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依法防控疫情之道

　　当前，全力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已成为全国公共事务的重中之重。实际上，古代中国在“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的磨砺下，逐渐积淀完善了一套较成熟的防疫制度举措，可为当前依法防控疫灾提供历史参照。

　　□张艺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沈玮玮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古人生活的世界常常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炎黄子孙历经磨难积淀下的勇敢和智慧，在传统中国演变为一套成熟的防疫制度举措，可为当前依法防控疫灾提供历史参照。

　　依法防疫制度举措的基本思路

　　及时获悉疫情并迅速确诊是抗疫的前提。睡虎地秦简《封诊式》早已载有：“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五（伍）丙，告曰：‘疑（疠），来诣。’……令医丁诊之……。”这不仅意味着秦代已经建立了疠疫的确诊标准，而且要求基层及时上报。隔离是最直接有效的抗疫方法。《封诊式》亦载：“某里公士甲等廿人诣里人士五（伍）丙，皆告曰：‘丙有宁毒言（通过唾液传播的一种皮肤传染病），甲等难饮食焉，来告之。……讯丙，辞曰：‘外大母同里丁坐有宁毒言，以卅余岁时（迁）。丙家节（即）有祠，召甲等，甲等不肯来，亦未尝召丙饮。里节（即）有祠，丙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桮（杯）器。甲等及里人弟兄及它人智（知）丙者，皆难与丙饮食。”即知道丙患有疫病，皆不与之进行接触；明知已患者需主动隔离，这表明秦代已经要求基层自觉隔离。为了防止监狱出现大规模疫情，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则规定，尚未定罪但可能判处重罪的疑犯若感染麻风病（疠），或送往“疠所”隔离执行，或定杀之：“甲有完城旦罪，未断，今甲疠，问甲可以论？当（迁）疠所处之；或曰当（迁）疠所定杀。”轻罪者则隔离执行。

　　自汉代起，官方就派遣医官巡诊疫区，为患者免费施药甚至由皇帝颁行药方。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即专门腾空一些舍第对患者进行隔离，集中治疗。建武十四年（38）会稽再次大疫，死者万数，太守钟离意“独身自隐亲，经给医药，所部多蒙全济。”地方官置生死不顾而独自深入疫区实属难得，因为汉代已有感染疾疫而亡的官员记载，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

　　及时报告灾情、隔离防护、医疗救治、官员亲临一线指挥等早在秦汉就已成为抗击疫灾的基本制度举措，另外还强调个人卫生、整治环境，采取减免赋税、祭祀祈福等仁政举措。后世不断总结，除了在制度细节方面完善外，还逐渐加入了市场和科技带来的防控新法。

　　依法防疫制度举措的重大革新

　　北宋庆历八年（1048）暴发疫灾，参与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名臣富弼认为，以往“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集中隔离会造成疫疾的二次传播，并且若调配不济，实为害人。于是，他大胆变革：“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辄遣人持酒肉饭糗慰藉，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葬之。”富弼除了号召官民并举，出粮救灾外，还征集住所达十万余分开隔离灾民。同时，以报酬和请功相报动员退休和候任官员，并好生犒劳。最后开放国有“山林陂泽之利”使民自救，并及时安葬尸体。

　　南宋的董煟撰写了第一部处理灾荒的专著《救荒活民书》，核心是保障救灾粮食（物资）供给，除打开常平仓、发放义仓、劝有米大户卖粮之外，还特别禁止官府“遏籴”（即禁止本地粮食外运）和“抑价”（即压制市场粮价或直接规定官价）。“遏籴”和“抑价”只能暂时平抑灾区物价，最后会造成灾区无粮可购的窘迫。早在董煟之前，唐代的卢坦，北宋的范仲淹、赵抃、包拯都坚持将不抑粮价作为灾区粮食供应的根本，直到清代的方苞依然坚持。例如范仲淹在杭州知州任上处理粮价一致，即“二浙阻饥，谷价方涌,斗钱百二十，公遂增至斗百八十，……于是商贾闻之，晨夜争进，唯恐后，且虞后者继来，米既辐辏，遂减价，还至百二十。”史称富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然他并未考虑市场的力量在调配救灾物资中的巨大作用，作为一直在基层为官的董煟则勤加观察，善于总结，将富弼主张的以官府为主导的“自救”之法扩充到以市场为主导的“他救”之法。政府干预和市场调配协调抗疫的体系自宋代已基本形成。

　　明末清初已采用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康熙还曾下令强制接种：“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同时特设“查痘章京”一职督办。到18世纪，清代建立了严格的边境检疫制度，“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西医科学的抗疫方法在清末成为决胜疫灾的法宝。1910年底，伍连德指挥扑灭了东北暴发的肺鼠疫，他亲赴疫区解剖死尸追踪病源，大胆提出肺鼠疫的疫情发病源，建议采取建立隔离医院、控制疫区交通、加强铁路检疫、火化鼠疫患者尸体等举措，央地协同作战，成为科学防疫专家实践与政府行为相结合的抗疫典范。

　　依法防疫制度举措的生成动因

　　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是当前和今后取得抗疫胜利的关键保障。秦汉之所以能形成依法抗疫的基本举措在于，法家主导的秦律事无巨细之特点，必然会对包括对抗疫各项举措加以考虑。汉代则因儒家思想的介入，诸如皇帝下“罪己诏”和祈天保佑、减免赋税休养生息、官员身先士卒等道德性的制度举措便应运而生。

　　宋明抗疫举措革新则是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士大夫知识水准和治理权能的提高，让抗疫制度更加务实；清末西方医学知识的输入则让依法抗疫更具说服力。而制度的完善均需虚心总结和大胆改革，例如富弼、董煟、康熙和伍连德之辈。唯有统合国家和市场资源，充分依赖信息和科技，坚持传统与革新并重，才能在依法防控和治理疫灾上走出中国特色之路。