关线索后，及时联系了受害人。

刘练军说，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工作，对权利人而言是重大利好，可以使其更充分主张自身合法权益，显著节约维权成本。对司法机关而言，权利人可及时补充权利证明、经济损失等证据，对涉案专门性问题发表意见，有利于其查明案件事实。

郑新俭答记者问时，以江苏徐州市检察院办理的“菠萝小说网”侵犯著作权案为例说，当地检方在办案过程中，因权利人众多，难以逐一查找，对部分权利人以公告告知，红袖添香、网文欣阅两家公司看到后及时和徐州检方联系，为查明被侵权书目等很好地提供了便利。

司法保护“知产”成效明显

从20年前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人仅190余人到去年的 1.1万余人，从全国首家知识产权审判专业机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正式挂牌履职到2019年法院新收和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增幅双双突破40%，我国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成效越来越明显。

范雪飞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知识产权带来的财富呈几何式增长，客观上为不法分子觊觎含金量高的知识产权提供了可能。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公检法机关不断完善有关司法解释及裁判规则，为保护知识产权织密了法网。

刘练军表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等的发布，为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指明了方向，公检法机关发布司法解释、制定准则，促进案件裁判标准统一，创新工作方法等措施，均有利于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